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国家治理中的基层干部:问题和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3 次 更新时间:2015-07-27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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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  

 

内容摘要:转型时期基层干部履职现状不容乐观,存在10大突出问题。必须从基层群众最反感、最深恶痛绝的问题改起,守住底线为治本赢得时间;维护职业尊严,保障职业待遇,畅通职业发展,解决基层干部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根本促成基层干部廉洁高效履职。

关键词:基层干部 治理现代化 履职 廉洁 高效

 

一、基层干部履职现状及问题

基层干部是党执政兴国的基础力量,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他们解决了基层群众遇到的大多数难事烦事琐事,做了大量为民服务的苦活累活细活。这些年改革发展稳定的伟大成就,饱含广大基层干部的巨大努力。他们职位很低,责任很重大,工作很繁难,成绩很光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毕生坚守生产一线、改革前沿、群众身边,信念坚定、敢于担当、为民服务、作风扎实,其中的杰出人物赢得了人民群众广泛认可和长久赞誉。

同时,转型中国的种种矛盾问题困惑也集中地体现在广大基层干部履职之中,政策执行打折扣、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人民内部矛盾多发高发的情况在一些地方比较突出;基层干部长期面对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基层干部政治经济待遇偏低、社会声望下降、基层士气低落等状况,制约基层治理体系有效运行,等等。比较突出的有10大问题,分析如下:

1.宗旨意识弱化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和公务人员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宗旨意识具体而微地体现在对群众的态度、与群众的关系、为群众办事的方式方法上,有的基层干部宗旨意识弱化,摆不正自己与群众的位置,甚至和群众割离、对立起来。

这不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六十多年的国家政权建设,大体建成了一套从中央到乡镇的依循程序化的形式理性运作的现代官僚科层制。对比毛泽东时代,当代中国基层干部大不一样,现代科层制滋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也在浸染基层。不同于过往的“泥腿子”干部,现在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基层干部,都遴选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他们更习惯文字到文字、会议到会议,不会甚至恐惧做群众工作,有些包村干部工作几年只熟悉村干部。一味囿于科层制逻辑,就工作做工作,不理会群众的道理,不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工作做不好,群众也不满意。

现在村居一线的基层干部,大多选自市场经济里的能人。他们有本事,有社会地位,也有自己的利益,有些人觉得自己与普通群众不一样,什么方面都比群众能。少部分人对群众不能一视同仁,而是按血缘宗族、个人亲疏、社会阶层对待群众,做群众工作。

2.工作效能不高

基层政府仿佛全能政府。基层干部不仅要完成上级机关交付的各项工作,还要回应群众找上门来的所有问题。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来,工作永远做不完,经济理性人的选择是,总回报恒定前提下,虚于应付,手头事情能拖则拖,才能保证最佳收益。

基层工作无定则。上面高度原则性的政策不能直接套住基层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基层干部创新工作的激励不足,犯错出事承担责任的压力很大,按部就班、遇到问题躲着走、把问题上交给领导最稳妥,领导来催、来推、来逼再干也不迟。

3.执行政策变形

基层是党的方针政策真正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干部执行政策变形走样的问题,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在利益格局多元化情况下,问题成因愈加复杂。这里有基层执行力的问题,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当前,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大多要以增量利益释放或存量利益调整满足群众利益诉求。这种满足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一蹴而就的。

基层大多财力有限,腰杆子不硬,只能机械执行政策。有些政策全国来看是大蛋糕,具体到基层就是几粒芝麻;有些政策宣传解释不到位,执行情况群众不清楚,群众又从自身利益出发过度解读;有些政策不切实际,口惠实不至,徒有好名声,困难留给基层,基层干部代上级受过。

4.自主空间不够

基层“巴掌大的权力”担着天大的责任,尤其事权和支出责任极不适应。94年分税制改革仅涉及中央和省级之间,未延伸到具有宪法地位的县、乡两级政府。基层自主性缺乏关键制度保障。特别是乡镇,税费改革后失去财政自主权,依赖县里拨款和争取项目资金维持运作。自立且不易,何谈自主。上级工作指标层层下压,各式检查考核评比繁多,落脚点终是基层,应付且不暇,何况自主。

基层是中国改革策源地,群众的首创精神多靠干部带头。在先行先试的具体实践中,政策法规滞后及相关部门掣肘,基层干部一试就碰线,一试就违法,搞的他们无所适从。“婆婆”太多,管的太死,基层不活,改革的源头活水无法充分涌流。

