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书宗:苏联史研究中的几个分歧问题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5 次 更新时间:2015-07-26 0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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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书宗  

   2013年《探索与争鸣》第1期,刊登左凤荣教授的文章《片面解读苏联教训的又一“力作”——〈评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以下简称《评20年祭》)。当年第8期,《探索与争鸣》刊出汪亭友先生的文章《如何解读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兼答左凤荣教授》(以下简称《如何解读》)。以上两篇文章,对斯大林模式、苏联剧变原因,等等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鼓励学术争鸣是《探索与争鸣》杂志的办刊宗旨之一。编者也希望广大学人积极参与讨论,以期取得合理的借鉴,使苏联剧变这一20世纪世界历史的大事,能转化为中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财富之一。改革开放以前,苏联史领域就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统天下,连学术研究也谈不上,遑论学术争鸣。如今,苏联史研究成为学术领域的显学之一,并且可以在报刊上各抒己见。这一事实本身,已足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学术领域的繁荣景象了。我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出于珍惜学术领域繁荣景象的来之不易,本着学术平等、互相尊重的平实心态,共同维护和营造和谐的学术氛围,以期推进我国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两篇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多,本文仅就以下三个问题,谈点看法。

   关于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在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体制;对斯大林模式的看法,也是造成《评20年祭》和《如何解读》对苏联剧变这一历史事件不同解读的关键问题。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异凡主编的九卷本《苏联史》。其中第四卷、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天新教授著《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以下简称《形成》),依据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斯大林模式起步的历史条件,如何发展、演进,以及斯大林模式的内容、历史功能、矛盾,等等。该书依据确凿的历史资料,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大饥荒、大清洗及其严重后果等方方面面,作了全景式的如实记叙。可以说,《形成》是到目前为止,记录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真实历史的厚重佳作。当然,作为史学研究成果本身不是解读历史,它只是如实地记叙历史。但是,解读历史首先是了解、直面真实的历史。因此,《形成》应当是解读苏联那段历史的坚实基础。我认为细心地阅读这本书,有助于客观地解读苏联剧变的历史。

   《形成》概括斯大林模式形成的过程说:“创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始于列宁执政时期。列宁时期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两种不同的建设模式。但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各方面都不成熟,体制带有过渡性的特点。斯大林担任党政领导后,废除了新经济政策,回到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并逐步对其进行改造充实,通过1936年新宪法的制定最终定型,形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斯大林模式。”[1 ]如同《形成》那样,将斯大林模式放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应是解读斯大林模式的起点。

   对于斯大林模式,《如何解读》认为:“斯大林模式从本质上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苏联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段。正因为它坚持而不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而不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根本趋势,因而总体上符合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2 ]这段话,集中、完整地表述了《如何解读》对斯大林模式的认识和评价,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定义性概括。我既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赞同的就不说了,说说不赞同的地方。

   我认为解读斯大林模式,应当像《形成》那样,对之做历史的、具体的阐述和分析。如果说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高度集中的、由斯大林个人以党的名义决定一切的集权制的话,那么,通过全盘集体化运动,把个体农民组建成集体农庄,则是斯大林模式的重要方面和内容,并且构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基础,是建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保证。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离开农业全盘集体化,构建斯大林模式是难以想象的。我想就农业集体化问题,谈谈与《如何解读》关于斯大林模式的不同看法。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开始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历史。在此之前,斯大林对俄国(苏联)农村和俄国农民状况是陌生的,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关于国家的总体建设,斯大林开始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工业化方向,并没有完整的建设方案,而是在实际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更改的。斯大林说:1925年12月举行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主要是工业化代表大会”[3 ]。其实,这只是斯大林这么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么写,实际历史并非如此。因为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提出工业化问题之后不久,全国性的粮食收购危机就爆发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对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的争论,工业化问题被暂时搁置了。

