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波:立宪与革命:俄国1917年的历史根源

——兼与秦晖教授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07 次 更新时间:2005-12-02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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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  

  1825年之后的俄罗斯帝国,“巍峨的皇宫像是一个阴郁的小岛,被困在水的中央”,在皇宫与洪潮的对抗中,巍峨的皇宫随时有可能象1824年彼得堡大洪水中的什物一般被现代洪流所卷走。在普希金的天才笔意之下,一个现代悲剧正从彼得大帝一手创制的彼得堡展开,彼得堡城市的恢弘与壮丽,这座城市以之为基础的疯狂思想——即认为帝国的一直可以永远驯服和主宰变幻莫测的自然的疯狂思想;自然的报复如同地壳即便那样突如其来,粉碎了人们的各种生活和希望,把彼得堡的恢弘庄严碾成了碎石碓,彼得大帝那座魁伟的青铜骑士神人雕像成了一座偶像,彼得的王位后继者是如此的无能且令人悲哀,“他们的皇宫是一个孤岛,与布满周遭的、沸腾骚动的城市相互隔绝,没有希望;记录了第一次反叛被镇压后过了很久还在塞内特广场的反叛精神,不管它是多么的微弱——‘等着瞧吧’”。[3]普希金的声音尚未被尼古拉的警察帝国所熄灭,赫尔岑与欧加缪夫已在麻雀山上击掌而誓,“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而献出我们的一生”[4],‘等着瞧吧’,“汉尼拔的复仇”迟早将会来到。

  失去动力的帝国 在赫尔岑诸多评议尼古拉一世(1825—1855)文字中,以下一段文字是最为切中要害的,“他没有变成一个俄罗斯人,从而不再是一个欧洲人……在他的系统中没有任何原动力……他把自己圈限在对于任何渴望自由和进步的思想的迫害上……在他长期统治下,他最终影响了几乎所有的制度,给每一个地方都引入了瘫痪和思想的因素”[5],赫尔岑将尼古拉一世的帝国视为一个缺乏原动力的帝国,这一比喻中恰当地引入了现代技术成分。显然,这一对尼古拉一世的判词的基点确立在俄罗斯——西方这一横向对比的语境中,在十九世纪的早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并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占有殖民地,西欧——主要的是法国和德国的普鲁士,工业化完成的时间段也差不多是在十九世纪的早期,而在北美,新兴民族—国家已经日益强大,甚至有称霸西半球的野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赫尔岑以及其西方派同仁在1840——1860年间对尼古拉一世及其帝国发起了批判,但这一批判在俄国语境之中,只得到了一部分西方派自由知识分子的附和,却很难得到官方以及斯拉夫派的称誉。

  自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一世以来的俄罗斯帝国,政权的合法性主要地取决于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的成功以及对外军事的不断成功和帝国领土的不断扩张。彼得大帝引进西学,迁都至波罗的海之岸的彼得堡,改革军政,移风易俗,发展俄罗斯近代工业,从另一个角度看,十八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其在世界上的处境并不如中国于19世纪中叶的处境那般艰难,只有西欧国家英国与荷兰开始了真正近代化与工业化之路,西邻德国尚处于四面纷争、诸侯争霸,而长城之内的中国又长期沉湎于黑暗与专制的中世纪之时,彼得大帝把眼光转向西欧,以引进近代工业发展俄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制,改革教会并使之屈从于国家权力,这些措施在当日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与开放性的眼光。但与这些措施具有的现代化的功用的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并没有掉转向度,而是朝向加强沙皇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农奴制与国家对精神世界的操纵与控制之路上奔去,此正马克思所谓彼得“以野蛮制服了俄国人的野蛮”。

