张晓波:立宪与革命:俄国1917年的历史根源

——兼与秦晖教授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86 次 更新时间:2005-12-02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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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列宁

  

  1917年俄国“大雪崩”

  

  1917年2月23日(俄历),彼得格勒由于运输设备不足致使商店里面包脱销,不满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变成自发性罢工。沙皇怀疑杜马参与了骚乱的组织,于26日下令解散杜马。杜马抗命不尊。次日,局势突变,镇压骚乱的首都卫戍部队有几个团哗变,迅即引起全面的倒戈。杜马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调兵谴将却无人理睬,终于被迫在3月2日服输,临时政府于同日成立。历经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在短短几天之内便在几乎未经流血的情况下土崩瓦解。

  这样的崩溃速度实在令人眩晕,不仅出乎自由派中的左右两派意外,社会革命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也深感到惊诧。

  就在革命爆发之前的两个月,布尔什维克中一贯以倡导革命论、作风强硬的领导人与贯彻者、毕业于“西波利亚流亡学校”的列宁(房龙语)在苏黎世作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这些老头子也许等不到未来的革命了”,其时列宁尚47岁。列宁是一贯的革命论派,出此语,其绝望可想而知。及至革命爆发之际,列宁尤藏匿在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中,因为雪崩速度太快,竟无法迅速返回俄国控制局势。布尔什维克党内外的其他一些革命家也持这种怀疑态度。彼得格勒著名的布尔什绍克瓦?卡尤罗夫(苏联历史学家很乐意引用他写的回忆录)就讲过,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实在是“提心吊胆地”决定支持罢工运动的,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可能发生的革命会如此临近”。

  史学家尼?苏汉诺夫对卡尤罗夫的看法表示同意,他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他还补无说,“几乎谁也没有把二月二十三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情看作是革命的开端。人们认为,这一天发生的运动同上星期的运动很少有什么差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姆斯提斯拉夫斯基也坚持认为,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他说:“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党内人士还象福音书中熟睡的无知少女一样”。另一位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断言:“革命犹如晴天霹雳,不仅使政府惊慌失措,而且也使杜马和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它也是一件十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兴的事情”。连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也写道,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也“远未想到要武装起义”。克伦斯基则回忆当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二月二十六日晚在他的官邸聚会时,布尔什维克派尤烈涅夫曾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革命,军队中的运动正在消失,必须准备采取长期的应付办法”。

  当时,关于这方面的一份非常著名的文件,是罗将柯呈递沙皇的最后一刻“奏折”。这封奏折和随后的面折廷争发生在二月十日,即革命开始前两个星期.它一方面证明了杜马主席的勇敢、耿直和有先见之明(不知为什么却遭到一些历史学家不公正的讽刺和蔑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帝王的昏馈无知和疏忽大意。罗将柯说,上书之后他曾当面禀奏“我向陛下告警,我确信,不出三个星期就会爆发推翻陛下的革命,陛下就不能继续统治了。”沙皇问路“您为什么这样认为呢?”罗将柯答“根据已出现的一切情况判断…”沙皇相信命运地说,“啊上帝保佑吧。”罗将柯况“上帝不会保佑的,革命已经无可避免”

  在所引以上上面这些话怎能说明革命是“合乎规律的”和不可避免的呢?怎能说这是党和伊里奇的预见呢?……诚然为了公正起见,应当再加上一句:不但对于革命者来论而且对于沙皇及其许多亲信来说这场革命部是出乎意料的。

  当尼古拉二世读完杜马主席罗将柯报告彼得堡开始爆发革命的电报后,他说了一句已被载入史册的话:

  “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需回答他!”

