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本栋:“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1 次 更新时间:2015-07-21 00:19:49

进入专题: “诗穷而后工”   北宋   党争   欧阳修   梅尧臣  

巩本栋 (进入专栏)  

   “诗穷而后工”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理论命题之一,其说的提出,既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因素,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追寻这些原因和背景,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诗穷而后工”说及其他相关的文学理论和观念,无疑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①。

   一

   “诗穷而后工”说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得很远。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②这里虽还只是泛论道德心志,然无疑已启后人发愤著书之旨③。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④同样的意思,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其所以反复发为此论,无疑主要是缘于遭遇李陵之祸、“身毁不用”的严酷现实。所谓发愤著书,是因为不得志,故抒其愤懑,“思垂空文以自见”,即著书以见其志。不过,这里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的思想基础,显然是儒家的“三不朽”观念。既然不能立德、立功,退而求其次,立言才成为其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发愤与著书之内容的关系,少有涉及。

   到了唐代,韩愈在为裴均、杨凭所作的《荆潭唱和诗序》中论道: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闾里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釐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⑤

   这里固然有受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影响的因素,但韩愈所论的角度却有不同。他更多地强调了著书的内容,即“易好”的是“穷苦之言”,而非“欢愉之辞”。不过,之所以“穷苦之言易好”,似乎并非因为发愤,而主要是“韦布里闾憔悴”之士往往能够“专一”于创作的缘故,所以,发为诗歌才能“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即使达官显宦如裴均、杨凭,只要“能存志乎诗书”,也是可以“与韦布闾里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釐分寸”的。至于因穷愁而发愤著书这一面,韩愈仅在《送孟东野序》中有所论述。其文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这里的“物不得其平则鸣”,便有发愤著书的意思。然而,这话说得也很宽泛,凡为外物所动,有所感发,作诗撰文等等,都属于不平之“鸣”。因为“善鸣”者既可以“自鸣其不幸”,也是可以“鸣国家之盛”的⑥。韩愈在送孟郊前往溧阳任职时说这话,自然是劝他的朋友不必以外任县尉为意,谁能说这就一定是坏事、一定不可以“鸣国家之盛”呢?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确提出“诗穷而后工”说的,是欧阳修。其《梅圣俞诗集序》曰: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⑦

   在《梅圣俞墓志铭序》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

   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略)余尝论其诗曰:“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⑧

   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之说,到韩愈的志存诗书、搜奇抉怪和不平之鸣的议论,再到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无疑更进了一步。因为在欧阳修看来,诗所以能“穷者而后工”,不仅在于穷者能专一于文学创作和搜奇抉怪,更在于其在政治上既然不得志,不免“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于是“兴于怨刺”,“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穷”而专一精思,“穷”而“感激发愤”、“兴于怨刺”,文学创作上才会有成就。这就是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论的内涵。在这里,“诗穷而后工”与“诗可以怨”首次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⑨。

   欧阳修晚年还曾对这一问题作过解释。他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⑩仍认为士人之“失志”“穷居隐约”以及其“感激发愤”,是“穷者之言易工”的重要原因。这与他早期的论述大致是一脉相承的。

   细加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欧阳修早年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看法,都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其具体指向的,那就是皆为梅尧臣而发。我们再看他的几首赠梅尧臣的诗,就更明白了:

   文辞愈清新,心意虽老大。(略)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11)

   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略)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穷者啄其精,富者烂文章。(略)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号霜。霜寒入毛骨,清响哀愈长。玉山禾难熟,终岁苦饥肠。(《读圣俞蟠桃诗寄子美》)(12)

   凌晨有客至自西,为问诗老来何稽。京师车马曜朝日,何用扰扰随轮蹄。面颜憔悴暗尘土,文字光彩垂虹霓。空肠时如秋蚓叫,苦调或作寒蝉嘶。语言虽巧身事拙,捷径耻蹈行非迷。(《寄圣俞》)(13)

   君老忘卑穷,文字或缀缉。(略)谁云已老矣,意气何嶪岌。惜哉方壮时,千里足常馽。(《别后奉寄圣俞二十五兄》)(14)

   一方面以孟郊比梅尧臣,极言其“穷”,并对其有志而不得伸展的遭遇深致慨叹(15);另一方面则极力称赏其作诗能“披霜掇孤英,泣古吊荒冢。琅玕叩金石,清响听生悚”(16)。“穷”似乎与梅尧臣这位被宋人誉为本朝诗开山祖师的人物(17),有着难解之缘。

