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蛟:中国政治学繁荣与发展的八大“着力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8 次 更新时间:2015-07-17 21: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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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蛟  
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哲学研究的落后”。政治哲学位于政治学体系的最高层次,具有基石和主导作用,决定了政治学的理论化程度以及发展方向。因此,未来的政治学研究需要更加重视政治哲学的研究。

   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说,政治哲学的研究是必要和重要的。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社会政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强烈“科学”倾向。学者们试图通过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的对社会现象进行精确实证研究,从而使政治学摆脱与哲学的联系,摆脱因为模糊的概念所引起的无休止的争论,进而建立属于政治学的专属语言和方法。“行为主义革命是政治学史上追求‘科学性’的高峰。”随之,事实上,只要对行为主义以及政治学过度科学化进行反思就会发现,行为主义不但窄化了政治学的领域,使政治研究局限于部分可测量的政治行为,而且割裂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忽略了政治学的内部逻辑和政治学追求的价值理想。其实,政治哲学贯穿政治学的始终,政治科学的研究也需要政治哲学的支撑。政治科学中的概念需要政治哲学的磨砺以澄清其特定的涵义,政治科学中的假设依据的是特定的政治哲学理念,政治科学的结论需要政治哲学的裁定以使其融入政治学理论体系并指导实践。

   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译介多于本土政治哲学理论的创建。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学界非常重视国外政治哲学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范围涵盖了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现代的罗尔斯、哈贝马斯、诺齐克等几乎所有西方政治哲学家的著作。这为我国政治哲学研究与国际接轨、吸收和借鉴一起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奠定了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本土化政治哲学的忽视,导致大量政治哲学研究缺乏深刻的现实基础,沦为“清谈”之学;政治价值论的研究多于政治本体论、政治认识论的研究。作为本体论的政治哲学通过把握政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揭示政治事物、现象、过程的必然性、规律性。作为认识论的政治哲学为人们观察政治世界提供逻辑起点、范畴体系、理论体系、方法论等。作为价值论的政治哲学回答“人们为什么要认识和改造世界?”、“理想的政治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等问题的回答。其中政治价值论是政治哲学区分政治科学的最主要特征,与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联系最紧密,因学界也往往将政治价值的研究放在首位。但忽视“本体论和认识论单纯强调政治价值的研究可能把政治哲学引向虚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展。对马克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别论断的片面理解上,对一些基本的范畴、理论尚未达成建设性共识。并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其独立性、规范性和学术性尚未完全展现。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的发展和繁荣为政治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政治学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将政治哲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纵观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的繁荣时代必定是社会政治大变革的时代。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一方面迫切需要政治哲学的引导,同时也为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视角。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过程中的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等理论前沿和现实问题都需要政治哲学的总结与升华,并通过逻辑化的概念体系予以表达,进而使我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有坚实理论后盾。

