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光:道义和权威完全一致吗?——敬答方朝晖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5 次 更新时间:2015-07-20 15: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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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光 (进入专栏)  
“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必须这样做”。不知道这样来论说,是否能够说明问题的实质并让方教授终于明白自己的论述方法究竟错在了哪里?

   再说岳飞吧。方教授认为笔者对他“有很大的误解”,什么误解呢?“说某人的行为不是愚忠,是从其动机说的,不等于说这种行为就是惟一选择,更不等于所有人在此情况下都应当这样选择。一个的行为或有不当,但其动机或可理解,这不很常见吗?有时我们从后果来评价一件事,有时我们从动机来评价一件事,很难强求一致。好心未必能办好事,但有好心与有坏心我们要区别。”原来方教授举岳飞的例子不是为了“为‘三纲’正名”,而只是为了从动机上来说明岳飞的行为不是愚忠,其他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行为选择。按照方教授的说法,在同样的情况下既然允许人们可以做出不同的行为上的自由选择,而岳飞却宁愿服从昏君奸相的权威,不是拒绝承认他们加给自己的“莫须有”罪名,而是从动机上甘愿以以死效忠的方式服从其错误的权威,在行为上不是“愚忠”又能是什么?而且,如果允许臣下有不同的行为选择,那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信条还有意义吗?方教授这不是在自我否定吗?这个问题还是请方教授自己认真仔细地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相关论述吧。

   六、儒学研究与学术规范问题

   方教授说:“儒学研究更应重视学术规范。”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倡议呀!不过,“更”字显得有点多余,好像“儒学研究”有什么特别之处一样。其实,“儒学研究”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要能够遵循正常的学术规范就足矣。当然,笔者知道,方教授说这话的意思是要表明笔者对他的学术批评不合乎学术规范,譬如说:“林文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学术规范性不强,表现为论述古人时以偏概全。”根据我上文所论,明理的读者不难做出自己客观公正的评判,“学术规范性不强,表现为论述古人时以偏概全”的毛病,究竟是笔者的致命问题,还是方教授自己的致命问题。

   方教授在其商榷文章的开篇即指出,笔者的批评文章对于他的《为‘三纲‘正名》一书进行了“全面反驳”,并说“这种有话直说、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非常好,有益于学术进步,有助于揭示真相,比那种相互吹捧式的学术评论要好”。但是,紧接着方教授又自我否定地说:“林文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是断章取义明显,夸大歪曲严重;二是言语非常极端,情绪过于激烈。这种争论方式不利于培养健康的学风,无助于建立良性的互动。如果稍不注意,容易意气用事。”笔者实在“不理解”的是,“全面反驳”怎么就变成了“断章取义明显,夸大歪曲严重”?一种“非常好”的“有话直说、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怎么就变成了“言语非常极端,情绪过于激烈”?看来,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论说方式始终是方教授的一贯风格,我们可否要求研究儒学的方教授说话严谨、合乎学术规范一些呢?当然可以。但问题是方教授是否真的能够虚心听一下这个建议,而不仅仅是拿学术规范要求和指责他人。

   不管怎样,方教授批评说笔者对他的批评是基于对他著作的“吹毛求疵式曲解”而“并未仔细体会全书的立场”,这一点是需要辨明的。方教授的立场究竟是什么?方教授说:

   我在书中说古人尊君有时是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天子权威是保障天下安宁、国家统一以及民族团结的唯一选择”,于是林文就称,“果如此言……自然汤武也不应该革命,后世的中国人也不应该造反起义,而孟子之所以主张诛杀独夫民贼、人民可以反抗暴君污吏以及‘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等,大概也是由于不明白‘三纲’从大局出发的道理所致?”请问从我的说法能推出下面的结论吗?我说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地尊君吗?

   在上引自我辩白的论说中,方教授不自觉地又加上了一个条件限定语:“古人尊君有时是因为……”,这一限定事实上将一个普遍性的历史论断偷换成了一个“有时”的偶然性的历史命题,自然方教授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道:“我说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地尊君吗?”但是,既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地尊君,那么,为什么方教授还要一口咬定并始终坚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一普遍命题的绝对正确性呢?为什么既坚持“对名、位的服从或义务”不能混淆于“对具体个人的服从或义务”,同时又强调尽管古人“三纲”观念对于“上下、主次、轻重的划分”,“容易给一方滥用权力的机会,甚至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必须这样做”呢?方教授自始至终都没有理清自己“思维和表述错乱”的问题,如果不是方教授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所致,便必然是由于“情绪化严重,在论证时很不严密,可以说是漏洞百出”所致。

   当然,方教授有时也勉强地承认说“也许我的表述方式不够准确,但全书这方面的思路却极为清楚”,只是由于笔者的“不理解”,所以笔者对方教授的批评也只是“在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笑话中自我消费起来”。难道方教授想不明白:一个思路“极为清楚”的学者竟然“表述方式不够准确”,这不是自己在人为制造笑话吗?如果想让人“理解”而不是“误解”,一个学者难道不应该把话讲清楚、把问题表述准确吗?对一个研究儒学的学者来讲,表述准确不是一种最基本的学术规范要求吗?但我认为方教授是注定把话讲不清楚也表述不准确的,因为他对问题的理解以及他的整个思路和论述就是不清楚的。

   既然一心要为“三纲”正名的方教授高调倡议“儒学研究更应重视学术规范”,笔者最后就再向方教授请教一个学术批评的问题。方教授批评批评“三纲”的现代学者都是在“睁眼说瞎话”,我不过是借用方教授的这一说法批评了一下方教授本人,怎么同样的话,出自方教授之口就是理性的说话方式,而出自笔者之口就成了一种“自信且攻击性极强的语言”或“与人吵架”的说话方式?这样说的话,批评现代学者的方教授才真的是自始至终都是在“以真理掌握者自居”。所以我有时也在想,像研究儒学的方教授所说,“如果学者们在谈论学术问题时都理性一点”,别老是“以真理掌握者自居”,批评别人的时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放言无忌,而受到别人的批评,腾地就火冒三丈,乃至语无伦次,这非常不利于为“三纲”正名,也非常不利于个人的修身,更不利于中国学界风气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愿以此与方教授共勉!

   参考文献:

   [1]方朝晖.为“三纲”正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4.

   [2]庄锡昌、孙志民.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09.

   (本文删节稿以《道义和权威是否完全一致——与方朝晖教授商榷》为题已正式刊发于《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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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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