5.社会地位下降

实事求是地说,基层干部社会地位远不及毛泽东时代,也不及上世纪九十年代。据一些同志回忆,20年前的乡镇临聘人员都能从乡村教师中挑选配偶。现在基层干部收入低,远不如乡村经济能人,也比不过一般种养殖户;权力少了也小了,很多职权收归上级部门,也操控不了社保、计生、入学、当兵等与群众直接相关的“大事”。群众对基层干部,不再有过去那种敬畏感。在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甚至没有赢得起码的职业尊重。

6.物质待遇偏低

基层干部长年在一线奋斗,工作辛苦、条件艰苦、生活清苦。他们长期超负荷工作,但工资水平整体偏低,很多干部的工资仅能维持基本生活开支,有些干部工资甚至低于当地平均工资。

官商自古两道,投身公务就不能指望发财。但基层干部自己也是百姓,他们的生计问题也是民生大事。他们同样面临养家糊口、子女教育、治病就医、事业进步等现实问题,同样有合理的利益诉求,同样追求有尊严有品质的生活。

7.职业前景平乏

基层干部基数大、职数少,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生坚守基层,只在县域范围进退留转。基层晋升空间狭窄,有的干部干了一辈子还是科员,在一线历练多年脱颖而出的干部到了正科又遭遇仕途“天花板”,能够进入副处的凤毛麟角。这种职业前景平淡乏味,其中的失望和失意,造成工作倦怠、不思进取。

基层干部职级整体偏低,且不说县委书记,基层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性质、压力及复杂性就比上级机关同级别的主任科员大得多,而基层公务员升到乡镇党委书记一般要十几年时间。甚至可以说,一个优秀的基层主官,做群众工作能力、处理实际问题能力、应对复杂局面能力,使其具备胜任一切领导工作的潜质。

在一段时期一些地方,干部选任年龄上“一刀切”,“三十当官,四十靠边,五十赋闲”,一批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超龄干部”闲置,造成干部资源浪费。

8.“四风”问题突出

基层工作虚虚实实,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甚至欺上瞒下的形式主义,成为一些干部应付上级检查“虚活”,迎合上级吹嘘“实活”的有力工具。一些干部存在脱离群众、办事拖拉、互相推诿的官僚主义,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甚至一些领导决定了的事,经办人员还是压着不办,群众十分反感。一些干部情趣低俗,贪图享乐,大吃大喝,甚至赌博、吸毒、嫖娼、包养情人,等等。这些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9.腐败案件多发

近年来,基层腐败案件高发多发呈上升趋势。一些干部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小贪小腐败蔓延成大贪大腐败。基层干部直接掌管人财物,具体操作利益分配,直接面对现实利益,基层监管机制和力量又相对薄弱,腐败机会更大。基层腐败也水涨船高,“小吏大贪”屡见不鲜,村干部贪污挪用千万甚至数亿征迁补偿款的案件接连发生。老虎太远、苍蝇扑面,基层腐败是人民群众感受最直观、利害最切身、也最反感的腐败。

10.舆论偏见过深

在互联网时代,基层干部成了新的弱势群体。他们遭到误解甚至污名化,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2013年调查显示,当前基层干部形象普遍被误读,且东、中、西部地区基层干部污名化程度呈递增态势。舆论尤其网络舆论长期不断以偏概全、无限放大基层干部瑕疵,不断强化受众错觉,造成基层干部差甚至坏的印象。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群体慵懒散奢、吃拿卡要、甚至横行乡里。

一些关键事实屡屡成为这种舆论的“料”。税费改革前,收税、催粮、摊派,乃至计生等工作,激化干群关系,加重农民负担,引发诸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和事件,成为舆论反复使用的典型素材。进入新世纪,土地房屋征迁问题和维稳工作的一些问题,成为社会焦点及基层干部负面形象新“料”。

污名化误导群众,制造干群对立,挫伤基层士气。在上级“一票否决”与舆论“怨声载道”之间,基层干部工作畏首畏尾,有时两头受气、两头不讨好。

上述10大问题严重制约基层干部有效工作,影响基层治理效果。以基层干部为鉴,看到的是当代中国治理的真实场景。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整体谋划、标本兼治、协同推进,守住底线,解决突出问题,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根本促成基层干部廉洁高效履职。