  “雪崩”一开始,便犹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打开,各种势力一齐涌出且势如江河决堤,一转眼间,革命被引上血腥、暴力和依仗多数人的名义实行“暴政”的新一轮专制。虽然在前期,革命能控制在态度相对温和的君主立宪党人手中,但随着局势的发展,革命越来越朝着激进的方向运行,《四月提纲》、七月罢工接踵而至,最终在激进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的联合冲击下,临时政府为苏维埃政权所取代。

  一个历史时代寿终正寝,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时代到来了。

  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有很多相近的因素,似乎都暗示了一个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最终崩溃,同样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尽管在俄国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的人不多:知识分子在此前百年间不余余力的“启蒙”与形式上千差万别的反抗、教会腐败堕落在知识界与高层已不是新闻——甚至牧首本人都是沙皇任命的、沙皇本人的无能与残暴、宫廷丑闻时有发生——尤其是疯癫圣愚拉斯普京干预朝政已使民众对皇族的信任荡然无存、官僚集团内部腐败堕落、斯托雷平改革之中的程序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民众之中的怨恨剧增……,俄国局势的“法国化”似乎都征兆革命已然不可避免。一七八九年,法国人在自由女神的召唤下,通过一场来势异常迅猛的大革命宣告了一个动荡不安且激荡人心的十九世纪提前到来,英国近代史家霍布斯鲍姆以法国大革命为开端,将1789—1848年这一时间段名之为“革命的年代”。一九一七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十九世纪”之后,发生在欧洲大陆另一端——俄国的两场接踵而至的革命把漫长等待、黑暗无边、冷漠且腐败堕落的十九世纪终结了。无论今日世界对于前苏联和共产主义体制如何污蔑,但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十月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创的又一次革命传统与典范意义,绝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1917年俄国革命,一如法国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今日研究革命的史家,不出两种类型,一,研究大革命为何会发生,二为研究革命当止于何处?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历史研究中存在不同的态度,前一种态度肯定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关系,从而以此完成历史研究的当下意义——“以史为鉴”、“明史知世”。后一种历史研究关注的重心是革命的结果,即把历史研究从结果往原因倒退,假设结果为恶,然后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恶因,在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后一种所谓的“历史研究”(或者革命史研究)往往不过是当下的政治策略和话语策略。以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为例:后一种雅好历史的人士喜欢如此设问,若法国大革命止于吉伦特派这些温和人士之手,那就不会有雅各宾党人的恐怖与血腥,若俄国革命止于克伦斯基为首的温和立宪党人,那大概也不会有后来的那个充满广场恐怖症的社会主义帝国。不妨补充一句,这一类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单调到了只会复述一个“真理”,“革命即是恶”。

  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究竟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一问题在西方历史学家、苏联历史学家、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的不休争吵中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答案似乎仍不明了,苏联专家攻讦西方学者的方法论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方法,即使不是唯心主义的,似乎也难以掌握真正的历史观去研究革命之原由、真相以及革命之功业,在多数苏联学者看来——尤其是相对自由开明的二十年代之后,二月革命委实不过一场铺垫,犹如列宁所说1905年革命仅是1917年大革命风暴来临之前的一场斜风细雨,而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恰恰是打开了帝国主义链条之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依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伟大设想,即使十月革命有悖西方先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同时在几个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进而通达世界革命——的初衷,但他绝非修正先知的观点,而是切实执行了先知们的观点,不过先在一个落后、野蛮、愚昧的国家为世界革命打开一缺口而已。二十年代之后的苏联史家多数依照列宁生前的设计来描绘这场革命,不过又添上一个主要的操作者——斯大林,而把托洛茨基、米高扬等人置之一边——非但无冷猪肉可供侍奉,而且多加挞伐与污蔑。

