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贺卫方做了些什么?——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个案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7 次 更新时间:2005-11-30 19:31:31

进入专题: 贺卫方  

萧瀚 (进入专栏)  

  

  许多人在网络上批评贺卫方,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下面几条:

  曰几年来没有什么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学术上没有进步;

  曰上课内容陈旧,缺乏新鲜知识;

  曰到处抛头露面,成为明星式的人物,有浮夸之嫌。

  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使得这些批评只要不捏造事实,批评还确实反映了批评者的真实心态,这至少比当面的恭维和阿谀,背后的挞伐要真实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的态度是“真诚”的——当然,在现实生活里,既不容易找到真诚的赞美,也很难找到真实的批评,更多的是当面的阿谀、谄媚,背后的不屑(拿我自己来说,我愿意真心实意地赞美别人的长处,却往往被误认为喜欢拍马;我也曾真诚地当面批评他人,这就容易得罪人,有时受邀参加评议会,如果我估计自己的观点太孤立了,我就不去,因此背后的不屑还是难免),网络世界里,赞美心是真的,批评心也是真的,因此对待来自互联网的声音,必须重视,另外,网络的虚拟性又容易造成发言者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并不意味着发言者的品格有瑕疵,恰恰相反,这种随意性是由于发言者承担发言责任被减免而产生的,因此我们也必须警惕这种随意性,否则在这种由随意组合起来的网络世界里,可能会产生类似于“广场效应”的后果,于是,众口铄金,三人成虎。

  仅仅凭着个人观感,不结合特定的时空背景,不结合特定人的个性,不结合特定时代的变化,最要命的是不全面地看一个人具体做了什么,评价一个人往往是偏颇的,容易盲人摸象。因此,既然批评贺卫方的人这么多,我想索性好好讨论讨论所谓的“贺卫方现象”,看看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倘若因此而引起一点争鸣,也未必就是件坏事。

  

  一、作为编辑的贺卫方做了些什么?

  

  在中国知识界,编辑是一个没有准确社会地位的职业,他/她往往被当作作者的婢女或者评职称时行贿的对象,但是很少人能够把他/她看成一个埋名隐姓的批评家,编辑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作者。贺就一直是这样一个重要性超过作者的编辑,在他实际负责《比较法研究》的八年里,他在同事们的协同努力下,将《比》塑造成为一个国内第一流的法学专门刊物,刊登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和译作,影响了一代学者;到北大以后,脱离了近五年的编辑工作,2000年,贺重作冯妇,再一次负责一个法学学术刊物《中外法学》,并且一改原有办刊风格,把一个险些沦落为北大法学院“自留地”的《中外法学》变成真正开放性的“公园”。贺还是不少大型法学丛书的编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副主编(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司法文丛”、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学术思想评论》的主编贺照田先生曾经亲口告诉我,他认为这套译丛是9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一套译著〗)。因此有刊物为证,有书籍为证,作为编辑的贺对于中国法学界有很大贡献,而且这种贡献还在继续。从上述成果来看,贺的作为已经远远超出一个编辑的职责,其贡献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对当代中国法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活动家——一个越出本学科视野,不仅在自己的领域耕耘,同时还在法学界引领潮流,推进法学界全面发展的重要人物。

  

  二、作为学者的贺卫方做了些什么?

  

  1、著述

  贺的著述根据目前坊间流行的书籍上的简历,和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杂志,以及他本人的列举,主要有如下主要著作、译作、论文(见附录),共有13部著译编作品,21篇论文,在这些作品中,《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载《走向权利的时代》第209-284页)、《对抗制与中国法官》(《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85-92页)、《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117-130页)是贺文在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三篇文章,尤其是最后一篇,在实证的基础上呼中国司法独立于欲出,而第一篇文章由于发得较早,虽然在学界颇有影响,但是那时的司法问题还没有现在这么显得紧迫,因此未能在学界外产生大的影响。在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贺并不是一个不关注现实的法学家,他一直就在西方法律传统与中国法律现实之间寻找结合点,给学界带来启发和贡献。译作中,不少书的影响也都很大,如他参加翻译的《比较法总论》、《法律与革命》、《美国法律辞典》等等。

  

