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基:阅读四载春与秋 ——对读书、思考、文字的回顾总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1 次 更新时间:2015-07-27 16: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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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基  

  

   我想起伴我四年的江安图书馆。春夏秋冬,四季的图书馆,或许只是拥挤与清净、暖气与空调,灯光与微风的细微变化。我坐在近明远湖的三楼,一晃就是四年。那最美的记忆莫过于,读了一天书后,西沉的太阳洒下一抹醉人的光影在桌前。这样出太阳的日子,在成都并不易见,总是和好书一样稀少,令人惋惜。

   折算一下,四年中,近两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读过的书码起来,足有几摞。记下来的却寥寥无几。

  

   (一)

   我读书的开始,得从高中说起。

   有年读到余秋雨先生在文革的读书往事。他在山上找到一座藏书楼,看门的老大爷告诉他,这是当年蒋介石废弃的书阁,藏书甚丰。而他和老大爷聊天,谈到古籍时,如遇知音,便获得自由进出的机会。就这样,他在那里醉心于读书,不知世事。

   在愚民反智的文革年代,他的故事仿佛武侠小说中主人公山洞奇遇,苦修数载的传奇,避开了战乱、饥荒。出山之时,终成一代佳话。自撰成书,后人读之,让人艳羡。这样朦胧的憧憬,在幼时的记忆里层出不穷,在面对某些选择时,引导着我向书籍、思想靠拢。

   记得高二那年,在图书馆冷清的书架间,淘到思维科学的书。我怀着对智识的渴求,认真做笔记学习,一度认为即将掌握知识规律的重大秘密。此时只好讪讪一笑,暗嘲当时的我无知浅薄。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科学哲学,也不知道解剖学对人类思维的追问,唯独知道一些心理学的解答,和思维规律的粗浅认识。

   有个五一假期,我没有回家。宿舍一墙之隔,是不知边界的自然保护区。夜晚蚊子光顾不能眠,我就抱着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坐在宿舍楼大门旁,借着厅堂的白炽灯,读尽。阖书那一刻天已微亮。

   高中时候,我还只是觉得阅读是件好玩的事,就像爱着的街舞、篮球、围棋。但对于读更多的书,朦胧中已有念头。大学以后,不想上无聊的课,参加无聊的活动,想做有意义的事,才想着博览群书,寻找更深刻的智识。

  

   (二)

   刚入大学,读克罗齐的书,听他匪夷所思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却发现,这人在大学蔑视课堂教育,习惯逃课,只是他逃向的是图书馆。那时扪心自问,做不到,可是会向他看齐。况且也有朋友的读书经历告诉我,这种读书之道并非虚假。

   入学不久,我就提醒自己,要多读不同门类的书籍。时间充裕的周末,我和朋友们就会到水吧闲聊,谈近来生活、读书和八卦。不同专业的人凑到一起,聊什么都有新意。后来创办读书会,也尽可能让更多专业的人参与,以书为媒,思维碰撞。

   林毓生曾谈及在芝加哥大学的读博经历,跟着哈耶克研究五四前后的思想史。他也提到懵在阅读要求上,哈耶克开列了五本专业书籍,还有五本非专业的,有一本是《莎士比亚全集》。林毓生当年读得也是憔悴,然而他自己也说,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受益的。哈耶克的做法使我深思,不分学科的读书真的好吗?

   大二上学期,我修读哲学系的导论课,上课的余平教授布置的期中考试题是,写一篇不限字数,“大学是什么”的文章。而到期末,有一道题如出一辙,依然是反思大学。我还记得他说,我看重的不是你写的有多深刻,而是你思考上推进多少。

   读书也是如此,要是跳跃在各个领域,学得很难深入。从大二以来,我选修过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的专业基础课程,并旁听不少课程,对于理解各学科有很大帮助。读书之余,辅以专业学习,不说掌握多少知识,但是对每个学科的一些思维特点,还是略知一二。

  

   (三)

