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我不想做空洞的激进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3 次 更新时间:2015-07-25 21: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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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 (进入专栏)  

  

   1990年代中期,应星攻读北大社会学硕士学位,师从社会学家孙立平。

   如今校友聚会,大家都还记得:尽管那会生活俭朴,应星却几乎每天必吃一只鸡腿。人问他为什么,他正经答道,我将来是要干大事的,得有个好身体。

   “小王少有大志,他看不惯眼前的一切:父母俗,老师昏,同学愚,社会乱。幸而高中三年,有两个同学跟他很谈得来。由朋友进而成为同志,对‘谁来改变中国’当仁不让……”学者余世存笑着回忆北大读书时期的“小王”应星,“他年轻时候,甚至娶妻都想过要娶‘十二月党人’之妻。”

   直到现在,发生在应星身上的“大事”不外乎到重庆某县挂职副县长、出版3部著作、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更关心“沉默的大多数”

   应星在北大曾和余世存共同编辑《战略与管理》。那会他从不掩饰其抱负:成为储安平式的人物,做富有“中国特色”的揭露时弊的报告文学作家。彼时的他认为传媒是宣传思想的最佳途径。

   “后来他从一个激进派变成了体制内的主流学者,”余世存思忖着“起变的动因”,“在重庆挂职时,他在县档案馆里无意找到3年自然灾害时,当地大批农民饿死的实况。一腔热血的他撰文,想将这段史实披露于众。最后,他严重受挫。另外,眼见我们这些朋友也一步步地边缘化……”他没有再说下去。

   北大的“理论读书小组”曾在内部讨论应星一部关于移民上访的著作。应星的好友、曾在北大社会学系任教的李猛开场即说,在他看来,书中写得最好的部分,是其中的两段插曲:“出现在电站大门口的疯子”与“山坳里的孤魂”。

   村民姚锡田是一个疯子,没人知道他怎么疯了,疯后为什么专跑电站撒野——在大河电站门前,他“开始不断大骂:‘你在我们地盘上修电站,我不打烂你才怪!”,“第二天上午,姚锡田两次在电站桥头往下扔砖头,砸坏了一台机器的外壳,到傍晚,他又准备在桥头扔石头……”;而“山坳里的孤魂”,实则是列出了一份1976年至1982年,山阳公社4个大队的14个农民因触电身亡的“死亡清单”。

   “还是李猛看得准。”如今,应星在炕上感喟。10年前,他就陷入思索——“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这个故事在我讲述的政府与移民的鏖战中有什么意义。一方面,政府只能把姚锡田看成是‘危险的个人’,既没法将他作为群众来教育,也不能将他作为坏人来教训,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理智;而另一方面,移民精英也不会说姚锡田仇恨的是贪官,因为他是不明事理的。”

   “无论上访精英,还是维稳的基层或高层领导,都共享了同一种政治文化,逻辑是相似的。不管疯子还是被电死的农民,他们从没被拉进抗争的队伍。他们进入不了维稳者的逻辑,也进入不了上访精英们的逻辑,他们就是福柯所讲的‘无名者的生活’,或是王小波说的‘沉默的大多数’。恰恰我关心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从那时起,我不想做一个空洞的激进派。”

   各阶层的“气”与“气场”

   在那部著作的学理化注释部分,应星首次提及“气”——“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投入诉讼之战虽然并不一定都只是为了金钱利益,为了标的物本身,但他们也并不是在为法治秩序下具有普遍性的权利而战斗,而是在为礼治和德治秩序下具有差序性的位置而战斗,为一张脸和一口气而奋斗,……1949年后,‘气’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上访、诉讼实践中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2011年3月,应星提炼出“气”这一概念,出版了《“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会将“气”作为当代中国乡村稳定问题的一个研究视角?以前学界是否有人提过?

   应星:“气”在这本书的含义是:现实性社会冲突与非现实性社会冲突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状态,是人对最初所遭受到的权利和利益侵害,而后这种侵害又上升为人格侵害时进行反击的驱动力,是人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

   据我所知,现在直接以“气”作为“抗争政治”的研究视角还没见过。但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在《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中曾提出:在法、理、情之间,一方面,法是实定的、人为的,而情、理则是非实定的、自然的,这一对比可以成立;另一方面,法和理所相对具有的普遍性、客观性,对比于情所具有的具体性和心情性形成另一种对立。……情具有修正缓和法与理的严格性作用。

   他还分析,在中国,当农民在村里发生利益纠纷时,并不像西方人有很强的权利意识,认为你侵犯我,我便马上反弹,一切要按照法律条文来。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农民都会忍让,因为在乡里,维系关系是长期的问题,一旦面子撕破,彼此就很难相处了。直到有一天,积怨到忍无可忍时,他才会跳起来激烈反击。而一旦反击,就会跟对方算八辈子的总账。

   国外也有两种说法,一是为权利而斗争,一是为承认而斗争——一旦人感到人格尊严受到侵犯,就不是简单的利益侵犯,这时人会出来为“承认”而斗争。

   今天有不少学者表示,国内上访等抗争性行动是为了维权,为权利受到侵犯而抗争。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严谨。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裴宜理也说过,传统中国人就不是为权利意识而奋斗,而是为规则意识而奋斗。在中国,抗争不是基于简单的“维权”,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还有群体性事件,其实是平时积怨已久的爆发。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势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深层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暴露,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社会稳定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社会出现断裂和失衡现象;贫富对立、干群对立的社会心态较为突出;集体上访与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和烈度上不断升级。

