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蛟:中国政治学繁荣与发展的八大“着力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0 次 更新时间:2015-07-17 21: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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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蛟  
应该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领域拓展与深度挖掘并举。经过三十年的积累,中国政治学具备了拓展研究领域的资源和能力。随着研究问题的多元化、研究对象的系统化、研究范围的广泛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中国政治学必然会不断介入新的领域、发现边缘领域、探索交叉领域。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只会扼杀政治学的发展前景。探索和拓展政治学研究领域必须成为学界的共识和共同努力方向。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研究领域拓展的基础是现有研究领域的固化和深化。当前学界存在一定的功利主义研究取向和浮躁的学术风气,一些学者通过简单的拼凑新概念、杜撰新理论、玩弄新方法的方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以满足部门利益和个人名利,必然会导致政治学领域的拓展流于表面,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了学术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在重视领域拓展的同时,要时刻注意巩固和深化现有研究领域,尤其的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保证中国政治学稳步、有序和健康发展。

   第二,深化概念和理论的语境辨析,以方法创新带动领域扩展。政治学领域的拓展表现为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拓展,三者互为一体,共同奠定政治学研究领域拓展的基础。在创造、引入新概念、新理论的同时,应当对其内涵外延、相似概念、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进行深入的辨析,尽可能减少概念歧义和语境分歧,减少政治学新兴领域研究中的分歧与内耗。同时,应当更加重视研究方法创新对于政治学领域拓展的作用。“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创新政治学理论、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拓展研究领域、创立新兴学科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方法的创新不仅仅表现在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借鉴和吸收,更主要的表现在依据政治学研究的特点,对新方法进行的调整和改造。最终会克服方法失灵,增强新方法的适用性,为政治学领域的拓展建立长效的推动机制。

   第三,完善学科体系,建立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体制。毋庸置疑,我国现有的政治学专业框架过于僵化,新的概念、理论、方法难以纳入政治学的学科专业,使得政治学新兴学科,尤其是交叉学科难以获得弹性的生长空间。改变现状的方法是,将现有从“以学科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转变为“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以政治学研究中的现实问题为基础,鼓励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多层面和多方法的研究。在鼓励和支持新学科、新理论、新方法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基本理论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鼓励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和特有资源,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差异化的深入研究,并注重搭建不同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平台。

   第四,改革人才培养和使用模式,鼓励跨学科人才流动。政治学发展和领域拓展的基础是人才,中国政治学的未来掌握在青年政治学者和青年学生手中。但是,我国现有的人才培养和使用体系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政治学教学、研究和应用脱节;政治学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弱;跨学科人才稀缺,学术交流渠道不畅;学术风气浮躁等。为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改革和创新现有的人才培养和使用体制。尽快改革人才培养制度。给予政治学人才培养机构一定的自主权,使其有权根据学科发展的逻辑、政治实践的需求自动进行学科专业调整和设置,由此突破学科专业框架对于学术创新的束缚。搭建政治学理论学习和实际应用的平台,通过建立政治学实验基地、实验室,鼓励青年政治学人才参与实际调研和课题撰写等方式促进“学以致用”。改革学术竞争机制和创新评价机制。竞争是发展的动力,通过建立以创新性为出发点的学术评价机制,鼓励学者进行原创性研究。同时,建立学术创新的评价机制,“在评价内容上,不仅要关注直接的、近期的和显性的价值,也要关注间接的、长远的、隐性的价值;对创新性强的项目、非共识项目以及学科交叉项目,要给予特别关注和支持。在评价方式上,要公开透明,接受学术界的监督,以增强公信力。” 建立跨学科人才交流机制,鼓励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人才致力于或参与政治学研究。同时,鼓励不同学科的人才组成研究团队和学术共同体,从不同角度进行政治学研究。建立学术责任追究机制,建立明确、有效的学术不端举报机制、公示制度和处罚制度,严厉处罚虚假的学术研究和创新。同时,引导和培养学者道德自律,通过道德约束和监管惩处并重,杜绝抄袭或者剽窃性的学术创新等不端行为。

   六、更加注重对政治现实问题的研究

   实践性是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特征,从先贤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到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实事求是”,无不体现着坚定的实践导向。作为研究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学问,政治学具有与生俱来的实践性,它源于社会实践,又依赖于社会实践的推动。不断地解释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其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