二、守住底线为治本赢得时间

改革的第一步要徙木立信。从基层群众最反感、最深恶痛绝的问题改起,守住底线,让群众有信心,给改革留余地。

1.坚决防止胥吏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代基层干部功能上类似清代州县胥吏。有关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教训:第一,吏役为肥缺,充吏者有捐纳之例,且变相世袭。雍正朝平均捐纳银高达300两,充吏者“大抵皆有产业之人也”。“书吏之缺买定也,以之为传家之宝,世其业。”第二,州县胥吏冗员杂多。据统计,胥吏定额为州平均10.75人、县11.29人。但各州县都有巨量“白役”编外人员。胥吏分书吏和衙役,书吏大县千人、中县七八百、小县一两百,衙役大县数千、小县数百。这根本摧毁了古代州县清简治理的美丽神话。第二,胥吏合理收入依赖陋规。陋规是没有法律依据但法律默许的州县政府惯例性收费,完全区别于贪贿行为。清代没有地方预算,州县政府各种行政开支依靠陋规维持。陋规多如牛毛,名目数额因地因时而异,往往恶性膨胀。第三,胥吏擅权是清代政治丛弊之薮。清末郭嵩焘认为,“本朝与胥吏共天下”。现代人民民主政治与传统封建政治有根本区别,但历史警示当下:必须坚决防止基层干部胥吏化,这是底线。

2.杜绝基层政治家族化

政治家族化是权力私有化的产物,是传统文化的糟粕。政治家族垄断基层权力,阻断阶层公正流动,以权力寻租形成利益集团,蚕食社会资源,梗阻政策执行,激化社会矛盾,严重危及党的执政理念和人民民主政制。

一要严格公务员考录制度。公务员考试和高考一样,是当代中国公认最广泛最公平的考试,符合中国人选贤任能的固有认知,改变了无数青年及其家庭的命运,促进了社会阶层合理流动。2011年11月,媒体曝光长治公考舞弊案;15日,长治市人社局撤销错误决定,重新录取排名第一考生;2012年1月,涉案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8人移送司法机关;4月25日,法院一审判决,其中市人社局原副局长赵波,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绝非个案,此类案件有关部门动作之快,相关人员处理之重,维护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正义。

二要科学规范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从严掌握破格提拔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应当突出岗位特点,突出实绩竞争,注重能力素质和一贯表现,防止简单以分数、年龄取人。年轻干部破格提拔一直是舆论焦点。其中一些出格的“火箭提拔”,背后都有地方政治家族的精心运作,备受舆论质疑和群众诟病。2013年,各地相继处理多起违规违纪提拔“火箭干部”案件,纠正违规任用,查处责任人员。

三要规范干部调任制度。规范干部调任的范围、权限和程序,尤其要杜绝政治家族将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作为其亲属进入官场的“自留地”。

四要使现代家族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基层家族势力的一些问题,影响基层民主发展,如干扰乡村治理,操纵村民选举,一些基层干部沦为家族代言人等。必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发展基层民主,建成现代公民广泛参与的公共空间,把回流家族私域的群众重新拉回社会公域,让家族卸下不应有的累赘,回归伦理共同体敦厚亲族的本色。

3.杜绝基层潜规则合理化

清代州县陋规有相当比例合理支出,属于现代政府预算范畴。其不合理部分,大致对应当下过度膨胀的“三公”消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跑部、跑省、跑市钱进”中的潜规则、甚至乡村巨额招待费问题等。当前,我们还没有建成现代基层治理,社会风气有待改善,尤其县乡两级财政较困难,给各种陋规式的潜规则提供了土壤。

一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务院“约法三章”。中央的好政策,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基层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必须结合一线实际和群众诉求,建立改进作风、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基层政府必须过紧日子,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花在基层群众关心的民生大事上,政府性楼堂馆所不得新建,财政供养人员、“三公”经费只减不增,廉洁行政、俭朴行政、依法行政。

二要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潜规则绕来绕去绕不出“利益”二字,政务公开是扼杀潜规则、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的釜底抽薪之举。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基层政府,重点推进县级财政预算决算公开,推动“三公”经费详细公开,促进基层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提高基层政府公信力,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三要加强财政扶贫等保民生资金监管。潜规则盛行的重点领域,大多指向扶贫等保民生资金,造成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滞留沉淀和监管弱化等问题。以严格的制度管好用好基层公共资金、资产和资源,尤其是关乎基层民生的低保、社保、医保资金和保障房等资源,杜绝侵夺民利的潜规则,防止滋生腐败。

四要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完善村(居)委会集体决策和村民议事制度,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加强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推行“村资金乡镇代管、村财务乡镇代理”的“双代”模式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机制,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严格票据管理和经济责任审计,把住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关和支出关。