  “彼得大帝采用谋杀和恐吓的方式,强行向欧洲打开一扇窗口,开辟俄罗斯进步与成长的道路;尼古拉一世和他的警察则以武力镇压和血腥屠戮来关闭这扇窗口”[6],尼古拉一世拒绝任何触动其利益或农奴主、贵族利益的改革,对于增进农民的福利、解放农奴以发展工业、引进现代先进技术等等这些来自西欧的“瘟疫”,他和他的政府一概敬而远之,他唯一关心的是如何消灭俄罗斯内部的反对派和扩张帝国的疆域。“各类思想家对于不发达的所付出的代价与人的代价都很清楚,莫斯科的贵族恰达耶夫和彼得堡的平民别林斯基就是如此;两位思想家都说俄罗斯亟需要的是新的彼得大帝。重新打开的西方的窗口。”[7]但这类思想家毕竟是少数。这个帝国以及帝国的思想界仍然是缺乏动力的,在这一缺乏动力的思想界中,毫无疑问地包括了艾恺所指出的“国家正统派”和斯拉夫派,甚至还包括一部分西方派,“在尼古拉时期,即使那些激进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赞成西方世界的思想家们,也具有政府所赞成的许多经济的和社会的偏见:赞成增进农民利益的运动,歌颂农民地方直治的各种传统,反对资产阶级和工业”[8]。在十九世纪早期西欧工业化大背景之下,俄罗斯沉滞不前了,彼得的子弟们依然以彼得的皮鞭和血腥向他的子民横征暴敛,但无论如何,这个大帝国的政治合法性却在一步步减弱。1812年和1848年,两任沙皇以其淫威使欧洲恐惧,卫国战争以及协助东欧君主扑灭1848年革命火焰使得沙皇和帝国官僚的狂妄自大进一步提升,然而,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停滞之后,但这个虚弱的巨人实在已不堪一击了。

  皇宫与前景的对抗 普希金死后,继承其事业并敏锐关切社会问题的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曾在1841年作长篇叙事诗《恶魔》,诗歌尾声处,莱蒙托夫写道“我的悲哀永远停留在这里,象我的生命一样没有终结的时期,身而在坟墓里也不能安息!有时,它象一条蛇似地纠缠;有时,它象火焰似地燃烧,毕毕剥剥地响;有时,又象巨石紧压着我的思想——一座永远无法毁坏的陵墓,埋葬着我的死去的热情与希望!”[9]莱蒙托夫的“恶魔”,是一个高傲的、痛苦的恶灵,这个形象阴沉而又庄严:他有着无限的痛苦,因为“做恶使他厌倦”,同天国和解又不可能。在他看来,世界“变成了一个寂静和沉默的”世界。在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中,庄严肃穆的皇宫依然巍然矗立,但四周却已是洪水汹涌。然而,在莱蒙托夫的笔下,魁伟的宫殿不见了,即使是天国也令诗人厌倦。这是1840年代与皇宫相对的“前景”——“埋葬着死去的热情与希望”。这一“前景”在1840年代—1860年代的俄罗斯的艺术家们所留下的艺术品中留有深刻的印痕。“恶魔”的孪生兄弟“毕巧林”,冈察洛夫的懒汉“奥勃洛摩夫”,甚屠格涅夫那位伟大的演说家“罗亭”也因厌倦俄罗斯之沉闷而战死在异国的街垒,“你动弹不得,甚至不能做梦;稍显思想之迹——稍露心中无惧之象,便涉危险;你必须装出畏怖、颤抖模样,即使没有真实理由要畏怖、颤抖——那几年,把俄国民众造就到这种地步。长年累月的恐怖……处处弥漫,压跨了大众的意识,剥夺了他们思考的欲望与能力……极目而望,不见毫芒之光——‘你完了’。天和地、空气和水、人与兽喊道——万物胆裂心碎,仓皇避祸,有洞就钻”。[10]这便是那一连串“多余人”故事的由来。尼古拉亲手设立的第三厅的监视和恐怖,使俄罗斯知识阶层不得不隐遁幕后,但在另一个纬度上,帝国知识阶层以无声的抗议对抗整个国家,更有涅克拉索夫仍然在坚持他的《现代人》,尽管这行动卑微且谨慎。

  如果把前景的幕布往前拉大,那么这一抗议的表达形式主要是由帝国各省份蜂拥而起的农民运动完成的,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三十年间农奴反抗次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规模不断扩大,以四年为界限,以下为统计数据:

  时代

  1826——1829…………85

  1830——1834…………60

  1835——1839…………78

  1840——1844…………138

  1845——1849…………207

  1850——1854…………141[11]

