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光:道义和权威完全一致吗?——敬答方朝晖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2 次 更新时间:2015-07-20 15: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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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光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方朝晖教授试图为儒家“三纲”观念正名翻案的努力,笔者认为是缺乏说服力而不能成立的。道义与权威的关系错综复杂,是分是合,是一致还是冲突,不可一概而论。其中,思想观念的时代性变化问题尤其不能忽视。方教授为“三纲”翻案的最大问题就是,将所有这些问题不加辨析地都从单一维度的角度混为一谈,而且在其整个思维逻辑和问题论说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混乱和错谬,不仅没有将“三纲”的本义辨析清楚,反而又引出了一系列方教授本人没有彻底想明白也没有真正理清的问题,对于人们全面、正确而客观地认识、理解和评价儒家思想只会有害而无益。

   关键词:三纲道义 权势 多重面相 单一维度

   林存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年,方朝晖教授出版了一部大作——《为“三纲”正名》,声称是“百年来第一部全面为‘三纲’翻案之作”。然而,在笔者看来,方教授试图为儒家“三纲”观念正名的翻案之作及其努力,是缺乏说服力而不能成立的,而且在其整个思维逻辑和问题论说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混乱和错谬,不仅没有将“三纲”的本义辨析清楚,反而又引出了一系列方教授本人没有彻底想明白也没有真正理清的问题,对于人们全面、正确而客观地认识、理解和评价儒家思想只会有害而无益。谬见流传,误人不浅,故笔者不揣鄙陋,不自量地冒着百年来应为“三纲”翻案的大不韪,从正常学术批评的角度就相关问题与方教授讨论商榷一二,以正视听。

   不料,由于拙文语带“讥讽”,颇令方教授心生不快,于是方教授写了一篇“情绪激烈”的反驳答复文章道义和权威是否势不两立——与林存光教授商榷,正式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2期,随后又将未经编辑改动的原文发布到了“爱思想”网上。既然方教授决意要将问题辨个清楚明白,故笔者不得不再次回应一二。不过,笔者首先声明,愿意诚恳地接受方教授的批评指教,保证不再语含“讥讽”。笔者知道,方教授除了一心一意地要为“三纲”正名之外,毕竟还编著过《修身九讲》的书,如果笔者一不留神又语含“讥讽”的话,想必方教授还是能够多多包涵的。因为儒者饱读《诗》《书》、汲汲于正名修身者,究竟所为何事?不过为修德美身、养成君子宽大之风度、水准和雅量也!方教授不会为了几句“语带讥刺”的话,就尽失风度和水准而情绪激烈、面露狰容,更何况“讥”亦是圣人“春秋笔法”之一,我们凡人在学术批评中仅仅就学术问题偶一用之,似乎无伤大雅,不至于造成多大的人身伤害。如若不然,几句“语带讥刺”的话就能让方教授因此而自我放弃了儒家的修身之道和容人批评的雅量,实在是笔者的罪过。