   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大量的西方政治学经典名著被译介到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逐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政治哲学,“崇外”和“排外”的思想逐步式微,“评析性的研究逐渐取代介绍性、描述性的做法”。 从中国政治哲学资源看,中国有着悠久的政治哲学传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传统政治哲学思想的专题研究、流派研究、对比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在研究过程中,抽象的研究逐步被问题导向的研究取代,“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 等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为我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化、发展本土化的政治哲学体系创造了条件。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资源。马克思主政治哲学包含着系统和完备的理论、范畴,其中包括:对各种政治现象的哲学研究;对各种基本的政治概念、范畴的哲学研究;对各种政治思潮的哲学研究和批判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发展的政治哲学,与中国的政治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政党理论、改革理论、平等理论等,为解决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政治哲学的发展需要长期的人才培养、扎实的学术训练、深厚的理论积累。伴随着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一支以政治哲学为研究方向的研究队伍逐步形成,一些大学也开始为研究生、本科生开设政治哲学课程,基本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学风扎实、水平较高的政治哲学科研队伍,这为我国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一些学术杂志和科研机构也通过组织专题讲座、开办专栏、组织研讨会等方式,推动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深化。 此外,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也向政治哲学的研究适度倾斜,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综上所述,政治哲学作为政治学基础的基础,决定着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化程度以及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指导力。同时我国也具备了政治哲学发展所需要的理论、现实条件。因此,为了补充我国政治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不足,更加重视政治哲学的研究。在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兼容并蓄,批判地吸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这在西方思想界是一种常识,但由于某种理论上的和历史上的原因,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中谈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却似乎是一件很怪异的事情”。 因此,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地位,加强梳理、研究和创新工作。不仅要发掘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哲学思想,而且更要注重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不是独立于西方政治哲学体系而存在的,其不仅批判的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理论遗产,而且对后世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主义、社群主义等西方政治哲学学派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通过批判的借鉴和吸收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有助于建立有研究视野广阔、理论分析透彻、内在逻辑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本论题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不断的拓展和创新其内涵与外延。“作为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 其理论体系内部包含许多深刻和前瞻性的论题,比如平等、自由、市民社会、异化劳动、政治解放、政治权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精辟的论述,但他们的探讨是对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条件的总结、批判和展望。教条的用经典论述匡正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必定会扼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前瞻性。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精髓是为学者观察、分析、解释和引导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视角、定位、范畴、框架和方法。因此,应该综合、深入的把握这些精髓,结合发展的社会政治现实,不断拓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论题,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中国政治学科的完善和政治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在坚持拓展政治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同时,根据现实的需要,强化政治本体论和政治认识论的研究。政治哲学本质上是关于“价值”的学说,是对于“应然”问题的解答。“政治价值的界说和辨析是政治原则得以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并成为任何政治主张的逻辑起点以及自我完善的标准、自我辩护的依据和自我实现的归宿。” 技艺性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虽然可以形成零散的工具性成果,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由于缺少对“为什么要研究”、“应当是什么”等价值问题的解答,必然会迷失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材料之中。通过对政治价值的还原与辨析,可以揭示政治现象的实质,为政治和政治学的发展指明清晰的方向,进而有效推动政治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价值与政治现实之间紧密联系。政治哲学不仅要描绘理想的政治蓝图、设定应然的政治目标,而且要界定和辨析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和理念,并为如何达成理想的政治目标提供可行的路径和手段。换言之,政治本体论和政治认识论的研究也是政治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政治本元的追溯和对政治方法的探讨,可以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现实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为建立具有现实关怀和建设性、实践性的政治哲学奠定基础。

   四、更加注重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

   政治学方法的研究与创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与创新的动力、传承的途径、联系现实的路径,同时也是政治学研究客观性、科学性、规范性的重要保障。

   从政治学的发展来说,“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创新政治学理论、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拓展研究领域、创立新兴学科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从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随着制度分析、法律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从神学的控制下独立出来,政治学才真正脱离神学和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二战之后,伴随着行为主义的兴盛,经验的研究方法逐步兴起,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数理模型、模拟实验等定量分析的方法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政治学研究仅注重抽象、静态、宏大、空洞的演绎推论和价值判断的弊端,提升了政治学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之后伴随着学界对行为主义的反思,规范的方法开始复兴,政治学研究方法愈加多元化、综合化,推动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显性研究和隐性研究、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 政治学的发展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政治学的传承来说,政治学方法的传承是政治学传承的重要途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政治现实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旧的政治理论很难解释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政治学经典理论的传承逐步让位于政治方法的传承。正如卡尔?皮尔森所说:“科研领域是无止境的,科研的对象是无穷的。每一个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任何事物的过去和现在,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研究的统一性在于方法,而不在于研究对象”。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教授与传承为西方政治学的传承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连接政治理论与政治现实的桥梁。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时代,政治学就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先圣们通过演绎推理、历史追溯、制度比较的方法对政治现实进行梳理和总结。政治学带着与生俱来的现实使命从古代迈向现代,而政治学方法也伴随着现实的需求而不断创新,通过利用社会调查、统计分析、计量模型、模拟实验等方法维持政治学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不断增强政治学的解释力、指导力和应用性。

研究方法作为政治学规范性、科学性、客观性的保障。“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强调科学方法,是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在先的,科学知识的获得须遵照科学方法。” 研究方法是由一定程序、规则、逻辑构成的体系,它是研究时材料的选取、分析的视角、分析的过程和得出结论的规则,其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集中思路和精力,防止被浩瀚的政治素材所淹没,而且还可以限制个人偏好和价值预判对政治研究过程产生不良的影响。虽然行为主义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在现实的政治研究中很难实现,政治学的研究也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个人情感的等的影响,但是通过适度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遵照严密的逻辑程序(提出问题、确定假设、资料收集、资料分析、验证假设),可以有效地提升政治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和解释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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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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