  西方学者对在苏联出现的汗牛充栋的研究1917年革命论著——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之际,这一研究著作的数目已达2万之多——似乎多有轻蔑,此种毫无价值的研究著作不过是为完成克林姆林宫的定货而浪费纸张的工业产品,犹如苏联制造的轻工业品,虽能在机械化操作下批量完成,但质量之低劣则可想而知,甚至一度在斯大林时代执掌苏联历史正宗的波克罗夫斯基及其门生,无不被人认为仅仅是挖掘或诠释能增列宁、斯大林历史光辉而给旁人抹上黑色的资料搬运工或纯然不懂历史的门外汉。至于波克罗夫斯基等人所反复论证的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则多被认定是一帮组织有效的特卡乔夫分子在列宁这个充满乌托邦式的狂热、对鲜血麻木不仁的撒旦的领导下的一次对现代民主制与自由主义的反攻倒算,此次革命,较之尼古拉二世卷土重来犹更为残暴酷虐,更因斯大林这撒旦二世的所作所为实在令西方学者寒颤不止。在十九世纪令众多哲人、革命者、诗人人心目眩晕的“社会主义”一词俨然成了“动物庄园”或“古拉格群岛”的现代表述。在二月革命之中起中坚作用的立宪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所设想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虽则在这次可怕暴动之后成了不幸的牺牲品,不过历史若能选择——此一问题,着实让近世所有先哲头疼不已,毕竟先知们亦如愚人一般短命,都无法站在历史的终点告诉后人历史是否是一幕可喜的话剧或历史终是徘徊无定的闹剧——那么,这一问题根本无须与苏联史家争议,二月革命便是最佳选择。

  这种来自来意识形态之间的不休争诉直至冷战之后似乎方有和解,正因为74年之后,历史又一次反攻倒算,日裔美国学者福山骄傲地向世人宣称——历史到此终结,民主制最终战胜了集权专制,而今日俄罗斯之史学界也开始检讨当日之失算,以至让雅各宾党人篡权,致使俄罗斯在黑暗与暴政之中逡巡70余年。

  本文所评述的秦晖教授关于俄罗斯十月革命所做的历史研究,绝不是后一类无史感的史家所做的“历史研究”。秦晖教授及其夫人金雁女士通过对俄罗斯大革命之前两百年农奴制的发展与解体的研究,并着重考察了斯拖雷平改革及其后后世(1917年)所施加的影响之后,秦晖教授在两篇论述十月革命的文章中基本认为,社会公正的缺失导致了1917年立宪自由派的失败,从而走上革命之途。2004年,吕新雨女士曾就俄罗斯大革命问题做过一次比较详尽的论述,吕新雨女士将十月革命的背景纳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互动体系之中加以分析,并驳斥了秦晖教授关于俄罗斯大革命的一些的看法。本文不打算评述秦吕之间的争论,但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秦晖教授与吕新雨女士对于革命的看法之中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自己的缺失。革命,并不是一个后来需要去被论证可行或不可行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在当日无法预估却已经发生的事件,在后人看来却明白无误的历史事件,身在历史当中的重要人物却是一团迷糊。今天,十月革命及其历史意义,无论是她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所见到的几乎都是相同的方面,只不过措辞大有不同而已:十月革命开创了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缔造了苏维埃、十月革命开创了另一种社会革命的模式、十月革命确立了另一种范畴的价值观与社会观,总而言之,十月革命给二十世纪提供了另一种历史想象的可能。

  

  从“皇宫与前景的对抗”到“混乱的帝国”

  

  1833年,普希金在他那旨在纪念十二月党人革命的长诗《青铜骑士》中,以1824年彼得堡大洪水喻指沙皇治下之俄罗斯,“在那可怕的一年,先帝(指亚历山大一世)依然带着无上的光荣统治着俄罗斯。现在,神情忧郁又带困惑,他走上露台说道:‘沙皇不能遏制这些自然力量,因为它们属于上帝。’带着哀伤悲戚的眼神,他沉思地看着这可怕的景象。街道象是一条条腾泻的河流,公共广场变成了一片片湖泊。巍峨的皇宫像是一个阴郁的小岛,被困在水的中央”。[1]而四周的洪潮却不断冲击着彼得大帝所开创的现代帝国,帝国象是一个泥土和物什堆砌的巨人,在洪潮之中不断散架,“一起铺天盖地式的包围!一场横扫一切的风暴,洪讯像是一群凶残的野兽,攀缘到千家万户的窗台。小船乱糟糟地游来荡去,船舵敲打着房屋窗户的玻璃。桥梁被洪水摇撼得松松垮垮。水面漂浮着阁楼散架后的碎片、木椽、顶板、囤积商的什物杂件、可怜穷人家的日用家具、轻便四轮马车的车轮、以及来自被冲毁的墓地的棺柩——所有这些杂乱的物什,横七竖八地在大街上飘荡”[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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