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24 次 更新时间:2005-11-27 22: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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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北京语言大学)  

   其实,不仅作家纵容老李这一类男性对女性进行精神施虐的行为,是对女性主体性的压制;而且,作家歌颂某些传统女性美德的行为,也同样包含着盲视女性主体性的价值误区。

   《四世同堂》中,传统型女性韵梅与知识型男性祁瑞宣是一对父母包办的夫妻,作家在小说的开头既理解祁瑞宣在婚姻中的精神孤独,也同情旧式女性韵梅唯恐做不成祁家媳妇、“只能用‘尽责’去保障她的身分与地位”4 (p256)的生存压力。这体现了作家超越男性视阈局限、理解异性生命逻辑的精神宽度,也使得作品在这里因为男女人物心理的对话性而取得了复调性。但是,小说的后半部,随着日寇铁蹄下人民苦难的日益严峻,韵梅任劳任怨而成为四世同堂大家庭在苦难中的重要支撑力量;同时,韵梅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又能生发出对日本侵略者的直觉式的朴素批判。这样,她的形象在祁瑞宣和作者心目中都渐趋高大,成为作品歌颂的人物。这一形象的高大性却遮蔽了韵梅在大家庭生活中、在夫妻关系中的精神压抑之痛。“辛劳一世的劳苦妇女被人记起母亲式的形象特点,因而成了慷慨、博大、宽厚、能承受命运给与的一切的大地之母。哑的女性获得了远远超出自身性别个体之外的价值,她代表着社会革命的新兴的意识形态极要寻找的精神及物质之根――理想中给人安全感和希望的下层劳动大众。”5(P43)女性因为成为“新兴的意识形态极要寻找的精神及物质之根”而在男性作家的观念形态中浮出历史地表,与民族、国家、社会、历史接上轨。然而这一接轨却仅仅是在男性视阈与抽象的观念形态范围内的接轨。它体现的只是男性作家“一种心理上的甚至本能地对于‘母性’(‘女性’)的依恋、归依。”6(P254)其抽象的观念形态特点与男性寻找精神支撑的立场出发点,都先在地界定了女性在面对民族、意识形态敌人时既承受苦难又具备批判意识;而在面对女性自我主体性被为妻、为母、为媳的角色意识所消蚀的精神痛楚时,只能微笑地承受,不能审视、不能反叛。“真实的‘生存痛苦’在‘想象’(‘幻觉’)中转换成了虚幻的‘精神崇高’”7(P257)。在崇高的名义下把女性钉在“尽责”的角色中,使得女性应该有的超越于角色意识之上的自我主体意识,都不仅仅是被压抑在文本的叙事层之外,而且还被排除在作家的价值立场之外了。这样,作品也就背离了最初探究女性内在生命逻辑的轨道,而仅仅把女性当作整合民族国家意识、为男性寻找精神支撑的工具,小说的复调性也受到了伤害。

   其实,作家在这里放弃观照的又岂止是女性独有的生命苦难、女性的主体意识,作家从整合民族国家意识的立场发出,实际上也放弃了对男性深层情爱意识的探寻、放弃了对男性个性主义立场的坚守。由于把传统型女性神圣化为支撑民族苦难的精神支柱之一,作家逐渐地不再去体会祁瑞宣这样的知识男性与无知识的传统女性之间的精神距离,而是臆想他们的传统婚姻在没有什么言语交流中却能够仅仅因为抗日立场的一致、因为各自对大家庭尽责而趋于和谐,那么,作品实际上也就从男性立场逐步放弃了男女之间必须有更为丰富全面的精神共鸣这一婚姻爱情尺度,因而也就从男女关系的角度上让个性主义观念消解于民族国家观念之中、消解于传统家庭观念之中。

  

   三、无边的父性之爱

  

   老舍作品中,真正打动男性情怀的女性,往往是一些气质纯真秀美且富有灵性的女性。四十年代小说《火葬》中的梦莲、《鼓书艺人》中的方秀莲便是其典型代表。故事开始的时候,她们总是分外纯洁美好,在朴素中透出秀美、娇艳;而且她们对周围世界的庸俗污浊乃至一般的世态人情均一无所知;同时她们又都有一种天真的任性,不愿意被外部力量所操纵,而想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纯真与傲气,在长于以自然物比拟人格性情的文化传统中,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出污泥而不染、有着亭亭傲骨的莲花。实际上,作家以“莲”为两位女性取名大约本来就隐含着这一寓意。8