   废话少说,下面便就方教授答复我批评的文章作一扼要回应,仅仅就事论事,就学术谈学术。凡引证方教授与笔者商榷文中的原话,本文不再注明出处。

   一、儒家思想的多重面相与单一维度问题

   先说方教授文章的题目问题。我的批评文章名为《儒家思想的多重面相》,从字面上来说,是意在强调儒家思想具有多重不同的面相或维度,不宜从单一的视角解读,正如船山先生所说:“读书者最忌先立一意,随处插入作案,举一废百,而圣人高明广大之义蕴隐矣。”(《读四书大全说》卷七《论语·微子篇》)又说:“学者之大病,才读一句书,便立地要从此解去,以趋悖谬。安得好学深思之士而与论大义哉!”(同上卷九《孟子·离娄下篇》)船山先生反复致意,无非是希望学者读书之际一定要慎思明辨、反复估量,切忌以一己先入为主之见妄下论断,乃至举一废百,以趋悖谬,从而使圣人高明广大之义蕴终至于隐而不彰,误后学不浅。从动机上来说,是意在提请方教授应注意考察和区分儒家思想多重不同的面相和维度,而不是简单采取一种单向度的线性思维方式,将儒家思想的不同面相和维度混杂为一,来为“三纲”正名。强调儒家思想的多重面相,意在指出儒家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然还有其时代性与阶段性的不同,至于不同面相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对立冲突抑或协调互补,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但是,笔者的这一努力看来是失败和无效的,方教授不仅没有理解“多重面相”的字面含义,似乎从动机上也作了恶意的理解;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带着情绪反问道:“道义和权威是否势不两立”或者“道义和权威势不两立吗”?笔者看到这个题目,倍感懵懂和疑惑,不知道这究竟是在反问谁,方教授是在反问我吗?如果是,但我从来没有说过“道义和权威势不两立”的话,我讲的只是儒家思想的多重面相,并从来强调道与势或道义与权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过,不管方教授的问题是否有针对性,但问题本身还是有讨论必要的,而且既然方教授有如此一问,笔者也不妨借着方教授的问题反问一下:“道义和权威是否完全一致”或“道义和权威完全一致吗”?既然方教授认为“服从与抗谏并非儒家思想的多重面相”,那么服从与抗谏完全是一回事吗?服从就是抗谏,抗谏就是服从,而且儒家思想只有这单一的一个维度吗?难道方教授从来就意识不到服从与抗谏之间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在一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时代,无论是服从,还是抗谏,都是会让人付出生命代价的,而让人服从生命代价的究竟是道义还是权威呢?儒家究竟是让人们服从道义,还是服从权威?服从道义而向权威抗谏,究竟意味着道义与权威的一致还是冲突?拒绝承认儒家思想的多重面相,而只从单一维度的意义上去理解,必然也只能得出二者一致的结论,方教授要告诉我们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观点和看法。

   就“三纲”的本义来讲,方教授反复申论说古人讲臣下对君主的谏诤,这意味着“三纲”的观念中不含有要求臣下对君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的含义,“‘三纲’只是指以某人为重”,所规定和要求的只是“人与人由名位差异所确立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人们服从的只是名位,代表着一种“从大局出发的精神”。人们服从权威,臣下服从君主,不是“绝对服从”,但又可以说是一种“抽象绝对服从”,这些都是方教授的原话。我的问题是:名位、权威和道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是一回事或完全一致的吗?人们服从君主、服从权威、服从名位,就是服从道义吗?难道君主、权威就不需要“从大局出发”和服从道义吗?这样的话,君主和权威岂不可以直接宣称我代表道义,甚至我就是道义,或者服从君主和权威就是道义吗?如果“三纲”所指只是“以某人为重”的话,是不可能推论出这样一种结论的,至少从先秦儒家的视角来看,“某人”(君主)也是需要服从道义的,道义与君主的权威有时是冲突的,所以荀子才要说“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

   总之,在笔者看来,道义与权威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是分是合,是一致还是冲突,是不可一概而论的,而且还有思想观念的时代性变化问题尤其不能忽视而混为一谈。而方教授的最大问题就是,将所有这些问题不加辨析地都从单一维度的角度混为一谈。然而,方教授的表述却又并不始终一贯。