   孙立平曾提出,“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现在,权力精英与市场精英构成利益集团,还有一些知识精英成为其附庸。而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下岗工人,他们的利益是全面受到侵害的,且少有合法表达的渠道。中国今天的贫富分化差距已到了世界公认的危险顶点,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在抗争问题上的“气场”已非同寻常。

   前一段,清华大学出了一个关于“维稳”的报告,对现在的维稳模式进行全面的评价。简单来说,现在的“维稳”主要是两大方式,“拔钉子”与“开口子”。即一个是政府强烈打压上访者,另一个是眼看上访者闹得太凶,政府花钱来解决。

   这两种维稳方式都是短视的,都促使了问题的复杂化,使社会更加不稳定。为什么呢?拿“拔钉子”举例,开始是你侵犯我500元钱的事,我找你评理,你不解决。我只好找上面,结果你把我抓起来了,把我房子拆了,让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开始就为这500元,到最后我不能不跟你耗下去,成了上访专业户。

   另一方面,政府花钱买稳定仍是治标之法。比方说两个生产队,一边因为闹上访获得赔偿,另一边因为不闹上访而没获赔偿。结果“闹”与“解决”之间形成了正比。政府常常批评民众“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但关键是政府摆平的逻辑就是根据闹的程度来决定解决问题的程度。农民之间是会相互攀比的,花钱可能带来的是连锁反应,永难有真正摆平的时候。如果没有一整套维稳的新思路和新规则,这种打压和花钱并举的方式只会激发更多的抗争。

   今天的“维稳”,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激烈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与政治矛盾不完全一样,但两者之间也可以转化。2000年以后,中央也已意识到了中国现在的矛盾焦点已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矛盾高度尖锐。

   人物周刊:你说近年来发生的多桩群体性事件中,氤氲一股“气场”。这是“气”的延伸?

   应星:一般来说,“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失控的行为。它与集体上访有所不同。集体上访是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者,有意识地控制其他上访者的行为节奏。而群体事件往往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没有组织,是所谓的“乌合之众”。

   我在书中讲过,有一类群体事件是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比如政府建水库把农民的地淹了,农民没地了,起来闹事,他们是一群利益相关者。而像贵州“瓮安事件”——一个女中学生被发现死在河里,当地官方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通告,这女孩的家人不服而抗议。这本是一家人的事,为什么跟她家无关的老百姓也要跟着闹事?这标志群体性事件进入了以“利益无关者”为主体的时代。这其中的“气场”是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的——你找不到具体的由头,但参与闹事的每个人多是一肚子气,恨当官的,恨警察,恨富人,认为他们是一体的。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死者的命运就是我明天的命运,或是我昨天、现在的命运。

   中国社会最麻烦的是,底层平时忍让——比如政府征地、拆房,引起那么多矛盾,牵涉其中的底层深感受到欺压,却无处表达。但不表达不代表说没有他的反应,他是把气积压在胸中,一旦爆发就会很麻烦。

   人物周刊:“气”既是个人上访的持续动力,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肇因?

   应星:大部分上访者开始走上这条道路时,并没有想我要跟你干到底。但一旦上访,他可能会被关进黑监狱,被打、被整,这是关键的地方——他被整得抬不起头来。在乡土社会中,他可能从此在村里失去了生存的面子,这就接近他承受的底线了。而且上访次数越多,受到的打压越厉害,他渐渐没有了退路,“气”就贯穿其中,是他持久上访的一个动力。

   群体性事件比较复杂,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法不责众。比如有武警在冲突中被打死了,但因有上万人参与,政府不可能把这一万人都抓起来。所以擒贼先擒王,要追究祸首,打击“一小撮”。因此,对于维稳者来说,群体性抗争里最大的麻烦即是草根领袖所面临的风险。

   人物周刊:草根领袖一般都有什么特点和风险?

   应星:草根领袖有一个更强更清醒的判断与认识。他们比较清楚官方逻辑,官场层级的差别,权力的运作机制,气在什么时候忍住不发,什么时候出击。草根领袖一般是在农村生活的非农民,或是退伍军人出身,或是乡村教师,胆子大,见识广。一类是真正的领袖,一类是积极分子。真正的领袖都是底层社会的人精。

   我采访这些草根领袖发现,他们极其熟悉政策。他们将找到的政策文件,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字字研究,划满了道道,做满批注。因为他们要做的不是革命,而是“依法抗争”,他们要寻求合法的保护伞。他们的原则是只说地方搞坏了政策,不能说国家有问题。且不管他是策略也好,信念也好,他要保住行动的合法性。

   在那本著作中我写过,有两个村,一个村的土地被水电站淹了,农民没饭吃。于是开饭时,草根领袖带着一帮人在电站食堂静坐要饭吃,这当然也属捣乱秩序,但是他们“踩线不越线”,毕竟没破坏生产,后来这村人确实获得了补偿。而另一个村的土地也被淹了,这村的农民冲去把电站机器给砸了,结果什么都没得到,有人还被判刑。

此外,抗争目标还会发生很有意思的转变。刚开始,抗争是为经济利益,但在草根领袖介入后,目标会转为“要把贪官整下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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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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