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4 次 更新时间:2015-07-21 23:22:09

进入专题: 法治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治话语体系   法学理论  

顾培东  

  

【摘要】近十余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及理想图景认识出现了一定分歧。形成这种分歧的实质原因是,在“什么是法治”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绘的法治的某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对于法治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认知和评判我国法治现实的依据。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传统理论及知识谱系的对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藉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的权威地位。

   【关键词】法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话语体系;法学理论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法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局面变得日益复杂。上世纪80年代前后建立的“要法治不要人治”的朴素共识,已经不足以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融通人们不同法治主张的理念基础。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法治建设中自主性意识的强化以及本土性特征的逐步明显,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以及中国法治的理想图景究竟是什么,认识上出现了一定的分歧。这些分歧常常潜隐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之中,但就实质而言,分歧的主线在于:是趋从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倡导的法治模式,还是坚持走中国特色自创性、自主性法治道路;在此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又进一步引发了对中国还是否在(会)走法治道路的质疑。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确定,表明了决策层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立场,表达了决策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认识与诠释,同时也是对中国是否坚持走法治道路以及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的明确回应。然而,任何法治理念的提出,无论基于什么样的威权,都不可能象法律制度那样产生“令出即从”的效果。特别是在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或对法治某些特性的描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为人们对于法治社会的基本想象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在全社会得以确立,不仅要进一步取得社会成员在理论和经验上的广泛理解与感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而且全社会各方面对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推崇的法治观亦应有深刻的反思和充分的省察。

   进一步看,在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中,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中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只有转化为或体现于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亦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才能够实际成为指导法治实践的理念,避免成为一种飘悬的政治倡导。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只有被置放或还原到法治话语之中,与法学理论传统和知识谱系形成对接,才能够获得必要的理论和知识支持。不仅如此,只有通过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才可能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开放出必要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讨论的空间,藉此与其他各种法治理念进行一场没有缺席的对话与交锋,并在这种对话和交锋中显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性力量。因此,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应当成为当下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任务和重要主题。

  

   二、域外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的深刻影响

   从上世纪50年代公开的“全面苏化”,到始于上世纪80年代并延续至今的对西方法治思想和法治理论的隐性趋从,域外法治意识形态事实上浸染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并不同程度地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内容及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

   有关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对我国法治的影响,近些年国内学者已有较多的分析和论证。〔1〕全面学习和继受苏联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包括国家与法的基础理论以及各部门法理论)是新中国法制创始的基本思路和重要决策,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对我国法治的重要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概括地说,这种影响的具体方式和渠道主要有:(1)苏联的各种法学著述在我国全面译介。上世纪5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苏联法学书著达165种,〔2〕通过这些书著的翻译出版,苏联的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被广泛引入我国。(2)苏联法学教材或苏联专家的讲义成为我国法律教育的主要载体。1951年教育部制定的《法学院法律系课程草案》明确规定“以苏联法学教材及著述为讲授的主要参考资料”,〔3〕为此,教育部专门制定了《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对高校系统翻译苏联各种法学材料作出要求和安排。〔4〕1953年教育部推出的统一法学课程中,绝大多数科目为苏联法学及法律制度。〔5〕(3)苏联法学专家来华传授法学理论和法制经验。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60年,共有35位苏联法学专家,先后受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政法委员会、司法部、外交部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分别充任法制工

   作顾问或讲授相关的法学课程。〔6〕(4)我国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法律。上世纪50年代,我国先后派遣86名法学留学生,分别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等著名院校,〔7〕这批留学生回国后把苏联的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带回中国,并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制人材的中坚力量。(5)建立以传播苏联法学为宗旨的教育基地。中央人民政府在《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人民大学的任务是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据此,人民大学成为引进苏联模式和苏联学说思想的大本营。在法学方面,人民大学事实上成为我国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人民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由苏联法学专家培训;人民大学的学生到各地高校任教;其他各院校的教师到人民大学进修;人民大学出版的各种教材和讲义广泛流传至其他各院校及法律实务部门。总体上看,苏联法治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是全域性的,前述几个方面清晰地表明了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曾经有过的作用和地位。