4.大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矫正官僚科层制之弊,正风肃纪,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问题,从小事做起,从具体事情抓起,立行立改,对拖欠群众钱款、克扣群众财物、侵占群众利益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让人民群众感到变化,看到希望。坚持不懈打“苍蝇”,治理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才能正本清源,造成正激励,让干净干事的基层好干部成长起来。

三、解决基层干部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所有的职业都指向某一种事业,职业的充实感、尊荣感、成就感源于事业本身的卓越、崇高乃至伟大。基层工作直接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职业意义充实而崇高。必须维护职业尊严,保障职业待遇,畅通职业发展,让广大干部安心在基层、信心在基层、雄心在基层,以之为生、以之为业、以之为傲。

1.根本扭转舆论形象污名化

污名化是基层干部的最大尴尬,损毁职业尊严和荣誉。当前,极少数基层干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发舆论公愤,进而演变成污名化基层干部群体,并指向整个干部队伍,动辄归咎体制,这很不正常。限于发展阶段和国家财力,基层治理确实有比较紧张的一段时期。但条件一旦好转,国家即投入大量财力改善基层民生、改进基层治理。王绍光教授认为,在过去10余年间,中国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保护大跃进,2012年中国社会保护的公共支出仅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和前苏东经济体。广大基层干部是这一伟大成就的具体执行者,这一成就被网络舆论普遍轻视甚至嘲笑,他们的辛勤劳动并未赢得应有的尊敬,而是陷入“干多少都是差,怎么干都是坏”的舆论怪圈,这值得警醒。

必须根本扭转这种舆论态势,还他们一个清白,发扬宣传思想工作这个政治优势,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服务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相结合,多宣传报道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正面引导网络舆论,理性看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坚决打掉与事实严重背离的网络舆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顶得住、打得赢,最大限度积聚正能量。

2.改革基层工资和津补贴制度

基层公务员是基层干部的主力。解决基层公务员整体收入偏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当前,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必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基层公务员物质待遇,和广大群众一起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符合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方向。必须落实《公务员法》,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简化工资结构、增强级别功能,改革津贴补贴制度,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长机制,公务员工资应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与企业相当人员平均工资大体持平。

基层公务员理应是中等收入者阶层组成部分。客观地说,公务员队伍素质较高,大多受过规范的高等教育,经过严格筛选,遵从民族固有传统投身公共事务。目前,九成五公务员处在科级以下岗位,六成公务员沉在县以下基层单位,恰当保障低层和基层公务员物质待遇,与其个人努力和教育投入相称,与公务员本人期望、家庭期望和社会期望相符,与其社会功能和阶层定位相合,有利于稳定基层干部队伍,有利于合理定位职业预期,有利于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必须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让级别主导收入;加大低职务对应级别数,使低职务公务员有相对充分的上升空间,高定基层领导干部级别等。

3.构建基层导向的干部选拔培养链

宰相起于州郡,猛将发于卒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强化注重基层的用人导向,干部在基层成长、从基层选拔,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成长,完善公开遴选制度,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形成优秀人才到基层去、上级机关公务员从基层来的良性循环。

必须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根据不同职位和职责,给不同类型公务员设计符合自身特点的职业发展道路,使所有公务员都有合理的上升通道,实现公务员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放宽放活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发展途径,让公务员各尽所能,不必都挤着去做领导。深入推进面向优秀村干部、优秀社区干部考录公务员招考计划等选拔方式,让一批有培养前途、群众公认、比较年轻的优秀村(居)干部有发展空间,激活这个群体干事创业积极性。

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事业兴衰关键在党、关键在干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基层干部履职乃至基层治理平稳转型,乃是根本促成基层干部廉洁高效履职、实现基层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1.改革县域治理体系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是相对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单元,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县城历来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部分基层干部出生于本县域、成长于本县域、流动于本县域,不少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跳出本县域。国家治理的重点和热点是中央和省域关系及其问题,基础和薄弱环节在县域治理。

必须大力改革县域治理,支持县域个性化差异发展,解决人财物约束,强化县域守土一方、统筹城乡的能力,形成“满天星斗”的县域发展格局。扩权强县、强镇扩权,推进省直管县(市)改革和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突出县城、大镇的城乡有机循环关键节点地位,简政放权,把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县域管理更方便有效的事项,一律下放给县和大镇。