   政治实践和政治现实是政治学的理论源泉。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践科学开始的地方”。 从政治的涵义看,无论是传统道德说、神权说、法律说、权力说还是近代的管理说、权利说、利益说、分配说,政治都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作为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政治学,其带有与生俱来的实践性。即使是最为抽象的政治哲学研究,其出发点也是为维护或改善政治现实寻找哲学依据。从政治学研究的对象看,从宏观的国家政权、政治制度、阶级关系到微观的政治参与、政治决策、政治文化,从显性的政治主体、政治组织、政治行为到隐性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信息,无不体现者政治学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政治实践是政治学发展的素材库。“政治学的发展(也)离不开火热的政治现实。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政治现实是政治发展的推动机。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同样遵循上述发展规律。

   政治学在现实生活和学术殿堂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学科价值的评价标准有很多,但根本标准是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答现实问题。如果政治学无法很好地解答诸如利益分配、民主法治、社会稳定、权力制约等现实问题,政治学则很可能沦为“清谈”学,很容易被其他学科所代替,被政府和人民所漠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表明,只有以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发展方向,以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为主要关注点,以学科的理论、方法能否解释和指导政治现实问题为准绳,政治学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需求,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中国政治学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植根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现实的沃土,运用政治学特有范畴、理论与方法,积极回应和解答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对策,在理论联系现实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第一,本土化的政治现实问题研究硕果累累。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化的研究成为政治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政治学工作者们清醒的认识到政治学的研究必须基于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从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实中汲取思想材料和实践经验。应当很好的处理了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在杜绝照抄别国做法,警惕以其他国家的理论裁定和匡正中国现实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进行国际交流,批判和借鉴其他国家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政治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升中国政治学的解释力。

   第二,建设性的政治现实问题研究成绩斐然。现实问题的研究逻辑可以分为批判性研究和建设性研究。研究逻辑的演变与社会需求的转变密不可分,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历史时代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革,政治学的研究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现代化上来。先前的批判性研究被设计性研究、建设性研究所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行政体制改革、社会政治稳定、腐败与廉政等问题的研究无不渗透建言献策式的建设性,政治学研究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更加具有应用价值和建设特质。

   第三,重大热点现实问题研究成果丰富。由于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具有根本性、公共性、全局性和权威性, 政治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大局学、战略学,其与社会重大政治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得政治学具有“政治性”和现实性的双重特点。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科学、扎实的科学态度和精神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围绕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祖国统一等现实重大问题,从多角度进行深入的规范和实证研究,力求为现实政治建设提供深层次的理论支持,为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有效的方略。

   第四,应用型的政治现实问题研究成为主流。中国政治学研究从较多的思辨研究以及纯学术的分析、归纳、解释,开始转向以“问题”为核心的应用型研究。纯粹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研究逐步式微,而有明确的目标设计,力求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研究成为学术主流。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政治学研究项目为例,大约3/4的课题都属于应用性和对策性研究。 即使是进行基础研究的课题也渗透着应用研究的倾向。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日益复杂化,政府机构、社会机构以及其他组织有着强劲的管理模式、治理方式和公共政策需求,使得政治学的应用研究呈现出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现实到虚拟、 从管理到政策的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

   虽然,中国政治学在关注和研究现实问题方面取得丰硕成果,问题取向的政治学研究逐步成为主流,但是由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时间短、政治学研究资源和人才短缺、政治问题纷繁复杂的原因,中国政治学理论联系实际之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学研究资源积累的深度难以满足政治现实发展的需求;政治学本土化水平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的中国现实;政治学的创新水平难以应对政治新问题、预测新趋势。

   为了更好的回应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要求,服务于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战略和现实,提升中国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能力,应该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以构建本土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为基础,提升政治学研究现实问题的能力。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应当服务于中国的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面对中国特有的政治现实,必须有本土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西方政治学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其虽然声称西方的研究是为了揭示政治现象内在的一般规律,但事实上西方政治学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具体或抽象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落脚点和出发点置于西方政治语境、政治现实和政治利益之下。因而,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揭示和指导中国政治实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误导性。当然,构建本土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闭门造车,而是吸收、消化和改造各国政治学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并以中国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构建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强化政治学研究政治现实的能力,必须强化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政治学研究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其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当前,构建本土化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关键是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系统、全面的把握中国的政治现实和,尤其是主义总结社会政治运动的新规律及其新特点、新方式,并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态、知识形态和方法形态,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断发展,为进一步解释和指导政治现实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第二,以关注重大现实问题为着力点,推动政治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政治问题集中出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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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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