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谈谈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69 次 更新时间:2015-07-17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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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年初,我参加上海一个讨论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小型学术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该论文是对“一打三反”运动中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微观考察,属于社会史的范围,史料根据全部来自当事人的全套刑事案宗。一位搞网刊的朋友,对文章很感兴趣,索去登在了网刊上。

文章刊登后,收到许多读者朋友来信,给予了“好读也耐读”的鼓励。也有位署名“越人”的读者朋友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不但要搞清文革小人物的冤情,更要搞清文革林彪的冤情,称林彪是官方最大的“屎盆子”,“多少罪恶借林之名而行之”,“搞清和林彪相关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史实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推荐了为林彪翻案的一篇网文。对这位朋友的意见,除了“史实重建”四个字外,其他所言,我都是不敢苟同的。

我在搞林彪事件研究中,感到文革高层研究非常混乱,有许多流言和谣言,流行各种“阴谋论”。有些人甚至伪造史料,编造“九·一三事件”阴谋论,把林彪的外逃说成是毛泽东、周恩来合谋设计的圈套,制造为林翻案的舆论。这已经完全背离了学术研究的旨趣。为此,我曾写过一篇长文《“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证伪了在史实上弄虚作假的“阴谋论”;还曾梳理了《“九一三”事件循时考》的大事记,详细排列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的时间表。这篇研究底层小人物的近作,也是有感于单线条的高层人物叙事,料少汤稀面窄,容易滋生“阴谋论”,希望把底层社会史与高层政治史结合起来,建构多复线叙事的因果联系链条,以深化对包括林彪在内的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的研究。所以,我在这篇研究小人物的文章结语中指出:不能把高层历史变成皇亲国戚的历史。认为研究高层需要打通与底层的联系。社会史提供的历史丰富性,可能是破解“阴谋论”的不二法门。

这位朋友越人先生的观点,如他所言,是“意有所指”的,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论不是简单地讲“林案”的问题,而且涉及了如何进行文革高层人物研究,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如何处理高层研究与底层研究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讨论一下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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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少奇和林彪这些中共高层人物,我是做过一些研究的,可能对林彪事件的研究还更多些。我之所以要做一下底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也是鉴于林彪事件研究中的问题多多,几乎成了流言和谣言的大卖场,各种各样的阴谋论盛行,还时常冒出一股陈腐的帮会气。我希望通过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清理一下研究的理路,扩展一下研究的视野。所以,该文的写作并不是由于底层情结的萌发,而是复原历史的需要。这点,我在这篇研究小人物的文章中做了专门说明。

大陆学界的高层研究,长期笼罩在两条路线斗争史的传统模式下。过去说,毛泽东是正确的,被他整的人是错误的。现在似乎都又颠倒过来了,正确的变成了错误,错误的变成了正确。其实,都是被同一个政治逻辑给简单化了。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揭示这些复杂性,正是历史研究者要做的事情。

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我不赞成用道德批判的方式。演戏可以搞好人坏人的脸谱化,如果研究历史再这样搞,马上就会有一个问题:好人是从哪里来的?坏人又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水浒传》开篇就讲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由,说成是洪太尉不小心放出来的妖魔。这固然是小说家言,但又何尝不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文革流行的路线斗争模式就是这样,打倒谁,就刨谁的祖坟。从祖宗三代就不是好人,该人从小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所以后来成了野心家、阴谋家、大坏蛋……现在文革虽然远去了,但在历史研究中,以划分好人坏人为本事的黑白两分法仍然惯性犹在。用给历史人物搞道德审判的方式,代替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这也是一种简单化的魔鬼。

在历史研究中,仅以道德标准评价人物,如同以貌取人一样的不可靠。历史人物行为的善恶标准,都是有时代性的。时代的社会价值体系不同,评判标准也是不一样的。现在认为是杀人放火,在历史上可能就是替天行道;现在所说的暴乱,在历史上可能就是革命。所以,必须要回到历史现场,根据当时的社会价值标准,具体地就事论事地,分析历史人物的言行,这才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笼统地把几个历史人物放在一起比较,讲林彪整人、刘少奇也整人、周恩来也整人、大家都整过人,谁也别说谁,这样的分析能有什么意义吗?只能是制造自己的认知混乱而已。