   我在大三对社会学思考有些感悟。那段时间,川大某学院发生一起学生与老师的课堂冲突。教授制定了该门课程及格的标准,必须在某些国家级刊物媒体发表足够数量的文章,确是强人所难,而教授却事事讲个人,大学发文在中央媒体的例子。最后在某节课上,学生与老师当面对峙。

   恰好兴趣所致,事先探听到那门课的时间,观看了整个过程。那段时间,我在研读社会运动。课堂上,学生轮番抨击这个规定,我就一边观察,一边以此对学生、老师的团体分析,并成功预测了事情的发展及结果。

   正如以后经历的无数件小事,从社会学等角度思考的意义在于,它帮助我超越时空的理解上世纪的两场学生运动,一场发生在民国年间,另一场发生在本世纪结束前的十一年。而对学运的思考,社会学侧重社会团体、各方势力的发生、联动,如何推动一场运动走向结束。而我读的历史学,它们的探究超越那一场运动,而围绕着事件,反问数十年的社会动向,最后如何酝酿出这样一场运动。

   你无法说哪一种学科思考是错误的,正如争论哪个学科更经世致用,这样的询问总是限定了学科最初分类的意义和价值。在学科发展史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学科界限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如今被我们称为多门学科的先贤,然而他并没有学科的概念。

   正如福柯提出的“权力的知识”,和著书立说的《规训与惩罚》,本有突破学科思维的深刻含义。学科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人们更便捷掌握知识,为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深度思考,然而现在却演变成固守一门学科的大趋势。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渐渐体会到呈现在书本之外的故事与感受。思考中,也渐渐染着不同学科的思维痕迹。混乱,却满是新意。思维的探索不会止于泾渭分明的学科,有些看似奇特的联系总能勾起我对于各领域的兴趣。

   古龙笔下的李寻欢,与加缪笔下的默尔索那么相似,活像局外人。而博尔赫斯写的巴比伦彩票,巴比伦人实现了“全民彩票”,彩票公司成为了权力的来源,人们根据每次抽奖的奖励、惩罚,决定了生死、官职等命运。这样一票新奇的小说,更像是追问社会制度的意义与指向目标。我不否认文学本身的独特魅力,然而文学带给人的深度思考,也不限于如何提高写作和讲好一个故事。

   我在杂乱读美国历史时,总会想起两本书。里斯曼《孤独的人群》里,他从社会学分析二战后美国人的代际差异,谈论不同年代的人为何会带有时代烙印。而后我读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用新闻写作写历史。两本书籍的主体人群形象在大脑里重合的那一刻,你就理解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战后的美国和那一代人。以至于我再读到《麦田里的守望者》等描述美国“沉沦的一代”,就能感同身受。

   当我如今谈论这些感受,多学科的知识并非是细致区分,分门别类的储存在脑海,而是糅杂凌乱的。这几年读书,没能组构起一个知识丰富的自己,反而是激起我不断遗忘的本性。在阅读中,我会打乱知识的学科界限,并将它们像杂物堆起。这样看似不经意的阅读记忆,伴随阅读量的积淀,面的拓宽,那些我渴求的思维灵感如泉水汩汩而流。

  

   (四)

   我曾一度困惑,但又心里偷乐,幸亏我对每个学科都没有深入,就可以扮成童稚无知的小孩,接纳多种知识,享受思维的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不断更换学科,前一本是法律,后一本就读历史。这么读书,还是很难进去每一个领域的。然后学乖了,读的书之间最好有些连续性,而不是杂乱无序的。

   我在法学领域投入的时间并不算多,不管是读书,还是专业学习,难免有时会忧虑,甚至怀疑这么不分学科读书是否是对的。专业实习我选择了一家律所,吃力的看合同、证据材料,写律师函、辩护词时反复修改,不敢确信。那个时候的危机感,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那段日子,距离司考、保研不到半年,我开始有所侧重的读法律书籍,心境才逐渐明朗。