  这一幕布的最广阔的背景处,宗法农奴体制正在不断瓦解,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日益增大,交换的作用急剧增加,工业发展和机器的使用尽管依然缓慢但却已经受西欧的影响开展了,世袭领地的和占用国家土地的手工业生产逐渐衰弱,雇佣工人已经明显多于农奴,现代城市在发展,形成资产阶级核心的商人在增加。[12]这个过程,包括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因此,必须解放农奴这个严重问题更加尖锐起来。“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阶段,一般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13],“欧洲民主运动的再起,波兰的动荡不安,芬兰的不满情绪,所有报纸和整个贵族阶级的要求政治改革,《钟声》在全俄国的广泛传播,善于通过被检查的文章来培育真正的革命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强有力的宣传影响,鼓动传品的出现,农民由于对‘常常’要用血腥镇压才能强迫他们接受洗劫他们的‘法令’的不满而产生的激愤情绪,贵族——调停官的集体拒绝行使这样的‘法令’,大学生的混乱不安——这样的情况下,最细心而冷静的政治家是应该承认革命的爆发完全可能,农民起义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危险”[14]。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不是自上而下地改革,便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绝对主义:自我更新与“混乱的噩梦”

  

  1856年,克里木战争师败辱国,在欧洲工业化强国英国与法国面前,俄国这个患上了时代错乱症的虚弱的巨人一败涂地,沙皇绝对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受到挑战。战争落败暴露了整个俄国经济的落后和国家管理制度的缺陷,这一切都说明了已经不可能继续保持老朽的制度。尼古拉一世的继承者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来解决这一点,比从下面解决要好些”[15]。经过一翻讨价还价,“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终于出台[16]。

  在“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体系之中,尤以“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赖地位的一般法令”最为重要。该法令废除了农奴制,确立了农奴人身自由的地位,以及从产权上肯定了农奴获得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但该法令依然规定农奴必须以高价向地主或国家赎买土地。然而,在一八六一年之前,俄国农民与地主根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概念,俄罗斯的Помещик(地主、领主)一词,本身就是Поместь(领地、领土)一词衍生而来,而Поместь(领地、领土)又是从Место(地方)而来。Место与人发生联系,是指一个人统治一块Место(地方),而不是成为这块Место(地方)的产权所有者。Помещик是由传统波雅尔贵族或军功贵族演化而来,他们是获得封建世袭权力的血缘贵族。因而,一八六一年前的俄国土地制度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在俄罗斯农奴的观念之中,全俄罗斯的土地被理解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改革之后,Помещик退出了对Поместь的传统权力,但通过法令,依然享有部分原有Поместь,并且获得了最为肥美的土地。农奴非但要出高于原土地市值的价格购买土地,而且传统村社中的土地被分割出去,使村社的土地重分功能进一部丧失其可调动资源。“在俄国北部,土地价值较低,实行食物代役租,地主索取了几乎两倍于市场价值的土地赎金。在俄国南部,主要实行劳役租,而且富饶的黑土地适宜生产利润很高的出口商品粮,因此乡绅想方设法夺取了高达25%的农民土地”,因而,农民非但“背上了沉重的赎金债务,又要忍受对他们原来耕地的土地的剥削”[17]。

  绝对主义国家在1861年的自我更新,重塑了自彼得大帝以来的司法体系,土地贵族获得了地方自治局,城市也建立了市政议会,从一定程度上说,改革部分满足了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的要求,解放农奴的行为也使政府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资源。但改革并没能平息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反而使国家更进一步陷入了危机之中。由于改革之前的无土地产权概念,“在公社农民的意识中留下的印象是,农村公社现在只有以前产业的一半。1861年改革只得到了一半的土地,似乎还没有完成改革。于是农民们便梦想着要完成它,并且根据关于土地公社的观念,土地被认为并非属于个人的财产,而只是供个人使用的一种分配。这样一来,农民就认为全国内的土地是一种可以抽取分派的资本,甚至用尽了为止,这就是后来革命的胚胎”[18]。如果把这一改革置入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扩展、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兴起的蓝图上来理解,1861年绝对主义帝国的自我更新运动是这一欧洲最为漫长的绝对主义国家在面对西欧与本国的双重威胁之下的努力,但绝对主义帝国的积弊太深,未能使俄罗斯走上纯粹的“普鲁士道路”。在《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这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中,列宁写道,在1861年改革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一下子产生,徭役经济不能一下子消灭。因此,唯一可能的经济制度只能是一种既包括徭役制度特点又包括资本主义特点的过渡的制度。改革后的地主经济结构也确实正好具备了这些特点。过渡时期所固有的形式虽然多不胜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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