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成飞 郭文亮:对外和平与对内认同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流变与理性塑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5 次 更新时间:2015-07-25 21: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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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成飞   郭文亮  
目的是形成合法化中共统治的意识形态体系”,[7](P65)借以转移国内民怨集矢。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国情教育”:中国国情是独一无二的,“不能采纳西方的自由民主,相反现行的政体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这是加速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8](P66)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亦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是政府对中央权力下降的回应,[9](P21)并指出,后毛泽东时代的民族主义之源更多的是国内的而非外部的因素。[10](P51)

   正如前文所言,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之兴起有着非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历史背景,仅仅将其概括为中国政府重建合法性的工具是不合适的。只是当前中国民族主义的实际内容有限,尤其是内争权利、外向发展的可操作性措施不多,才给西方以口实。

   其四,由社会转型期的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导致的借机发泄型民族主义,它带有破坏性和群体性特征。

   新时期,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旧格局已被打破,新体系正在形成当中。社会转型期不仅带来社会利益的分化和阶层分化及固化,亦导致了不同观念的分歧和社会意识的冲突。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情况下,公民对私有财产的拥有和追求不仅得到了政策的肯定,而且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人们对私有财产的观念和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全民“皆大欢喜”的增长转变为“有输家”的增长,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由于收入分配关系没有理顺,调节手段还不健全,贫富差距一再拉大,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表达的自由、民主、平等、竞争、信用、法制等观念,促使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良好预期在增强,对体制腐败容忍度在降低,而社会矛盾的解决渠道不顺畅积累了社会矛盾,并使其激化和冲突的沸点在降低。

   勒纳曾把民族主义视为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的“痛苦门槛”,是民众在社会转型期——原先的社会支撑物和社会结构突然崩溃之时的一种精神寄托。[11](P15)毋庸置疑,目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积累的大量不良情绪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缓解和释放渠道,导致其易于转向民族主义以迈过“痛苦门槛”,群体性事件典型地表达出了借机发泄型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在现实的游行中喷薄而出,更在网络上集中表达。2012年以来,由于中日冲突引发的无序性和破坏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即是社会转型造成的综合结果。一些地方反日游行的表达方式延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主要特征,即暴力性和群体性,它有借此发泄平日被压抑的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因素。这种情绪表达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爱国在中国从来都具有极大的政治正确性,在爱国的名义下,即使行为过火,只要目的崇高,政府就很难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一旦政府将之绳之以法,反而成就了其“爱国”的美名。这种“话语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的民族主义极大地表达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民间情绪,其暴力性和破坏性不言而喻。

   三、和平与认同: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理性民族主义塑造

   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方向是理性民族主义,即民族弱小时不自卑自弃,盲目媚外,言必称希腊;强大时不自大自傲,盲目排外,动辄以武力逞强。具体而言,它包括对外、对内两方面的内容。其对外表达以尊重他者、和平相处为原则;对内以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为归依,而最终的发展方向是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

   第一,理性民族主义要以尊重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和价值为前提,将本国摆在世界体系当中,以此来建构平等的民族主义,和平、和谐的世界秩序。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当今世界已经走出了完全依靠武力解决民族纠纷的前现代化时期,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为民族主义提供道德标准,即国际关系的“正义性”——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和平竞争。因为从德性上讲,“只有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利益才是合理的”。[12](P531)这是整个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超越国界和民族。如艾塞亚·伯林所说:“人类所有信仰的所有积极价值,到最后一定可以相容,甚或是彼此互相蕴含在对方之中。”[13](P288)没有他者就没有自己,就没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表达应该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对别人的排斥甚或索取。中国理性民族主义的塑造需要以此为基础来进行,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发展和未来进步亦应以此为契机,“使之能既有利于民族目标又能增进世界秩序”。[14](P134)

   世界需要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和平表达,中国内政外交需要民族主义者发出和平的声音,长远来说,这两者是契合的。首先,中国必须让全世界明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不具有对外扩张的内在冲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平思想的预制性,另一方面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防御自强性质。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以“和为贵”的和平精神来强调互相尊重的价值共存,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个体自身具有的真理标准,始终主张以正义、平等、中和、诚信、礼仪、仁爱、节制等道德规范来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舶来品”,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从产生开始就是自卫的而非扩张的,它是防御的、内敛的民族主义,而非进攻的、扩张的民族主义。中国以民族主义相号召实现了民族解放以后,即刻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国际主义精神”相辅助,渴望与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平相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中国要向世界清晰表达向外扩张不合乎中国的国情,有悖于中国国家利益之事实。目前的中国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在国际,边界纠纷和危机需要耐心和时间去缓和与解决,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国家形象亦需进一步营造;在国内,地区发展差异巨大,产业升级改造压力明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短时间内难以建立。社会发展转型期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和正义缺失一时无法匡正。党内民主建设和政体改革成效还不够显著,为此导致的体制腐败和民心流失需要时间去弥补。社会稳定压力巨大,由地方群体性事件引发的政府威望和信誉的流失趋向急需扭转。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发展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宗教文化纠纷需要慎重解决。

