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推进中国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 次 更新时间:2015-07-20 16: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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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 (进入专栏)  

  

   摘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广泛应用,中国网络社会已经逐步兴起,并对现实社会产生着重大影响。因此,网络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对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高度深化对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目标、主体、原则和手段的认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关键词】

  

   网络社会拓宽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使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巨大变化,预示着人类社会正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网络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运行规律有很大差别,这导致网络社会治理与传统社会治理必然表现出很大差别。当前,中国网络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亟待加强对网络社会治理的研究和探索。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探索极有可能会走在整个社会治理转型的前列,为社会治理转型提供经验,从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一、网络社会与网络社会治理

   (一)网络社会的概念及属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广泛运用,互联网可以说对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组织模式和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等)已经或正在进行全面的塑造,从而使得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开始出现,这就是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

   “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是基于互联网(Internet)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空间中人们的互动关系发生的社会形式。[①]互联网表面上是无数电脑终端的连接,从而形成电脑网络(computer network),但实质上它连接的是作为运用和生产信息的“人”。尽管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与现实社会密切关联,但其存在基础是互联网。我们所说的网络社会治理,就是指基于互联网所发生的关系从而形成的一些社会问题的治理。

   如何认识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的属性?许多学者把网络社会看作虚拟社会,这应当如何理解呢?从本质上看,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是一种数字化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形态,其关系网具有虚拟(virtual)特征,但事实上网络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网络社会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一种社会存在,一种人类生存的新方式。[②]因此,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绝对不是虚幻的,而是客观事实上存在着的真实世界。当然,网络社会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现实社会密不可分的;同时,在网络时代,社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被网络所形塑或改造。

   但是,网络社会又体现出自身独有的特征,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学者何哲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揭示。他认为,网络社会的基本属性首先来自于网络信息技术本身,其基本特性体现为以下几点:交流的超时空性、交流主体的隐匿性、交流主体之间的对等性、社会的强连接性。他特别强调,网络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巨系统,复杂巨系统的特征很多,与网络社会治理高度相关的特征主要包括:非中心性、协同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突发性等。[③] 以政治生态的变化而言,传统社会是有权威、有中心、有领袖、有组织;而网络社会则是无权威、无中心、无领袖、无组织。这些新特征的出现使得网络社会治理显得非常复杂,并且难以把握。

   (二)网络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模式

   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是治理理论。治理(governance)是相对于传统的统治(government)而言的,治理理论强调的是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统治与控制。同时,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治理主体与客体地位的相互转化。英国学者马克·怀特黑德(Mark Whitehead)认为:“治理可以理解为,作为一种凭借正式治理结构进行的治理过程,它不再主要集中于公共部门治理形式(议会、市政厅、公务员)的政治领域,而是不断吸纳从私人部门到公民社会的一系列利益关联者。” [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开始兴起,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同。出于对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关注,中国学者在西方治理理论出现后,就迅速将这一理论引入中国,并用于对中国社会治理的研究之中。[⑤]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与政府管理模式转变在实践层面的演进,一系列探索实现良好治理的理论大量涌现,这其中有许多理论正是基于网络社会兴起对治理提出的新挑战而进行的理论建构,它们为网络社会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石。[⑥]

   在互联网兴起之初,国内外学者并没有认识到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但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对社会治理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国内外学者都开始转变观念,加强了对网络社会治理的研究。国外学者在论及网络社会治理时,都强调治理的主体应当包含政府、行业组织、公民团体和公民个人,这样才能既对网络社会进行有效治理,又不妨碍公民权利的实现。中国学者更多从网络社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角度来阐释网络社会治理,也肯定网络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尽管这些观点有一定差异,但都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网络社会治理,形成治理的合作机制和协作效应。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国家网络社会治理呈现不同的特征,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张显龙将其分为五种,即:纯粹“自下而上”模式、“自下而上+第三部门”模式、纯粹“自上而下”模式、“自上而下+第三方机构”模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集合模式。[⑦]孙力将其分为三种,即: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指导行业自律型模式、政府与行业共同管理模式。[⑧] 这两种划分方法都是从政府指导与行业自律的关系来进行划分的,体现了互联网治理过程中政府规制与行业自我规制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关系。

   在中国网络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方面,学者们也提出了若干看法。王佳纬、屠瑾提出了和谐治理模式,[⑨]蔡翔华提出了多中心共同治理模式,[⑩]谢俊贵提出了综合治理模式。[11] 这三种模式都强调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考虑互联网的技术逻辑与网络治理主体的治理成本和效率。

  