2.打造现代基层政府

立足中国党政体制特色,严格区分伦理、政治责任和法律、行政责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人民民主政制的担纲者群体,对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政治责任、伦理责任和历史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对所有市民、居民、公民承担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合理明确划分这些责任。

基层政府权力有限、职责法定,必须遵循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公共事务,不能越位、错位、缺位。务必做好群众工作,合理调整基层群众对干部的职业期待,改变大包大揽的全能政府时代的习惯,让群众学会在市场和社会中独立、自主和自治。回应“五位一体”总布局,明确划分“五大建设”的中央、地方及基层责任。更好发挥基层政府作用,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和地方发展路径依赖,扭转舆论导向,正确评价、规范提升一些地方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经营城市”的有益经验。

必须提供令广大居民满意的基本公共服务。做好群众身边的行政服务,以县(市)、乡镇(街道)、村(居)三级行政服务网络建设为契机,打造基层行政服务最现代化的“便民超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管住干部和政府,放活市场和社会,提升干部素质和效能,让老百姓感到方便;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强基层执法力量,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推进综合执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严格执法责任制,坚决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合格的从事行政服务和行政执法的基层干部,具备现代行政理念,熟稔政策法规,懂得业务运作,善于沟通服务,合理定位了职业发展,构成了未来基层干部的雏形和方向。

3.推进基层民主自治

基层政府不能包办所有事情。基层民主自治是现代政府、有限政府的必然补充,是培育广大群众现代公民意识、践行公共生活、形成社群团结的有力有效途径,也是打破官僚科层制对上不对下的惯性,使基层干部以至基层政府向上负责和向下负责相统一,永远走群众路线、永远不懈怠的关键举措。

群众性自治组织必须回归本位,定位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自我主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让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群众关系和谐亲近,公共事务人人有责,公益事业人人有份,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矛盾不上交,实现基层社群自主、安定与活力的统一。

4.推动文化建设凝聚社群

历史地看,检验一切政治举措、治理行动的实践效果,关键看行动和制度是否化为习惯、形成传统、成为文化。从理性、有意识谋划的政治行动,到感性、下意识的社会文化,要时间的淘洗,更要人民的自觉参与。群众的文化自觉推动改革深入和事业发展,这是辩证发展的历史进程。20世纪中国革命就是源于一场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各时期,也是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透过持续不断的文化建设争取广大群众认同和参与的壮阔历史。

文化是社群的灵魂和内核,基层又是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基层社群文化同质性高,活同一个味、认同一个理、求同一个道,乡村社群尤其如此。必须扭转一些地方“经济建设一马当先、其他四大建设驷马难追”的窘境,更加重视基层思想文化工作。基层干部的人格魅力和号召力,归根结底是源于群众思想文化认同的政治文化现象。必须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做好群众文化工作,提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群生产生活,成为伦理共识,主导群体意识,变成群众生活常识和自觉行动,再造守望相助、出入相扶持的基层社群。

5.创新基层党的建设

义者,利之和也。中国共产党肩负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守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整体正义。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民内部利益冲突增多。问题的出路,还是要靠秉持主义旗帜的党、靠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基层社会风气的好转靠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基层社会团结靠党领导下的基层民主。没有党的领导,基层自治沦为争权夺利的“金钱政治”、“家族政治”;没有基层民主,党的干部工作也会固化闭塞。

必须坚持“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相统一,进一步推动和引导基层选举,让“群众领袖”脱颖而出,进一步拓宽群众参与干部工作渠道,纠正体制内干部选拔“唯内不唯外”等问题,根本解决干部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解决基层自治庸俗化问题,解决基层干部执行上级命令和遵从基层群众意见两难问题,提升社会优秀分子投身基层公共事务的尊严感、荣誉感和使命感。必须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基层党组织要以群众所盼为工作所向,结合基层民主因地制宜提供特色化服务,带领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改革事业。必须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治理良好的基层社群禀赋条件情况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优秀的带头人;加大从村(居)党组织书记中招录公务员和公开选拔副科级领导干部等力度,提高物质待遇,让他们政治上有地位、工作上有奔头、生活上有保障。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

2.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11版。

3.[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费孝通文集》第九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5.宫崎市定:《清代的胥吏与幕友——特别以雍正朝为中心》,《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

6.王绍光:《中国仍然是低福利国家吗?——比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护“新跃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1月下。

7.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基层干部被误读状况调查——基于5100份书面问卷和6096份网络问卷的对比分析》,《人民论坛》2013年16期。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5期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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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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