   二

   梅尧臣一生仕宦不显。他年轻时曾多次应进士试,均不中,26岁左右,以叔父梅询门荫补太庙斋郎,任桐城县主簿。其后辗转于河南、河阳主簿,建德、襄城知县,监湖州盐税,签书许州、陈州判官。直到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梅尧臣方被召试学士院,赐同进士出身,改太常博士,次年监永济仓。嘉祐元年(1056),翰林学士赵 与欧阳修等荐其补国子直讲,嘉祐五年迁尚书都官员外郎,同年卒。

   对梅尧臣长期困于州县的原因,欧阳修曾为我们提供过一个寻绎的线索。庆历元年(1041),梅尧臣将赴湖州监盐税,欧阳修置酒相送,并作《圣俞会饮》诗,诗中说道:“吾交豪俊天下选,谁得众美如君兼。(略)关西幕府不能辟,陇山败将死可惭。嗟余身贱不敢荐,四十白发犹青衫。”(18)何以“关西幕府不能辟”?又何以“嗟余身贱不敢荐”?当我们对庆历及其前后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对发生在统治阶层内部的那场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庆历党争作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梅尧臣在庆历党争中所处的位置,实际上不属于新、旧任何一派,这种依违于新、旧两党之间的尴尬状态,最终决定了他穷困不遇的命运。

   庆历前后,分别以范仲淹和吕夷简为首的统治阶层内部的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其实质是变革图新、强邦固本与宽忍优容、因循守旧这两种不同的政风、士风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当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面临社会、阶级和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局面,亟欲起而兴利除弊、缓和内外矛盾的时候,他们首先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并非来自某一个人的反对,而是这种因循保守的政风和士风。

   在范仲淹、吕夷简等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面化的时候,梅尧臣不过是一知县,且远在建德,他并未也不可能直接参与到这一冲突中去。然而,早在梅尧臣任河南主簿之时,即与欧阳修、富弼、范仲淹、尹洙等人多有交往,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和诗友,梅尧臣在政治上是倾向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一边的,只不过这种倾向性主要是通过他的诗赋创作来加以表现的。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谏仁宗废郭皇后被贬睦州,梅尧臣写下了《清池》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书抨击吕夷简而被贬饶州,梅尧臣又写下了《彼鴷吟》、《啄木》和《灵乌赋》等作品,托物比兴,对范寄予同情而对吕则颇为不满。及至庆历革新失败,范仲淹、富弼等相继离京外任,苏舜钦、王益柔等被贬斥,梅尧臣还作有《杂兴》、《送逐客王胜之不及遂至屠儿原》、《送苏子美》等,对诸人被贬深表同情。因此,梅尧臣在当时之难以为旧派人物所用,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遗憾的是,梅尧臣也并不真正属于以名节志气相尚的新派人物中的一员,他在思想观念上与范仲淹等人有着明显的距离。

   梅尧臣的父亲梅让终生未仕,从欧阳修为其所撰墓志铭来看,其思想是近于道家的。梅尧臣当受其一定影响。观其所作《伤白鸡》、《和杨子聪会董尉家》、《灵乌赋》等可证。尤其是《灵乌赋》,除了对范仲淹表示同情之外,又区分贤智,认为乌虽灵而“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鹜能而日役,体劬劬兮丧精”(19)。这都与道家“行事尚贤”(《庄子•天道》)和“安时而处顺”(《庄子•养生主》)的观念相近。对梅尧臣的同情和劝慰,范仲淹自然不会不理解,但范与梅在思想上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范仲淹自幼而孤,发愤苦读,服膺儒术,倡为名节,史载“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20),是符合实际的。范仲淹有和梅尧臣之作《灵乌赋》,其中写道:“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略)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21)又作《答梅圣俞〈灵乌赋〉诗》曰:“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恤赋灵乌。”(22)其感物之意虽同,然起懦警顽,与原作殊途,殆无可疑。

梅尧臣的叔叔梅询,与梅让不同,是一位有文才辞辩而卞急好进的人物,在宋真宗朝即屡上书言西北边事,宋仁宗时官至翰林侍读学士。梅尧臣自12岁时就随侍叔父,后又以梅询之荫出仕,思想亦不免受其影响。梅尧臣也喜欢论兵,并注《孙子兵法》十三篇,即为例证(2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巩本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诗穷而后工”   北宋   党争   欧阳修   梅尧臣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0606.html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8年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