   二、中国网络社会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一)中国网络社会面临的挑战

   第一,政治安全。在网络时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无国界数字化空间”正在全面展开,国家政治安全的概念与内涵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出现了许多全新的危及国家政治安全的形式。如果不能提高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互联网上的一些问题可能全面威胁国家政治安全,例如:可危及国家主权安全、危及意识形态的安全、威胁政治秩序的稳定、威胁国家政治制度的安全、削弱执政党合法性的社会基础。

   第二,社会安全。近年来,网络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稳定形成了严重威胁。计算机病毒和黑客攻击等对信息化程度较高的银行、交通、医疗、通信、电力等事关国计民生的许多重要系统会造成严重破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安全的新威胁。网络谣言、网络恐怖活动、网上色情、公民隐私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十分棘手的问题。

   第三,经济安全。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犯罪(包括货币犯罪、网络间谍、黑客行为等)也变得非常猖獗,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安全。目前中国在网络经济安全建设上还存在八个问题:规划设计不完备;统筹机制不完善;产品设备有漏洞;经济信息不保密;商业模式需创新;链条环节缺互动;诚信建设需加强;法律法规不健全。[12] 而在主观方面,中国网络经济活动主体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较淡薄,对于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和风险,在认识上和行动上都尚未做到未雨绸缪,这也使得经济安全难以有效保障。

   第四,国家安全。作为继领土、领海、领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空间”,网络已经是并且将继续是国家发展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垃圾邮件、系统漏洞、网络窃密、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违法犯罪等问题日渐突出,如应对不当,可能会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不利影响。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向中国开展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场所,甚至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展开活动的重要平台。当前,网络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一个没有销烟的新战场,美国不仅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建立起了很强的霸权地位,而且组建了覆盖全球的监控体系,在网络信息领域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了很强的威胁。

   (二)中国网络社会面临的问题

   第一,中国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严重分化。互联网的特性与传统媒体的特性有很大的不同,这造成互联网环境下的网络舆论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社会舆论的特性有很大的差异。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非常容易产生“蝴蝶效应”、“沉默的螺旋”现象和“群体极化”效应。这使得网络信息的传播过程表现出其独有的特征,极大地增强了网络舆情形成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等特征。

   特别是伴随着新媒体(例如:微博、微信等)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与发展,网络信息的平级传播过程越来越明显,这为草根力量的彰显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条件,技术赋权表现出更明显的社会效果,话语权的下移得到进一步体现,越来越多的普通网民通过网络能够很好地实现话语权,从而在社会舆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此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两个几乎完全对立的舆论场。一个是传统舆论场,以党报党刊、广播电视为主;另一个是网络舆论场,以新媒体为主。这两个舆论场使用的语言、表露出来的情绪都是完全不同的。主流媒体在歌功颂德、美化社会,而网络媒体则充满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中国社会的分裂在两个舆论场的对立中得以充分体现出来。

   第二,中国网络社会中的问题高度政治化。由于中国政府通过审查和管制对传统媒体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控制,网络成为议程设置的一种替代方式,这种情况在权威主义不太突出的国家很少出现。[13]特别是,年青人很容易认识到,政府通过对公民的操纵使之难以逃脱对政治权威的依赖,因而,他们往往通过网络政治参与来表达他们对政府控制的不满。[14] 这样,互联网作为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在许多中国网站中,网民们经常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进行热烈讨论或激烈辩论,并会经常曝光“黑幕”和“丑闻”。

   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全面的转型,原来的制度和规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都处于转型过程中。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原有的、传统的制度规范被打破了,而新的制度规范又不够完善,结果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失范现象,整个社会存在着强烈的“愤懑”情绪。而由于社会参与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健全,这种“愤懑”情绪有时候就会借助一定的突发事件,通过网络宣泄出来。从而使得中国网络空间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第三,中国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网络社会的数字化、匿名性、开放性与互动性使得网络行为难以受到应有的约束,向社会治理提出了全新的问题与挑战。在中国,网络色情、网络谣言、垃圾邮件、网络病毒、网络黑客使网络环境变得污秽不堪;网络诈骗、网络洗钱、网络赌博等网络犯罪行为肆意横行;互联网上经常出现与政府和执政党对立的网络舆情,并频繁发生网络突发事件;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进行思想渗透和颠覆行动;国际恐怖主义也把互联网作为重要的活动平台。而中国网络社会治理能力的严重不足,使得这些问题难以得到遏制或解决。

过多的约束和控制会遏制互联网的生命力和创新能力,但是,完全的放任和不加控制也只能使互联网的发展走向死胡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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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治理》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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