   二、服从道义与服从权威的关系问题

   方教授辩称说:“服从道义不等于拒斥权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是对自身观点清晰而有力的辩护,因为这一模棱两可的含混说法并没有讲清道义与权威的关系。事实上,只有分清问题的层次,才能真正理解古人思想的本真含义。那么,为什么古人在坚持“君为臣纲”的前提下,还要强调臣下对君主的谏诤呢?什么样的君主才能代表道义或者直接可以等同于道义(天道、天理或圣法),乃至可以拥有要求人们“抽象绝对服从”的权威资格?其实古人讲的很清楚,只有奉天、法天而治的圣王才拥有这样的权威资格,这样的圣王拥有的统治权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普遍王权”,“三纲”要求人们“抽象绝对服从”的正是这种性质的“普遍王权”。相反,谏诤所针对和指向的则是个别具体的现实君主及其所可能犯的政治过失与错误。正确地发挥臣下谏诤的政治职能,对于维护和完善“普遍王权”及君主统治的现实秩序无疑是有益而无害的。而任何个别具体的现实君主如果要求人们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就像“三纲”在道理上要求人们“抽象绝对服从”那样,肯定是一种政治的僭妄。我们姑且不论在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王圣”们是如何将自己装扮成“圣王”,又有多少俗儒陋儒为之歌功颂德,而只从抽象的道理上讲,只要我们分清问题的层次,正如方教授模糊地认识到的那样,对名位或“普遍王权”的“抽象绝对服从”与对个别具体君主的“谏诤”,其实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和自相矛盾的,这两者就并存于古人的思想当中,我所谓的“多重面相”正是意在强调这一点。当然,“多重面相”也包含着不同面相之间的内在紧张,甚至是激烈的对立与冲突,犯颜直谏的“谏诤”不可避免地会挑战和触动君主的绝对权威,乃至引来杀身之祸,因此,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像方教授所说的“服从道义不等于拒斥权威”那样简单,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服从道义不等于完全服从权威。

   谏诤作为对臣下的一种义务和职责要求,意味着既要求臣下服从名位,又要求其尽道义的责任,然而,服从名位与服从道义之间也并不完全等同,有时一致,有时矛盾,这主要看臣下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及其做出什么样的实际的行为选择了。无论就臣下,还是就君主而言,德与位从来就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相符的,“君为臣纲”的观念也并不像方教授所理解的只是“以某为重”那样简单,它所要求的主要是臣下对君主权威的服从,而不是违抗和拒斥。当然,理想的情况是君主的权威合乎道义,否则臣下因服从道义而采取的抗谏行为便具有一种毫不含糊的以德抗位、以道义拒斥权威的政治含义,在这一意义上,服从道义与服从权威便是冲突的,这是任何人都不需要深思熟虑就能够想明白的。然而,方教授为“三纲”正名不仅没有帮我们厘清这些问题,反而搅浑了许多问题,而且,正是方教授试图要消除儒家思想中存在的任何内在矛盾时把问题搅浑了。

   方教授告诉我们说,“如果把‘三纲’理解为‘绝对服从’或‘绝对尊卑’”,必然会导致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即“很显然,绝对服从与犯颜抗谏是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方教授不同意笔者从“不同面相”的意义上解释这一对立的矛盾,而坚持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鉴于把‘三纲’理解为‘绝对服从’,等于说古人思想处在自相矛盾的内在分裂中,因为这种理解在逻辑上无法解释古人在提倡‘三纲’的同时又力主谏争。”我们终于明白,原来正是因为方教授把“绝对服从与犯颜抗谏”看作是一种完全“相互对立的两方面”,而且认为古人的思想不可能有任何的内在紧张和自相矛盾,所以他才非要坚持把“三纲”解释得不那么要求“绝对服从”,并引证谏诤的说法来证成这一观点,于是服从和谏诤之间的紧张、冲突、矛盾和对立就这样轻易地被方教授彻底地抹平消解掉了。这样说来,又岂止是“服从道义不等于拒斥权威”呢,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服从道义与服从权威”就是一回事,因为谏诤就等同于服从。

然而,方教授为证成上述观点,其实是很纠结的,纠结最充分而鲜明地体现在他整个思维逻辑和问题论述自相矛盾的混乱上。方教授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三纲”只是要求人们“以某为重”,而不是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另一方面又坚持说“君为臣纲”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后者的意思怎样解读恐怕都是要求臣下“绝对服从”的。那么,究竟要求臣下服从什么呢?服从自身的名位,还是服从公共的道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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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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