   学法律的人常听说一句话,要学会法律人思维。但每次听到这句话时,我反倒警惕、畏惧。人在朝着某种专业思维训练后,思维会渐渐掌控人思考本身。这在某方面来说是件好事,所谓的专业思维就是如此,并且会在个人身上日臻成熟。某些领域的杰出人物往往就是在某些方面能够准确、快速辨别问题并予以解决。但思维的成熟,在另一面看来,也是一种思维的固守。常说一个人年迈后,思想古板、不开化也是这番道理。那种跟随他几十年的思维方式,已经深深烙印在他大脑里,无可更替。

   认知心理学家大卫·帕金斯曾说过一个“绿洲陷阱”,谈论知识是如何阻碍智识发展的:知识逐渐集中于一片硕果累累的“绿洲”,离开这片仍旧多产和湿润的地带,不仅风险大,成本也高,因此人们对现成知识依依难舍。

   人的读书困境在于,怎样有勇气离开衣食无忧的环境,去陌生的领域里打拼闯荡。在历史中浮现的新知识,却不一定能够进入那些思维已经固定的人脑里。他要打破自己的知识结构,去接受新东西,往往是要告别与记忆粘黏在一起的思维。

   身边喜欢哲学的朋友,有次对我说,现代人的思维还脱离不开“现象与本质”的思维方式。这是黑格尔提出的,距今已有一两百年了。我有点震惊,一百多年的思维方式,居然延续到现在,还一尘不变。

  

   (五)

   四载岁月,我闯进一个浩瀚的思想世界,堪比星空。我彷徨,甚至迷失。久而久之,在追逐智识中,我学会敬畏,夹杂着理解、震撼、感慨的心绪,还包含一些对真理的执着信念。而诸多大师、思想家,难免对智识怀着一丝敬仰的。

   很多人至今探讨问题时,眼神里、嘴角边不经意就会流露出“某某学科帝国主义”的观念,一棍子打死别人的想法。其实呢,一门学科真的就能掌握世界的真理么?况且,那么多的人连自己所在的领域都未曾精通。

   我总认为,那些学富五车,理性自知的人,在面对不同专业、不同意见的人,应该有足够的宽容精神。他们会尊重不同人的想法而不是偏激,为人亲和,十分儒雅。观点不合也不致出手相向,或者暗地里“捅刀子”,活像一个披着“知识分子”外套的“痞子”。

   我也很难理解,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何以傲气逼人。那些夸夸其谈的人,究竟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少,对智慧与知识有多少认知,竟然敢自以为是,或自居人师。而那些随手一甩就是几千字文段的人,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每一个字呢。我所知道的是,那种玩弄知识,卖弄学识的人,多半是浅薄而无知的。

   这样的观念,从很早开始读书就有了。那个时候,很佩服林清玄、周国平、克里希那穆提,他们透露出那种宽容气质。书龄渐长,待读到房龙的《宽容》,讲宽容的历史,更像是一本哲学史。从那时起,我开始从思想史、哲学史角度去思索这种含糊不清的想法。希腊哲学家的气质不就是如此吗?《理想国》里,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总会使我去想,他们的理性思考,为何如此迷人。

   陈嘉映先生在漫谈哲学史及变迁时,谈过理性时代,也分析过理性的含义,他说“理性的反省精神中包含宽容观念,各种观念并列陈杂,没有一种天然统一性,我们因此才需要一种超越于特殊观念之上的态度,从而能与不同的观念相处。”这样的话,还有对哲学史的理解,把我的疑惑终于一扫而空。

   胡适有本文集,被后人编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摘取其中一篇文章作为标题。胡适是理解宽容精神的,而现在诸多人仍然缺少这一种精神。就像真理、自由、正义这些词汇,是一种美好价值向往,人们相信、坚持、抉择,但有时这些词成为压迫性的词了。这正像八九十年前的中国,“革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不支持革命,都被戴上“反革命”的罪名。

历史学家麦克法兰也说了,“年岁和阅历稍长的知识分子,能够有效地摧毁青涩的新思想,加入他们发现那是本质上更强大,更‘真’的真理。”反观有些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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