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 杜兴军: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对立、融合与过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 次 更新时间:2015-07-24 17: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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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   杜兴军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潮。从这三大思潮出发,梳理中国之历史、认识中国之现状、规划中国之未来,构成了百年来以至当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三大阵营。廓清三大主义的各自面貌,阐述它们之间的差异、对立、融合和过渡的清晰图景,则是本文自命的任务。

  

   一、三大思潮之差异

   自由主义的本体论从抽象个人出发建构国家,把国家看成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个人的契约联合体,进而得出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的结论。民族主义则主张“每个个人都必须从属于某个民族”,把民族看成是先于个人的本体,推论民族逻辑上先于个人、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马克思主义则从根本上反对这两种理论所采用的先验设定本体的理论路径,在本体论上主张用现实的人代替抽象的人。马克思主义只承认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具体的个人。由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处于相同的生产关系中,因此形成阶级。可以说,特定生产关系中具体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起点,而阶级则是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分析的本体。

   不同的本体论决定了不同的身份认同模式。自由主义主张的身份认同可以称为启蒙认同,从个人自我认同出发,否认一切共同体认同的合理性,除非这种对共同体(比如说国家)的认同与对自我的认同一致。这就是所谓“理性之爱”。与启蒙认同反对个人利益为共同体利益做牺牲不同,民族主义把民族认同置于其它一切认同之前,认为个人为民族利益“应该做出牺牲”。马克思主义突出超越民族范围的阶级认同,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著名口号。

   不同的身份认同导致不同的国家学说。自由主义主张“契约国家说”,认为国家是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订立契约所建构,主张国家权力在内部的分权制衡。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国家说”,认为民族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为了民族的认同、统一和自治。马克思主义则主张“阶级国家说”,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它们在理论上都和多民族国家相容,甚至更支持多民族国家;而民族主义由于在身份认同上强调民族特殊性,因此它在理论上只接受单一民族国家。

   三大思潮在政权合法性上也有不同看法。在自由主义看来,程序民主则是既建立权威又不侵犯自由的唯一方式,所以形式上的程序民主和目的上对个人自由的保护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说”一方面通过其成员心理上的民族认同来构建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与其它民族相比较的优势取得民族成员的认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说”则指出了旧国家的本质:“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民族主义用民族的统一性淡化内部矛盾,因此“在结构上就不能解决诸如社会正义、资源分配和冲突管理等主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与民族主义基于心理和外事的合法性不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探讨合法性问题时都是现实和内向的。

   三大思潮在本体论、认同模式、国家学说以及合法性建构这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的不同看法,构成了它们之间理论上的主要差异。

  

   二、三大思潮之对立

   自由主义不认同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自由主义看来,只要在方法论上接受了集体主义的理论起点,这个起点里隐含的集体高于个人的逻辑就一定会演化成专断权力侵犯个人自由的现实。就民族主义而言,民族意志自然高于民族成员意志,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就马克思主义而言,阶级利益当然高于阶个人利益——为了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革命事业,个人利益是可以付出的代价。

   在民族主义眼中,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和行为实际上一直被民族主义的逻辑所主导和渗透。自由主义主张自由的个人通过契约形成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没有哪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向其它民族的成员开放国籍资格。自由主义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其实只是蒙着面纱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落后国家成为主流,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阶级危机,而是由于工业化落后造成了民族危机。可见,民族主义不仅不能接受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而且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它们做了解释。

   在马克思主义眼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欺骗和麻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绝不反对自由,相反把自由作为自身最根本的价值理想和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可是,马克思主义却尖锐地批判自由主义,抨击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但正是这种自由使得劳动力成为商品,继而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一整套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可是,马克思主义却猛烈批判民族主义,指出这种意识形态在国内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在国际上破坏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正是由于在阶级分析的视野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直接相关,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提到这两大思潮的时候,往往会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可见,无论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可以从自己的问题意识、理论体系和现实关照出发,批判和解构其它思潮。

  

   三、三大思潮之融合

   民族主义由于本体论上不关注民族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因此有多种可能的具体形式。如果与自由主义相结合,就发展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如果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形成了民族民主主义。