   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立即引出了农业全盘集体化。1929年11月,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全国掀起了全盘集体化的高潮。据苏联集体农庄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1929年10月1日,全苏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只有194.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930年1月20日,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增加到439.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1.6%;1930年2月20日,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猛增到1367.5万户,占到农户总数的52.7%;1930年3月20日,全苏已有1393.7万农户加入集体经济组织了,占农户总数的53.5%。[4 ]1933年,全苏基本上完成了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要重温一下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有关改造农民问题的一些重要论述,就清楚了。

   农民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对待农民,都有较为清晰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社会概括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 ]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集中概括为人的解放。根据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解放的基本原理,占俄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阶级的解放,当然是俄国人的解放的基本内容。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阶段都强调,建立工农联盟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去世以后,晚年恩格斯特别提到,当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的那一天,无产阶级国家应该怎样对待农民呢?恩格斯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6 ]无产阶级国家应当通过什么途径,以及怎样改造农民阶级,恩格斯说得已经够明白了。

   列宁对俄国农民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列宁相信农民的英雄气概,认为农民是反对剥削、反对奴役的斗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同盟军。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列宁也看到农民的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同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因此,列宁把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为艰难、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1923年1月,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最终肯定:“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列宁说:合作社“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7 ]列宁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能让所有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达到的就是这级台阶。毫无疑问,我们虽然达到了这级台阶,却绝少利用它。”[8 ]

   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曾经用近三年时间,把《列宁全集》中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全部抄录成卡片,共540余张,叠起来相当于10副扑克牌的厚度。通过这些研究,我终于厘清关于农民问题,列宁既有基本的认识,又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认识,以及这些不同认识与时、空条件之间的关系。通过合作社,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列宁的最终结论,也即列宁关于改造农民的合作化道路。如果不顾时、空条件,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孤立地看列宁语录,那是打几辈子“语录仗”,也分不出胜负的。

   再来看看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就会发现它与列宁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不同,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改造农民的原则也相左。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是从粮食收购危机引出来的,不是从人的解放引出来的。所以,斯大林指导农业集体化的原则是他自己提出的“贡税论”。“贡税论”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利用对工农业产品的垄断,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迫使农民为国家实现赶超式的工业化缴纳额外税。“贡税论”说白了就是斯大林此前也曾反对过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当然,从根本上说,国家富强了,也是农民阶级的福音。但是,“贡税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应当通过组织合作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特别要为此提供物质上的帮助;而“贡税论”则要求农民立即加入集体农庄,先满足国家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向国家提供价格不成比例的商品粮,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无产阶级国家要逐步缩小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剪刀差;而斯大林则认为,为了将来缩小和最终消灭剪刀差,先要扩大剪刀差,农民必须先为消灭剪刀差“纳贡”。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农民有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改造农民个体所有制要从生产过程入手,经过长期的引导,要坚持由农民自愿的原则;而斯大林则要从改变所有制入手,按照国家制定的计划,采用行政手段,通过政治运动,急速实现全盘集体化。

   以上这几点都是斯大林自己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我只是将之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做个比较而已。

由此,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强迫命令,普遍使用暴力,从肉体上消灭富农阶级,导致灾难性地屠宰牲畜,等等,都是顺理成章的。全盘集体化完成之后,国家实行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在义务交售制下,国家不管农业生产大规模减产,都根据计划,将需要获得的商品粮,以及各种农副产品,大都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得到充分满足。这样,自然就害苦了农村和农民。为了巩固这种变相剥夺农民的制度,当然必须把农民固定在集体农庄里。1932年12月2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在全国实行身份证制度,惟独不给农民发身份证,理由是:“防止广大农业居民在国内各地不受控制的移动”。斯大林建立的集体农庄制度,实际上是俄国村社的某种再版。当然,集体农庄制度并不是复制村社,而是村社基因的某种传承。这种制度,不要说解放农民,连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后,1932~1933年,农村普遍发生饥荒,有的农村甚至惨不忍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年,又发生大饥荒。对于饥荒的发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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