  2、教书匠

  听过贺讲课的人恐怕都有一个感受,即贺是一个启发式的教师,他喜欢与学生交流,他从来不把学生作为诲人不倦终而让人疲倦乃至厌倦的对象,他与学生的交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他尊重学生的个性,认真听取学生的意见,从来不会随意打断学生的发言——除非离题太远,而且他对于听他课的人无论是北大的还是外校的,无论是考上大学的还是旁听生,在他眼里只有学习的人没有身份的差异,的确北大的不少教师都多少具有这方面的教师品格,只是在那么多的老师里,贺的教师风度可能是少数几个最受欢迎的之一。因此,同学们往往都喜欢与贺接近。不仅如此,贺还是一个非常能够听取对他本人批评意见的人,1996年,那时我还没有上北大,按照北大周围居民的蔑称,我是一个“北大混”,曾经当面批评贺,认为他应酬太多、浪费的时间太多,甚至认为他这样下去,不出几年就会有不少学生远远超过他,这一批评在有些人眼里可能过于不知天高地厚,贺居然非常严肃认真地回答我,他解释自己的苦衷和对自己的反省,并且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一批评。后来我逐渐明白他对自己的定位以后,才理解了他的“浪费时间”,关于这一点容下文祥述。去年99级的研究生邓海平也曾经批判过贺,但是贺也非常认真地听取他的意见,即使在邓海平将贺与其他老师比较而当面贬低贺的时候,也没见他有半点生气的迹象。贺也并不是所谓的老好人,他总是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提醒,例如,他看到我性格上的一些弱点而经常告诫我,对于我交给他的文章不管好差都会认真阅读,写下旁批。他对待学生的作业也是完全开放式的,教研究生他从来不考试,要求交的作业也是来者不拒,只要有思想就可以,长至几万字的论文,短到几百字的感慨——只要有思想,不人云亦云,一切照单全收,他不会轻易否定学生的思想,但给分还是严格的。他是开放的,也是严格的,例如他就曾经顶住压力,不允许太差的论文过关,这一品格在北大法学院另一位知名教授朱苏力那里更是杠头开花,决不含糊。贺对于找他帮忙办事的学生也是很少拒绝,除非要求非分,而且恰恰是他的学术品格使得没有人敢提非分要求,以免自取其辱,当然在现在的社会风气下,有眼无珠的人还是会提非分要求。贺、朱的学术品格也让我想到某外省法学院院长剽窃学生成就而忝列法学家行列。

  贺对于学生办刊物是非常热心帮助指导的,例如目前颇有影响的《北大法律评论》,他一直关心其发展就是一个范例。贺非常关注法学教育的改革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不但在实践中身体力行,还形成系统的文字和编辑整理海内外有关法学教育的资料出版发行。正是贺作为一个教师具备了优秀的教师品格,所以才会发生1998年盛传贺因校方待遇不公要调到清华去之时,北大法学院学生自发地发起“留贺运动”,最终也是贺感激学生们对他的挽留而没有去有更好待遇的清华(北大经历了这次事件后很快解决了贺的待遇问题)。李叔同当过中学教师,深受学生爱戴,夏?D尊先生曾经评价过他,说“作为教师的李叔同是有后光的”,这话用在贺身上恐怕也不过分。

  许多人批评贺这几年教学内容里没有增加多少新东西。确实,贺有时疏于备课,以至讲课的内容难免“老调重弹”,这也是事实,而且从教师的职业道德来讲是不够敬业的,对于这一点贺自己也承认并且一直在检讨,只是好长时间没有听他课了,不知道现在改正得如何。由于长期以来贺一直鼓吹司法改革,外界慕名邀请他演讲、讲学的很多,这就占用了许多时间,因此贺缺乏潜心研究的客观条件,不过,这一客观条件也是他自己制造的,但是,由于社会多方面的因素,本文在下文中就这一问题要为他辩护。

  

  三、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贺卫方做了什么?