   事实上,以莲花为隐喻的思路,在这两部作品中,不仅体现为女性形象的描写,还展开而渗透在女性命运的故事编织中、渗透到作品的叙述视角上。

   恰如纯洁的莲花总是面临被淤泥玷污的危险一样,老舍笔下的这两位女主人公也面临着外部世界伤害的危险。这种伤害力量主要是外部男性世界中以女性为玩物的性消费欲望。这类消费女性的恶男人总是以某种历史反面力量为依仗,他们或是日本鬼子的走狗,如《火葬》中的刘二狗;或是到了新时代就会消失的黑暗力量,如《鼓书艺人》中的张文。这样,女性命运也就与历史理性挂上了钩,成为民族斗争或时代进步的见证。尽管在《鼓书艺人》中,这种挂钩相当勉强,因为作品仅仅从议论层而不能从叙事层说明为什么张文这样的人一定是旧时代的产物,拯救秀莲的决定性力量方宝庆也看不出与新时代有什么必然联系。

   以莲花隐喻女性,老舍摒弃了传统文化“残花败柳”意识中的男性性霸权意识。《鼓书艺人》中,秀莲深受张文的性伤害,但是在养父方宝庆的眼里乃至在作家的眼里,“她是个年青纯洁的妈妈,肚子里怀着无罪的孩子”,依然美好如莲花。小说结尾,作家让秀莲自己相信“幸福还是会有的”,让方宝庆、孟良决心一定要“引她走上幸福的道路”,这样,作品实际上也就超越了传统节烈观中以贞节程度衡量女性生命价值的男性性消费尺度,而能从女性本位立场来理解女性生命苦难、超越女性苦难,进而重新确认女性生命价值。

   有趣的是,在这两位美好女性的成长史中,都各有一位怀着深厚父爱的长辈男性宛若护花使者似地给与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庇护。这位长辈男性,在《火葬》中是佃户松叔叔,在《鼓书艺人》中是养父方宝庆。他们不仅在日常生活细节上给与梦莲、秀莲以细致痴迷的疼爱,而且还在关键时刻充当拯救的力量。《火葬》中,帮助梦莲克服恋爱困难、帮助梦莲与抗日力量接上关系的是松叔叔,为秀莲分担失去爱人痛苦的人也是松叔叔。《鼓书艺人》中,养育秀莲、保护秀莲免受好色之徒伤害的人是方宝庆,送秀莲去读书的人是方宝庆,把秀莲从爱情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人仍是方宝庆。这些长辈男性对父爱的承当都远远超过亲生的父亲。与这种丰盈无边的父爱相比,这些像莲花一般美好的女性总是处在母爱匮乏、姊妹情谊困乏的困境中――尽管她们都是那样地渴望母爱,因而,这些长辈男性之爱,不仅填补着她们理想父爱的空缺,甚至也填补了她们母爱的空缺、姊妹情谊的空缺。另外,这些莲花一般美好的女性尽管都有热烈的爱情追求,但实际上她们的异性之爱也是匮乏的。梦莲的理想爱人丁一山,在小说一开头就已经死在刘二狗、田麻子手下;秀莲尽管先与李渊、后与张文恋爱,而且曾经一度随张文“走出父亲的家门”,但是这场爱情劫难中她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异性之爱,而是深受伤害。这样,无边的父爱甚至还填补了女性异性之爱的空缺。作家深入男性心理以人物温厚真挚的性格为依据大量铺写这种无边的父爱,同时,叙述者还经常取方宝庆、松叔叔那无限疼爱的视角来审视美好的女性世界,这样,可以说,长辈男性那无边的父性之爱,也是作家这一时期对待美好女性世界情意的直接体现。这一种情意,以父性之爱为核心,尽管包含明显的异性视角,但却升华了异性情欲,而滋养着女性心灵中方方面面的爱的渴求。这种对莲花一般美好女性的庇护意识,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不求回报,尽管与古代男性的护“花”意识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显然已经完全摒弃了传统男性赏玩名花美女的男权立场,而以尊重女性追求幸福的权益为基本内涵,所以尽管具有明显的男性视阈特征,但并无男权的霸性特质,是男性对美好女性世界的一种宽厚真挚的情意。

   女性享受这种无边父爱的唯一前提是自身的秀美灵动、纯真不染――这种不染是不受世俗功利人生态度的污染,而不是出于传统节烈观对女性贞节的强调。这种男性视阈中理想女性特质的界定,既是作家对女性世界的形象期待与精神期待,也是作家自我渴望摆脱世俗羁绊、保持生命本真状态这一面人格的对象性显现。