   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在向世界作和平的表达。如胡锦涛曾表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15](P47)这是当今中国理性民族主义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保持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世界的路径选择。

   第二,理性民族主义要摆脱“工具”和“信仰”的符号性,政府应该通过完善治理模式来保障公民权利,进而赢得民众的自觉认同,而不能单纯依靠外向型民族主义来建构其内在的合法性。

   民族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一种民族发展强大的精神资源而存在的,它可以表明“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16](P6-7)它具有实用主义性质和国家主导的“工具性”色彩。但是,国家主导和引导民族主义的发展要适可而止,不可过度。民族国家和真正的民族主义基础是奠立于人民真诚的共同赞助之上的,这种基础是无法毫无限制地扩展的。[17](译序)因此,政府应该丰富民族主义的内容,让民众产生自觉认同。从广义上讲,民族内部认同是民众对本民族的多元化认同,包括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等不同的层面;就当下中国国情而言,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更多是现实治理认同。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如习近平所倡导的:“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8]这既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长远需要,也将促使民众从心理上对政权产生自觉认同。

   国家应尽力满足公民生存发展的经济权利。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P82)“‘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0](P103)然而,当今中国贫富差距在拉大,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现象严重;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民众表达利益的不顺畅导致社会矛盾积累。这需要政府坚定改革决心,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力量,在改革的过程中消化矛盾,在发展的进程中消除不公,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体现服务的原则和公平的价值,以此来安抚民众的不满情绪,满足其现实的利益诉求。可以说,缺乏对个人的关注、尊重和激励而空谈民族主义,无法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民族的凝聚力将被渐渐削弱而缺乏活力。民众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的红利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也是民族主义能够和平释放、健康发展的条件。

   切实保障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力。作为国家公民,其义务和权力从来都应该相符,公民外争国权的同时,政府要保证其内在的民权。学界一直有这样的认识,即“人权是目的,族权是手段”,“要外争国权,就必须内修人权”,[21]“合理民族主义是以民主主义为前提的。”[22]可以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性发展必将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法制和法治必须成为现代国家管理民族主义的有效手段和方式。无论在何种思潮和运动面前,法律的规定和法治的精神都具有最高的权威和约束。个体行为一旦超越法律规定的界限,就要受到法律惩罚。法制和法律在此必须扮演两方面的角色:第一是“去道德化”。任何行为和个人一旦触犯法律,不管其目的具有多么高尚的道德感,都不能被认为是极端行为的护身符,都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是“理性化”。任何一个行为都包含着社会责任,受法律约束,在行为发生之前,大众必须思考该行为之后果。

   在当前中国民族主义仍因缺乏实质性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而显得单薄之时,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容去充实它。它的内容既包括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也包括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共同提高,同时还包括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民族主义从狂热走向理性,从褊狭走向宽容,从“工具”走向自觉,从“信仰”走向“信任”,需要填充如上内容。反之,如果政府继续依赖外向型民族主义来构建合法性,民众的爱国暴力行为就难以杜绝,其社会整合的功能亦无从发挥。

   第三,理性民族主义需要逐渐摆脱历史包袱,回归现实国情,重构表达上的平和与实践上的秩序,进而真正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

   要塑造理性民族主义,就要求我们尽量客观冷静地对待历史问题,将之视为历史资源来激励国人,而不能完全将之作为历史包袱来仇恨别人。霍布斯鲍姆曾说:“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及其一切是它的现代性”。[23](P14)长远而言,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主要功能是真正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需要具备现代公民身份,这是近代世界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胡适曾言:“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24](P4-5)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其终极目标即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专制,实现中华民族自救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改良政治、发展经济、创新文化、建设现代意义之民族国家的任务。

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必须是开放性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诞生之日就具有反抗世界霸权的特点和义务,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不是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作为一种进取性的政治思潮和运动,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超越政党、阶级、族群、信仰和地域的狭隘理念,成为一种通向世界现代化大“家族”的民族主义。当然,民族主义的开放性格不仅意味着对外的兼容并蓄,也要求其内部开放,即容许和引导民众在社会公共领域,对什么是最好的共同体生存方式进行自由的、平等的讨论,并且借助一定的社会空间进行试错性的社会实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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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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