   在本文主题和语境下述及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对我国的影响,或许应当明确:第一,苏联法治意识形态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选择法治道路,并具体开展法制建设提供了初步的认识引导和直接示范,对新中国法制的创始产生了不容忽略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第二,苏联法治意识形态事实上存在着严重缺陷,特别是国家与法权理论,产生于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政治斗争背景,因而相关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中缺少对社会成员权利的基本尊重,更缺少对国家权力的应有限制和必要约束。苏联法治意识形态的这些消极因素对我国法制乃至政治生态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8〕第三,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至今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尽管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中苏交恶的事实,但苏联法治理论的影响并未因此而绝迹。及至“文革”后重启法制进程,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再度受到重视。深受苏联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熏陶的我国老一辈法学家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而新一代法学人才也在接受苏联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教育的过程中完成了法治理论的启蒙。以苏联法学教材为蓝本的法学各学科的“统编教材”则使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得到进一步广泛传播与扩散。今天,我国法学基础理论的结构与体例、法的定义、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司法制度特别是检察制度理论等,依然明显地保留着苏联法学理论的痕迹与烙印。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加快,特别是随着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传入,西方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的影响日渐形成,并不断强化。迄至今天,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描绘的法治状态已成为很多人对于法治社会的基本想象,从而也成为人们向往或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对西方法治理论所推崇的某些原则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人们对我国法治应有机理以及法治实际运作规律的思考与理解;西方各种法治理论或学说成为人们分析和论述理论问题以及考量与评价社会现象的重要理据与判准;西方各种法学著述和文献已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的重要理论和知识资源;接受西方法学理论的训练则成为当代中国法学人乃至法律人所必不可少的经历,对西方法治理论和知识的掌握与了解亦成为体现或衡量法学人学术功底和理论素养的重要标准与尺度。虽然尚不能说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对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具有潜在的主宰地位,但西方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中的影响无疑是较为深刻的。

   毫无疑问,在西方国家法治实践先行、法治理论先存的格局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壁垒与藩篱已经打破和拆除的条件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上较为成熟的法治国家这一事实已得到普遍认同的背景下,在我国法治仍处于创始阶段,法治理论、法律文化和法学知识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大量吸收和汲取西方法治理论、法律文化和法学知识以及这些理论、文化及知识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不仅难以避免,而且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从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趋势看,即便在将来,这种状态也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但需要自省的是,在浩瀚的西方法治思想文化资源中,我们主要汲取了什么?或者说,西方法治思想文化对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影响最大、最为深刻的因素是什么?

本文认为,近几十年来,在我国法治意识形态领域中影响最大亦最为深刻的西方法治思想文化是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虽然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约定俗成的学说概念,但在很多西方著述中,它以著述者和阅读者的共同会意而被识别和认知。〔9〕自由主义是以美国为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直接而紧密”。〔10〕资本主义法治的兴起建立在自由主义传统之上,“自由主义法律哲学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就是这样的原则:每一个社会都应该依据法治运作。它对法治的信奉起源于17世纪现代自由主义的诞生”。〔11〕自由主义法治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公开推崇并向后起法治国家推行的法治形态,大致可以代表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法治意识形态。从理论渊源及内涵看,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主要是由西方自然法学派率先主张,并经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以及形式主义法学)改造和发展而形成的一整套法治理论(20世纪以来,新自然法学派和新分析法学派又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与调适)。〔12〕自由主义法治理论通过对法治的若干要素或特征的直接或间接的强调,刻画了一个极为理想化的法治模式,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极度完美的法治图景:(1)法律在全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社会活动、社会行为及各种权力或利益关系都由明确的法律规范加以规制和调节,或都受制于法律的界定和约束,即“一切皆有法”、“一切皆依法”。(2)法律中蕴含着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安全、秩序、效率、福利等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各种价值或善品;只要法律得以施行,这些价值或善品就能够很好地得到实现。(3)法律是一套概念清晰、表意明确、逻辑一致、恒常稳定的普遍性规范,不存在认识或理解上的分歧与偏误,并且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遵循。(4)以国家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权力分立为基础而形成的独立的司法,能够有效地保证法律的施行;独立于外部各种社会力量的法官具有优良的品质和高度的智慧,从而能够忠实地履行实施法律的神圣职责。(5)所有的社会争议和纠纷,包括各种政治权力或利益冲突,都应当并且能够进入司法程序,通过司法手段得到解决。(6)法律实施过程,尤其是司法过程是一个自证、自洽的封闭过程,审判就如同“自动售货机”运作,一边输入法条和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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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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