   这种对美好女性的父性之爱,主要出现在作家生命趋于成熟的40年代,但女性秀美灵动的男性审美标准与男性宽容深情的心怀特征,已经存在于作家早期的创作中。30年代前期创作的《微神》中,那个永存于“我”心中的“她”,

   “小圆脸,眉眼清秀中带着一点媚意。身量不高!处处都那么柔软,走路非常的轻巧。那一条长黑的发辫,造成最动心的一个背影。”

   其美感特征与梦莲、秀莲一脉相承。秀美、小巧、灵动,几乎成为老舍关于女性的固定审美模式。《微神》、《骆驼祥子》、《月牙儿》等前期创作中,作家对这一类美好女性的挚爱,都完全超越了传统道德观中的贞节观念。他不仅在《骆驼祥子》、《月牙儿》中理解了女性因为生存困窘而堕入风尘的生命不幸,而且在《微神》中宽容了女性因为“肉体往往比爱少些忍耐力”而逐渐走上堕落之路的人性脆弱。但在前期创作中,作家的男性自我尽管深情宽容,深切理解女性苦难,但尚没有成熟到可以超越男性情爱立场去庇护女性生命脆弱的程度,所以,这些作品中深怀爱情的男性人物尚不具备忘我的父性之爱,有时作品还需用大量篇幅去抚慰男性自我的爱情之痛。《微神》后半部想像堕落了的女性其实一直对“我”心怀真爱,不过是作家以心造的幻影慰藉痴情的男性自我。

   早期创作中,男性爱恋的美好女性,如《微神》中的“她”、《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都堕入风尘。这既体现了作家自我对生命的苦难意识、悲剧感受,同时也一贯地体现了作家关于美好女性总是面临被玷污、被伤害险境的忧患意识。正是基于这一忧患意识,作家才必然地会在男性自我生命成熟之后的40年代创作中,把庇护纯真美好女性的使命放在男性肩头。

   四、对泼妇的厌憎

  

   与对纯真秀美女性的无边的父爱相对,老舍意识中还一直存在着对泼妇型恶女人9的恐惧与厌憎。这些恶女人有《骆驼祥子》中的虎妞,《柳屯的》中的“柳屯的”,《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胖菊子,《鼓书艺人》中的琴珠、唐四奶奶等。尽管这些恶女人有时与各种不同的反面意识形态相关联,如虎妞属于剥削阶级阶层,大赤包、胖菊子是缺少民族气节的汉奸,但是气势强盛、泼辣凶悍,对他人尤其是男性的主体性造成压抑,才是她们基本的性格特征。

   老舍笔下的恶女人一般都外表高大粗胖,性格泼辣鄙俗,对他人形成心理威压。虎妞 “象个大黑塔”,胖菊子像“啤酒桶”。“地方越是小,就越是显得唐四奶奶和琴珠的‘伟大’。四奶奶有三个唐四爷那么宽,琴珠至少要比她爹高上两寸。”女人高大的身材,在老舍小说中总是引向无比丑陋的感受。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老舍对女性强盛气势的反感。其次,这些恶女人都长于骂街、言语极端粗俗下流。“柳屯的”骂起夏老者,语言“流畅而又雄厚”,内容“老与生殖器有密切的关系”。虎妞“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叙述者以揶揄嘲笑的口气向读者交代恶女人这些形象气质上的特点,体现了老舍对女性男性化倾向、粗鄙化倾向的厌憎。

   老舍小说中,气势强盛的恶女人对男性主体性的伤害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性关系中的伤害尤为典型。恶女人们往往放荡不贞、欲望旺盛,使得男性沦为被动的性客体。这既伤害男性的尊严,又损害男性的健康。《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和《鼓书艺人》中的小刘,便是落入彀中而深受其害的男性。作家站在受害男性立场上向气势强盛的放荡女人表示了强烈的厌憎。10然而,老舍关于强势女性对男性造成性伤害的“事实”举证却有许多值得质疑之处。

   《骆驼祥子》中,祥子第一次与虎妞偷情后,自以为洁身自好的祥子非常恨虎妞,因为他觉得

   “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骆驼祥子》)

然而,到底是祥子自己的欲望毁了他的“清凉劲儿”,还是满足了祥子欲望的女人毁了他的“清凉劲儿”呢?这里的关键是,性关系中,祥子到底是欲望的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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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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