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浩 王绍源:第六届两岸逻辑教学与学术研讨会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 次 更新时间:2015-07-18 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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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浩   王绍源  

   2013年10月19-20日,“第六届两岸逻辑教学与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海峡两岸逻辑学界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此次会议由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贵州毕节学院联合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台湾阳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学者围绕逻辑研究的“中文化”、逻辑学对哲学学科的贡献和逻辑学教学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两岸逻辑教学与学术研讨会”在2002年由南开大学崔清田教授和台湾大学林正弘教授共同发起,迄今已举办五届,该论坛是目前两岸学术交流活动在逻辑学领域的主要平台。本次大会在学术交流与教学研究两个方面都有成果出现。

  

   一、学术交流

   台湾大学哲学系前主任、台湾哲学会创会会长林正弘先生在大会致辞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逻辑研究的“中文化”议题。他指出,传统的观点一般认为中华文化和思维方式不强调逻辑,目前中国的教育对逻辑教学与研究的重视程度亦较弱。在以字母为书写模式的众多西方国家中,形式逻辑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然而,在以中文为书写模式的中国或许并非如此。我们的逻辑学术会议不应单纯成为西方逻辑研讨会。逻辑研究要看中国古代处理问题的方式,注重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要“在中国发现逻辑”。

   南京大学哲学系张建军教授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两岸三地哲学界各学科之间的沟通,以哲学逻辑与广义逻辑哲学为主要平台提升逻辑学者对哲学学科的贡献,这对于中华文化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在逻辑研究方面,要利用两岸已有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吸纳非哲学院、系、所的学者参与两岸逻辑交流,坚持问题导向、多学科合力攻关,发挥逻辑学者的主体性,及其成果的多面解题功能,从而逐步实现林正弘教授所说的“将来用中文所讲的逻辑能够特色鲜明、自成体系,屹立在世界逻辑学研究的大舞台上”。

   台湾阳明大学心智哲学研究所王文方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从因明学的一个看法看逻辑学的发展”中提到,逻辑学的主要工作在于对论证作出好坏的评价。评价的标准有很多种,同一个论证在不同的评价标准下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因此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规范,但规范是多样的。逻辑学家应扩宽领域,研究各种脉络中的规范如何影响人们评价论证。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在逻辑哲学上的一些观点,他认为逻辑是一,也是多;逻辑学是规范性研究,也是描述性研究。他在“逻辑真理是不是纯粹基于语言而为真”的问题上,认为“是部分而非整体的肯定”。同时,在逻辑是否是相对于文化的观念上,他认为至少相当于次文化,因为不同的次文化团体可能采取不同的评估标准。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晓芒认为,中国先秦推类“法式”的形成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作为历史集体思考的结果,它在文化传播中不断复制、再生产,并以其在政治传播中可以直指问题的本质,具有了本文化的理性特色,对世界逻辑家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谈及“有效性”问题,他指出,由于有效性从产生之日起就包含了认识主体的主观目的性,“推类”的有效性即使不是形式有效,也不妨碍它成为在广义有效性下对推进结果进行认可的评价标准,这是一种“图尔敏模式”意义下的“工作逻辑”或“操作逻辑”,或是张东荪所说的“实际逻辑”。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晋荣东认为,“推类不等于类比推理。”“推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推理本身的称呼,其在类同原则的制约下可以具体表现为演绎、归纳、类比等形式各异的推理类型,故其逻辑本质不可归于任何单一的推理类型。按照西方逻辑,推理的形式特征为从前提向结论的过渡提供了担保,有效的逻辑形式允许从前提推出结论,是形式担保。以推类理论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则认为,前提之所以能推出结论,是因为两者所涉对象具有“同类/同理”的关系,为实质担保。中国古代逻辑之所以相异于西方逻辑,不是因为两者研究的主导推理类型的不同,而是由于两者对推理之担保机制的理解存在差异。

   燕山大学刘邦凡教授通过刘徽注的推类逻辑思想,进-步考察《九章算术》及刘徽注,得出“类以合类”成为刘徽注数学逻辑思路的基本推类模式。刘徽的逻辑思想和墨家的逻辑思想有直接联系。甚至在数学中贯彻逻辑方法时,刘徽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墨家。墨家只提出了一些数学命题,但没有进行证明,刘徽则不同,他用逻辑方法定义了《九章算术》中“约定俗成”的概念,证明了所有的“术”。当然,刘徽在一些方面则不如墨家,尤其是在对数学理论的抽象方面远没有超过墨家的水平,如在数学命题的表现形式上,墨家显得简练概括得多。

  

   二、教学方面

   西南大学何向东教授在逻辑教学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以“马工程”本科逻辑教材——《逻辑学导论》的编写为出发点指出,一方面,目前中国在本科逻辑学的教育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中取得了重要进展、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普适性强、适用面广的高水平逻辑学导论性教材在国内还非常缺乏,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在《逻辑学导论》的编写中应该贯彻“四个结合”、“五个坚持”和“六性统一”的写作思路,即“四五六方案”,具体来讲就是“结合高校逻辑教师队伍现状,结合高校文科学生现状,结合逻辑教学改革现状,结合国内外逻辑教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教育教学改革,坚持以服务素质教育为宗旨,坚持形式化观念,坚持培养逻辑精神“,“力求正确的方向性、先进性、科学性、规范性、启发性、适用性统一”。

   从教学实践出发,西南大学的唐晓嘉教授以其所授课程“现代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为基础,认为高校逻辑教学应该以现代逻辑为主要内容,而现代逻辑教学应该以培养学生的逻辑素养,提升其综合素质,增强理论创新能力为目的。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将系统理论讲解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在教学方案的设计上,既能大胆假设,又要精致论证。

   燕山大学刘叶涛教授在“‘钱学森之问’的逻辑省思”中谈到“钱学森之问”是面向中国教育的一道难题。从逻辑的观点看,这一难题与“李约瑟问题”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中国教育中逻辑教学环节的长期赢弱是导致“钱学森之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刘叶涛进一步指出,逻辑学不仅是科学地支撑和培养一流科技人才的要素,对于人的理性素养的塑造以及社会的良性发展,更是起着关键性作用。当前我们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发挥“逻先生”的重要作用对于早日实现我们的宏伟理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原载于《哲学动态》 2014年第4期第110-111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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