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定位的四个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4 次 更新时间:2015-07-29 2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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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滨  
这一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存在两套体系———政党体系和广义的国家体系①,一系列被称为“交叉连线”的制度安排不仅将两套体系紧密结合为一体,而且使二者相互渗透,这种制度安排的具体使用工具包括党管干部的任命制、政法委统管公检法之类的归口管理制等。[28](P22)在此制度框架下,广义的国家不仅由执政党领导,而且本身就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平台。这样,国家治权的优化和治权效能的提升本身也就意味着是执政党治国理政能力的增强。反之亦然,即随着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国家治理也才能彰显有效性。如此才能理解领导人为何做出这样的判断:“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29]这就清楚地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执政党提升其治国理政的能力不过是一体两面而已。

   另一方面,重构政权合法性,即从经济绩效合法性转向治理有效合法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政治角度看,这不只是简单地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而是执政党和国家合法性建构路径的转移,即从依靠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塑造合法性转向以经济建设的绩效作为合法性的基础。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提高经济绩效几乎成为执政党和国家确立合法性唯一可行的选择。正是执政党和“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基础促使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做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动力。[30]不过,单纯追求经济绩效也带来了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之间的高度紧张,由此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众多的群体性事件,这给执政党的执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2003年后,将改革的重心转向社会政策层面,力图通过采取一系列的亲民政策,以缓解执政的压力。[31]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表明,执政党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单靠经济绩

   效难以支撑执政党和国家合法性的大厦,只有通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单纯经济绩效的合法性转向国家治理有效的合法性,执政党和国家的合法性才能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虽然着眼于治权的优化和治理绩效的改善,但其实质是以有效性兑换合法性。

   总之,基于政权与治权的区分与关联,政治维度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紧密相连,而且其根本的政治战略意义在于通过优化治权为执政合法性开辟新的空间。从长远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也必将成为驱动执政党通过政治革新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动力。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3][4]景跃进:《党的重要文件中的治理话语——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引发的思考》,载俞可平主编:《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5]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载俞可平主编:《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6][10]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7]《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6)。

   [9]李泉:《治理思想的中国表达:政策、结构与话语演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11]肖滨:《革命、改革与中国崛起———兼对安德森与吴玉山之争的回应》,载《开放时代》,2014(5)。

   [12][13]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载周雪光等主编:《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5]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

   [16]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7/c_124511954.htm。

   [17][18][19][21]庞中英:《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0]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2][23][24]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载庞中英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全球治理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25]杨雪冬:《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1)。

   [26][27]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28]玛丽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http://news.sohu.com/20140221/n395456780.shtml。

   [30][31]杨宏星、赵鼎新:《绩效合法性与中国经济奇迹》,载《学海》,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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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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