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0 次 更新时间:2015-08-01 1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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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近研治中国学术史,好以派分。除以各个流派为对象的专题研究之外,在一般综合或分科的学术史著述中,学派也往往是条贯的脉络而成为论述的中心。而在学术发展史上,名目繁多的流派是否实有,如何形成,如何判断其主体与边际或内涵与外延,按照学术流派来研究学术史,其高下良否、利弊得失究竟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前贤与时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异域学人艾尔曼(B. A. Elman) 专文讨论了清代学术流派; 香港饶宗颐教授所作《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不仅论及史统、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还辑录了历代重要的相关史料。按照学术流派来探寻学术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固然有简便易行的好处,但也的确存在看朱成碧、倒述历史、以偏概全、简约而不能准确展现复杂事实及其联系纠葛的种种弊端。治学须破除门户之见,而破除的前提是能够分别门户。如果分不清而不分,就并非超越而是识浅。鉴于学派问题至少是近代和当下学人看待中国学术史的重要观念,与其先验地将学派作为研究的实在对象,毋宁探讨这些对象的由来以及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一、道统与派分

  

   1903 年《国民日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道统辨》的文章,其结语断言: “中国自上古以来,有学派,无道统。学派贵分,道统贵合; 学派尚竞争,道统尚统一; 学派主日新,道统主保守; 学派则求胜前人,道统则尊尚古人; 宗教家有道统,学术家无道统也。吾非谓宋儒之无足取,吾非谓理学之不足言,不过发明宋儒之学为学派,而不欲尊宋儒之学为道统耳。”[1] 清季激进知识人议论学术,主要是借学术话题表达政治理念,《道统辨》的作者也不例外。他说:“中国学术所以日衰者,由于宗师之一统也。宗师之统一,即学术之专制也。统一故无竞争,无竞争故无进步。溯其原始,孰非异学消亡之故乎? 故道统之名立,始也排斥周末之子书,继也排斥汉儒之考证,又继也排斥魏晋之词章,是则道统未立之先,仅为孔教统一,道统既立之后,更为宋学之专制矣。至宋学之专制成,而凡立说之稍异宋学者,悉斥为事杂言庞,于是更缘饰经传一二语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清代思想学术,虽然方镇大员力持朴学考据,理学始终是朝廷确定的官方正统意识。而道统论本来与正统论密不可分。“圣贤在上,政即道也; 圣贤在下,言即道也。”[2] “君师本于一人,故为统。”孔子以后,君师相分离,道统与治统亦分离。[3] 在这里,反道统其实就是反对清朝统治的正统性,为各种反清的思想学说公开登台鸣锣开道。

   不过,道统说不止可以发明宋儒之学为学派,中国学术史上有所谓学派,与道统论关系甚大。陈寅恪《论韩愈》表彰其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第一条就是“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原因在于“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观两汉经学传授之记载,即可知也。南北朝之旧禅学已采用阿育王经传等书,伪作付法藏因缘传,已证明其学说之传授。至唐代之新禅宗,特标教外别传之旨,以自矜异,故尤不得不建立一新道统,证明其渊源之所从来,以压倒同时之旧学派”。陈寅恪称许韩愈,主旨是想说明“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韩愈扫除章句繁琐之学,直指人伦,目的是调适佛教与儒学的关系。“盖天竺佛教传入中国时,而吾国文化史已达甚高之程度,故必须改造,以蕲适合吾民族、政治、社会传统之特性,六朝僧徒‘格义’之学,即是此种努力之表现,儒家书中具有系统易被利用者,则为小戴记之中庸,梁武帝已作尝试矣。然中庸一篇虽可利用,以沟通儒释心性抽象之差异,而于政治社会具体上华夏、天竺两种学说之冲突,尚不能求得一调和贯彻,自成体系之论点。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4] 而陈寅恪推崇新儒学,是因为“新儒家之旧途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在中国“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5] 他认为,宋儒“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6] 这与清季革新人士抨击道统论的立意截然不同,后者由其当时的感触立论,并不说明道统论的实际历史地位与作用,但是同样看到,道统论的出现,其实是为宋儒之学的新学派张本。建立新道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压倒同时的旧学派。

   不仅如此,道统论的出现,甚至是中国学术史上产生学派意识的重要因缘。如近代学人所指出: “汉学讲家法,有今文家法,有古文家法,有讲训诂声韵者,有讲典礼制度者,有讲经籍义例者,若不通家法,便非汉学。宋学讲宗派,有程朱学派,有陆王学派,有种种学派,若不守宗派,便非宋学。”[7] 道统论的出现,反映出宋学的门派意识日渐明确,不仅与此前的章句繁琐之学立异,其内部门派分立的倾向也渐趋强烈。从历史上看,道统论之后,中国出现了学派的概念。“隋、唐之前,无道统之说也。唐、宋诸儒,以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也,于是有传道之人; 又以吾儒之道异于异端也,于是有道统之说。”[8]而道统论有孔孟前之道统与孔孟后之道统的分别,前者即韩愈《原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后中断甚久,到了韩愈,才重新接续。

   韩愈“原道”,实际上建立了传授的渊源脉络,却并未正式提出“道统”,用清代学人的看法,也就是有道而无统。“夫愈之《原道》,举其实而辟其浮,守其中而贬其杂,未尝及统。”[9]将韩愈作为道统论的发端,更多的是宋儒的追溯。据钱大昕考,道统二字始见于宋李元纲《圣门事业图》。[10] “统者,即正宗之谓,亦犹所为真谛之说也,要之不过天理二字而已矣。”[11]讲道统就有纲纪法度,是非正邪,所以“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费密论述宋儒讲道统的由来: “独言孟轲之传,开于唐儒韩愈。至宋蔡京遂以王安石上下孟轲,程颐又以程颢为孟轲后一人,而尚无道统接传之论也。南渡后朱熹与陆九渊争胜门户,熹传洛学,乃倡立道统,自以为曾氏独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轲,而程颢、程颐接之。”[12]