   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各自理论上的不足使得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自由主义本体论中抽象自由的人实际上必须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而文化环境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属性。民族主义则相反,强调了民族本体的自治、统一和认同,却忽视了民族成员的自由、个性和理智等维度。为了弥补二者各自的缺憾,发展出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塔米尔声称:“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因而珍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人权的普遍性,珍视个体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以及人的自治。”

   但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还可能产生帝国版本。鸦片战争中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就是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并得到了自由主义代表作家洛克的狂热支持。这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及“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规律,自然会引起落后国家民族主义的反弹,并在追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抛弃自由主义,选择走向马克思主义。而落后国家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就形成了民族民主主义。

   在落后国家,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遇到了特殊困难。民族主义强调民族的独立统一和富强,但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弱小却要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因而无法完成民族独立统一富强的任务。经典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发达的生产力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但是落后国家却都不具备这些条件。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产生的民族民主主义,一方面看到了民族问题如果不和民主问题,不和多数人的政治权力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结合起来,就不可能解决;另一方面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把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作为自己的必要条件,也不可能成功。而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理论上的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历史中往往只有一种理论脱颖而出,这就需要进一步考察三大思潮之过渡。

  

   四、三大思潮之过渡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渐次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思潮,人民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反映到思想史上,就是外求救亡图存、内争民主自由的任务需要各个社会思潮采取中国化的方式来响应。正是中国化之后所产生的内在矛盾使得它们必然突破自身,过渡到下一主导性思潮。以戊戌维新派为政治代表的自由主义就是第一个典型。康有为等自由主义改良派思想逻辑的基本线索是由强国而改良,由改良而自由主义。甲午战败,赔巨款、割台湾之后,危机之深重和改良之急切都达到了顶峰。改良的方法,如开议院、选议员等,都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改良方式对国内多民族共处的要求,对满族皇权的依赖,都使其对内反对民族主义;但改良派自由主义思潮的目的却是对外的民族主义:“中国地大物博,若水陆并练,则饮马南洋,秣兵欧土而有余,何日本之有哉?”对内反对而对外奉行民族主义,构成了内在矛盾。此外,限制专制权力的目的与改良方式依靠专制权力的手段之间的冲突也使得改良派自由主义陷入深刻的自我矛盾之中。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措施,都有限制专制权力的潜力;但改良方式却恰恰依赖着专制权力:“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之自上,庶免泰西君民争权之弊。”改良派自由主义思潮内部包含着的这两方面的深刻矛盾预示了其在实践上的失败:正是满洲贵族依靠专制权力扼杀了百日维新。继之而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正是从解决自由主义内部对立出发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派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民主主义的主张。“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反满和反专制的结合,解决了上一思潮的内部矛盾。民族主义位列三主义之首,三民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孙中山在解释三者关系时,也是由民族而民权,由民族、民权而民生。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存在着内部矛盾,且正是这一内部矛盾的解决推动着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的内部矛盾集中表现在割裂民生与民族、民权的关系,把民生看作是一个并不迫切、比较简单和顺带解决的问题。这种思想史上的困境投射到历史过程中,就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失败了。孙中山自己就认识到了这一沉痛的失败:“然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孙中山此时已经意识到了民生与民族、民权之间三者合则成、分则败的整体性。民族民权主张的力量之源在于工农。农民要求耕者有其田,工人要求改善劳资关系,孙中山于是提出了平分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民生原则。至此,旧三民主义中的矛盾就得到了解决,发展为了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民族民主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融合的产物,所以新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具有一致性,是不奇怪的。毛泽东强调了这种一致性,指出:“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即使是新三民主义这样的民族民主主义,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它的矛盾主要就在于它还没有提出各阶级中谁是领导阶级这一问题,自然也就无法解决主力军、统一战线等问题。这个问题一旦解决,新三民主义也就发展到了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指出三民主义“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中谁是领导阶级呢?是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其前途必定是社会主义。旧三民主义通过新三民主义过渡到新民主主义时,民族主义通过民族民主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的思想史进程也就完成了。

   要之,虽然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可以三足鼎立甚至相互融合,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救亡图存的任务使得主导性的社会思潮在它们之间不断过渡。中国人民经历艰辛探索,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既是人民选择的结果,也是近代思想史逻辑演进的必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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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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