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是近现代史研究中一个长久不衰的对象。在社会多难、时代多变的近现代中国，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承载的责任相当艰巨，长期以来，众多史学工作者始终关注这个课题，这便为这次会议，提供了大有可为的空间。

从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而言，若与过去的会议论文相比较，可以用四个“显著提高”来比喻。

第一，作者层次显著提高。与会者不仅有教授、副教授、博导、硕导等治学多年、成果丰厚的学者，也有不少在读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等高层次的后备力量。希望我们的学会今后能继续吸引这么多具有实力的专门人才参加，那样必然会在史学领域取得更多成就，也使我们学会产生更大影响。

第二，论文质量显著提高。这个问题可以从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两个方面来看。广度方面，从时间上说，可谓跨度相当大，上至晚清、新文化运动、建党前后、大革命时期，下至1958年教育界的拔白旗、当代的袁隆平精神等，研究的问题可说是穿越了百年的历史长河。从地域上说，论文不仅包括了大陆的东南西北，有几篇还研究了台湾问题。从领域上说，涉及的问题则涵盖了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领域，这从目录和摘要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再说深度方面，是令人怦然心动。论文紧紧围绕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这一中心，有的触及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有的透视知识分子的心路演变线索与特征，有的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形成、调整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有益的思考与探索，无不使人感到作者在史学研究中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

第三，治学方法显著提高。会议论文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史实厘清与表述，一种是问题思考与研究。属于史实厘清与表述者，数量上约占会议全部论文的五分之三，这些论文大多采用正面叙述方式，文中明确的思路，突出的主线，清晰的层次，可谓是业已成熟或接近成熟的书稿或教材。如上海师范大学章林的《中共“一大”特案的知识分子视角考查》，虽然仅有四页，但论文对中共党史上一个处于边缘化的问题进行了介绍与解剖，旨在探讨中共“一大”代表的知识分子时代个性与大会做出的特别规定之间的关系。作者还对党员可以不可以到政府部门当官的讨论和梳理，这一点正如文中所言，“对今天作为执政党的党的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华中师范大学谢从高的《“新青年”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与中国近代学术观的碰撞》，围绕蔡元培之子蔡柏龄留学比利时学习工科一事，介绍了蔡元培、吴稚晖、胡适、恽代英、陈独秀等人的不同态度，并通过比较，分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一种政治因素。该文围绕一个现象，细致论述了不同身份、不同立场者的认识与反映，体现了个案研究的特点与作用。南开大学李少兵的《人间佛教——佛教知识分子与民国社会》，虽然题目有些过大，类似一部专著的名称，但文章中心很明确，旨在说明民国时期佛教知识分子为什么主动入世达变这一现象，给我们展现了这类特殊身份的知识分子，与改革的时代潮流接轨的自我意识。四川大学陈廷湘的《政局动荡时期中国学人的生存样态》，则以细致入微的观察，挖掘了李思纯《金陵日记》与《吴宓日记》、《胡适日记》中的生活细节，勾画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新体制下的治学与谋生手段的形态变化。文章资料穿插连贯，行文夹叙夹议，使人从他们的政治关怀、往来交游、诗友唱和等方面，感受到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众生像。上海大学刘长林的《自杀殉国者的自杀目的构建》，是对1919年至1928年间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中自杀时所留下的遗书的解读。文章强调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环境中，希望以自杀形式起到警醒民众，抗议压迫，反对懦弱的作用。而媒体的报道，则进一步利用宣传手段，发挥了激励国人，团结御侮的作用。上述论文，采用的是正面叙述方式，努力把某种历史史实或历史现象“说清楚”。它们旁征博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追寻，超越了常人视野，提炼与刻画了社会的一个方面。

与上述论文形式不同者，是属于问题思考与研究的论文，它们约占本次会议论文的五分之二。这些论文，有的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已有成说进行了弥补或佐证；有的还原客观事实，对现有定论提出大胆挑战。这些论文，读来使人耳目一新。如武汉理工大学郭国祥、武汉大学丁俊萍的《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合作与分歧》，认为目前党史教科书中，把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的主张对立起来的结论应当商榷。论文指出当时毛泽东和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都是坚持共产党独立性的，他们不仅没有原则分歧，而是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共发展。即便是出现了一些分歧，但具体分析的话，则或是认识上的差距，或是双方的误会，这些问题虽然涉及到竞争最高领导权，但解决的途径也是符合党内民主程序，有利于保持和增强党的活力，不应不顾历史的苛刻前人。河南大学张艳的《“主义”是如何战胜“问题”的》，以中共理论家艾思奇为代表，评述了中共在“问题与主义”之争问题上的认识变化，指出这一变化都是服从不同阶段的政治需要，都是在不同时期出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的目的，都是为了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这种反思，为我们的会议注入了新的气息，也让我们的史学研究，更加接近真实。上海师范大学洪小夏、李自慧的《公共知识分子论析》。从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特征、存在的意义与作用等方面，肯定了这一群体的自然存在，论述了保障这一群体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而要保障这一群体，需要建立相应机制，特别应当保障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与独立经济的地位。文章强调的言论自由与经济独立，也是全面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化民的《“一二·一”运动中的教授会和教授们》，用了一个看似平常的标题，但读后却令人拍案叫绝。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对现有成说提出质疑，但它所运用的计量学方法，对“一二·一”运动中西南联大做出重大决定的九次教授会议的出席人数、所属学院、比例曲线，做了前人从未进行过的量化统计，从而归纳了文科与理工科教授政治关心度的差别，得出了这一差别在“一二·一”运动中并未出现太大变化的结论。这一结论看似平淡，然而，今后“一二·一”运动研究不写这一问题则罢，若写这个问题，就必然利用这篇论文的成果。因此，该文有可能对今后的教科书，起到补充甚至改写这一部分的作用。

第四，写作范显著提高。应当承认，过去有些论文是为了参加会议才匆匆写作的急救章，存在着结构不够完整合理，文字缺乏锤炼推敲等缺陷。这次会议论文，总体上说，无论章节安排，还是结构过渡，乃至行文遣词，都力图符合论文写作要求，表现了作者的自觉规范意识。

综上所述，证明本次会议是一次坚守政治方向，坚持独立思考，积极开拓领域，立足历史关注现实的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会议。故大多数与会者均收获颇丰，享受了一次精神大餐。

当然，从会议收到的论文看，也存在一些需要引起注意和克服的问题。第一，“说教式”。这种现象可能与从事教育、习惯用教学思维看待问题有关。但是，学术研讨会毕竟与课堂教育有所区别，它应重在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第二，“铺陈式”。某些论文，在叙述过程中不厌其详，却对理论分析不够重视。这种现象，可能是有些问题还没研究透，没想清楚，所以无法展开。有些问题则是不敢展开，似有所忌讳。第三，“雷同式”。这些论文未能超越前人，可以说只是前人的重复，作者虽然下了功夫，却对学术发展难有贡献。第四，“粗放式”。有些论文，本来已经掌握了很好的材料，可惜未能充分消化，结果只是用简单方式表现出来，令人感到十分可惜。第五，“影射式”。这在目前研究知识分子的文章的不乏存在。其中有些人抱有终极关怀，利用历史上的问题“说事”，让人感到不免有“影射史学”的痕迹。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实是必要的，但作为史学研究，应该是科学的、完整的、严肃的，对于知识分子研究来说，更应当重视学术化。

总的来说，本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与会者们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心态从事知识分子研究，彼此间容易接近，容易勾通，因此笔之所至，能够触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责任感，既是这次会议成功的基础，也是今后史学工作者应当坚守的史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