   梁启超等人将学派的历史上溯到先秦,严格说来是后人的附会。李审言《论桐城派》称:“《说文》无‘派’。‘从反水’,谓‘水之衺流别也’,即今派之正字。夫衺流别赴,异于正源,本非雅词。古有师法,无所谓派者。有之,自宋吕居仁《江西宗派图》始。然一祖三宗之说,山谷、后山、简斋,尚在人口,其下则蔑如也。可见一时之好尚,未为定论。”[13]文学史研究者以为: “派”、“流派”两个词在中国典籍中很早就出现了,而用“派”来概括文学创作的派别,大约在北南宋之交才开始,并以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和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为文学流派自觉认识的标志。这样江西诗派成为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结成的诗歌流派,后续各派,均“ 于宋朝之江西诗派”。[14]至于学派一词,以宋黄仲元《四如讲稿》卷一提及的江西学派,用法与今义较近。[15] 不过,研究者还发现,古代文学流派,包括所谓自觉型的流派,其名称都不是当事人自己标榜的,其命名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往往晚于流派本身的形成。也就是说,流派实体先已形成,然后人们才为它命名并对其有所认识。换个角度看,这样的逻辑恰好说明流派是由后来人的认识逐渐定型的,而人们的能动性并不仅仅是发现流派的实体,还会参与流派形成的主观进程。

   宋代的学术流派就是在这样的进程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虽然宋儒门户之见甚深,宋代已经出现了学派的概念,并且至少在后来人的眼中,还有了为数不少的学派,但仔细检讨相关史料,宋代学派的分界与脉络在清人的著作中才变得明晰起来。这种清晰化同样与道统论有着密切关系。所谓“孔孟后之道统,则孙夏峰《理学宗传》所列周子元公、程子纯公、程子正公、张子明公、邵子康节、朱子文公、陆子文安、薛子文清、王子文成、罗子文恭、顾子端文是也”。[16] 而强调道统,必然分别宗派。清代各种宗传、学案,为数甚多,形成梁启超所谓专史中“惟学术史一部门,至清代始发展”的局面。[17]康熙时熊赐履著《学统》53 卷,其《序例》云:“夫道也者,理也; 理具于心,存而复之,学也。学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显晦屈伸,遂从而出于其间。有志者,是乌可不为之致辨乎? 辨其学,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统以尊。呜呼!此固吾儒事功之决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尚矣。鲁、邹而降,历乎洛、闽,以逮近今二千余年,其间道术正邪,与学脉绝续之故,众议纷纭,讫无定论。以致标揭门户,灭裂宗传,波靡沉沦,莫知所底。予不揣猥,起而任之。占毕钻研,罔闻宵昼,务期要归于一是。爰断自洙、泗,暨于有明,为之究其渊源,分其支派,审是非之介,别同异之端。位置论列,宁严毋滥。”熊自谦为“鄙儒”,“粗通章句,辄搦管为此,则夫谫陋之诮,僭逾之辜,极知在所不免。然而生平卫道之苦衷,自谓可以对越往哲,昭示来兹而无愧。”[18]作者是否鄙儒,自有公论,其卫道心切,则显而易见,因此所分宗派主观意识极强。而黄宗羲、全祖望等人撰写《宋元学案》,“有宋各派学术———例如洛派、蜀派、关派、闽派、永嘉派,乃至王荆公、李屏山派———面目皆见焉”,被梁启超许为“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19]

   清儒讲宋学史,虽然各种宗传、学案事实上已在编织学派的谱系,可是直接标名学派的并不多见。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和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与众不同,前者叙述整个儒学史,南北朝以前以人分,此后则以宗师姓氏加学派,冠名为某氏学派,如刘献之为刘氏学派,其下系以门生传人。照此办法,宋代分为程子(二程)、胡氏(瑗)、张氏(载)、邵氏(雍)、朱子(熹)、林氏(光朝)、吕氏(祖谦)、张氏(  )、陆氏(九渊)、叶氏(适)、陈氏(傅良)、陈氏(亮) 等学派,元代分为金氏(履祥)、吴氏(澄)、许氏(衡)、刘氏(因) 等学派,明代则分为宋氏(濂)、薛氏( )、吴氏(与弼)、章氏(懋)、蔡氏(清) 、王氏(守仁)、刘氏(宗周) 等学派。个别在人派之下再以地域分,如朱子学派下又有朱氏建安学派和朱氏建阳学派。不能纳入派分者则每代设“诸儒博考”。也有记门人而不称学派者,如陈白沙。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专讲一地的理学流别,除按人分派外,因为地域限制,家传即为谱系,故多用家世学派。这两种分法均出现因宗师同姓而学派同名的现象,容易混淆,而且过于琐碎,不易得到公认,后人很少沿用。

  

  

   二、宗派的研究法

  

尽管梁启超认为“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后者亦有今古文之争之说) ,[20] 而且清儒在将宋学谱系化方面的确是浓墨重彩,可是并不等于说清儒的门户之见特深。相反,“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21] 所以梁启超说,清中期以前,虽然有新学派、旧学派和新旧学派之过渡者,但“皆彼此忻合,未尝间然。其始标门户以相排诋者,自陆陇其、熊赐履辈始”。[22]而且仍是理学大系统内部的纷争。至于朴学,虽有家法,却不立门户,[23] 直到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不仅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别,在汉学内部,也划分吴、皖两派。汉宋之争的展开,使得清代学人的门派意识明显加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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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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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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