  

  1、“豆腐干”文章

  贺是当代法学界里为数不多的几个愿意写小文章的教授之一,许多人对此不理解,认为那些“豆腐干”没有什么价值,而实际上文章长也好短也罢都不足以成为评价文章有没有价值的标准,长篇的严谨学术论文可能会加深自己的学养,为学术提供新的创造性资源,同时,这样的论文往往也是学者们在现有条件下扒饭的饭碗,它们可以用来评职称、分房子,学者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有大量的论文除了评职称分房子就没有别的价值,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学者,其基本的学术品格应该是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尽最大能力说他人未说的话,而不是人云亦云,炒别人的冷饭,嚼别人剩下的口香糖,因此不屑于写小文章的人如果热衷于大制作,做鸿篇巨制状,那么学术本身对他的要求就是言之有物,在本领域有创新,否则不写也罢,甚至不写还可以减少一点纸张和油墨的浪费,节省一点读者的时间和金钱。话说回来,由于中国传统中法治资源的匮乏,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都还需要引进、传播西方可资鉴的法律资源,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本土的学者没有超越自己的义务,如果一个学者一直在自己既有的学术领地里,几十年如一日地种学术土豆,培育不出新品种,经常能够吃到土豆的人是不会有兴趣总吃土豆的。但是,贺在这方面对自己是有自律的,如果他没有什么新思想,他就不写大论文,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写得不多,他说做过翻译的人往往觉得自己想写的别人都已经说过了,所以经常缺乏写论文的冲动。他说出了自己作为一个学者所奉行的基本学术伦理,也正是他奉行这样的学术伦理,他的论文才显得不够多,换一个角度猜测,如果他并不奉行有新意才写作的学术伦理,要写几篇布满脚注的几万字论文,恐怕也没有什么难度吧?如果他不是因为参加了那么多的社会活动,创作有新意的学术论文对他而言也未必就有什么难度。贺一直愿意写短文,在报纸、非学术性杂志上到处发表,这是许多人瞧不起他的理由,而实际上,学术作为天下之公器,其本身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能够应用于社会——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因为研究问题的目的是寻求解决之道,学术不是只为了挣房子、挣职称的工具,更不可成为纯粹的把玩。而贺写的短文在社会影响力上恰恰远超过长篇大论,他的不少“豆腐干”发表以后都引起巨大反响(如关于复转军人进法院的那篇文章),而且他的社会活动多也与他发表的小文章有很大关联,这说明他的小文章在社会上已经发生影响,别人看他文章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才会找他去演讲、拍电视节目。相对于他自己的那些大文章,相对于其他法学学者的大文章,他的小文章可能并没有什么学术新意,可是那些大文章一般业外人士没有兴趣看,或者虽然有兴趣看,但是学术性太强看不下去甚至可能根本看不懂,没有学术新意的小文章对于全社会而言往往恰好是极有新意的,对于一些过于闭塞的人有些“豆腐干”甚至可能是醍醐灌顶的杰作,以小文章来推动全社会观念的转变应当说是极有效的,这一点我们从西方历史中也能够得到证明。

  

  2、“巡回教授”

  贺不仅仅是北大司法研究中心最重要的负责人之一,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最重要,但是知情人都知道,他是北大司法研究中心的核心人物。他将自己组织研究的司法改革成果以迅捷的方式向社会传播,这就是他经常上电视的原因,这些研究成果并不仅仅通过大众媒体对广大观众发生影响,还对许多地方的司法系统发生影响,这就成为他接受邀请,动不动到处飞的原因,这里摘取一段2001年5月22日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编的《惠州法院信息》的一则消息:《惠州中院盛邀国内知名法学家来惠讲座》,文章写道:“在惠州中院党组的高度重视和有关人员的积极协调下,5月19日,惠州中院延请知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贺到惠作了为期一天的学术讲座,市政法委领导、司法界的同行、两级法院干警共450余人参听了讲座。… 贺教授精彩的讲座赢得阵阵掌声。干警们还结合当前的司法实际踊跃发问,贺教授一一作了解答,全场气氛热烈。延请专家讲座是惠州中院党组为提高两级法院干警理论素质、拓宽知识视野、营造良好的理论研讨风气、提高审判质量、促进司法公正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首期讲座收到良好效果,也正反映了市中院党组的高知远见。据悉,惠州中院还将陆续延请王利明、吴汉东、陈兴良等一批知名教授来惠讲座。”(资料来源http://www.(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萧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贺卫方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091.html

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