后人对前人的研究,必须是走进历史的研究,不能站在后知先觉的道德制高点上评论前人。这样事后诸葛亮的说三道四,没有多大意思。说到底,如果把我们放到同样的历史场景中,我们就一定会比前人更高明吗?起码我是不敢有这种自信的。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应是具体的,就事论事的,一是一、二是二的,不能先后错位,张冠李戴,概而言之地给个笼统的定性。否则,就会有给前人戴“政治帽子”的嫌疑。如越人先生说到官方给林彪扣“屎盆子”,“多少罪恶借林之名而行之”,也总得说说这个“屎盆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哪些是栽赃陷害的。这样的论说才是有实际意义的,而不是虚张声势的。

我们看褒贬历史人物的公正态度,并不是说对他们也骂也捧,而是看其所讲的是否符合事实。不符合事实的“骂”,与不符合事实的“捧”,都是对历史人物的不公正。在文革林彪研究上也是如此。对文革其他人物的研究也应如此。

关于“史实重建”的问题,现在的文革研究,不论是高层、还是底层,都有许多需要“史实重建”的事情。对越人先生推崇的署名“千秋”的网络文章《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我并不以为然。这篇文章我以前读过,其主旨是希望为林彪翻案,并提出了许多林彪与文革高层关系的假说,做出了许多“合理想象”的推论,但这些推论无论如何“合理”,都与“史实重建”没有任何关系。“史实重建”搞的是实证研究,也就是弄清历史事实的工作,是有一份证据讲一分话,从不做无据推论的。

从“史实重建”的学术要求来看,“千秋”这篇文章满目疮痍。比如关于出兵朝鲜的问题,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非常复杂,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是犹豫再三,前后多有反复。直到决定出兵的前一天,毛泽东还给斯大林打电报,表示中国不出兵。林彪也是这样的情况。但在中共中央决定出兵后,即派周恩来和林彪为代表到苏联与苏方洽谈有关作战的具体事宜。这说明林彪与中央态度是一致的。至于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的罪名,这是文革中批判林彪的政治需要。关于林彪对出兵的态度,襄赞赴朝军务的情况,著名学者沈志华先生已有文章说明,前后过程讲得很清楚。“千秋”直到现在仍然还拿文革中的批林材料做翻案文章,这是很不着调的。说明作者还没有走出文革。

还有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由于事发突然,扑朔迷离,充满了各种想象和猜测。其实,如果拂去了流言和谣言的泡沫,基本线索是能够梳理清楚的,并没有什么“阴谋论”,更没有毛泽东故意设套逼跑林彪的问题。我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一文,批驳了纪实文学作家舒云在“九·一三事件”上虚构史实的种种伪说。鉴于制造伪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互通声气的一个小圈子,我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不能搞“帮派史学”。这篇考证辨伪文章所做的就是“史实重建”工作。海外以林彪拥趸得名的丁凯文,是这个小圈子里跑海外市场的角色。该文发表后,他立即撰文痛骂说,这篇文章把他们这些年的“研究成果”都否定掉了。但他的反驳文章除了大骂“中央党校史棍搅局”“官方学者”之类外,并拿不出任何确凿证据支持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把自己搞错的事拿来当做打人的棍子,这是无法进行学术对话的。丁文一出,立马遭到众多网友批驳,无法招架,很是狼狈。这就是对历史心存偏私的结果。

所以,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一定要跳出个人恩怨的小圈子。不能因为受到过某种牵连,就一定要当翻案党,非要向官方讨个说法。我也采访过一些与林案有联系的人,有的人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言谈坦诚而心境平和,能够客观地看待历史和个人遭遇。其实,只要不搞拉帮结派的小圈子,大家是可以一起探讨问题的,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倒是那些故意曲解史料、伪造史料的人,还真有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人是以研究林彪为噱头,在不了解文革历史的外人那里,哄骗点血食供品。所以,学术上正常的批评和质疑,都会让他们气急败坏,叫骂起来。走到这一步,就是承认输理了。

我认为,翻案是搞政治,实证是搞学术。不赞成把历史人物的研究搞成一门翻案学。如果真有哪位先生对文革林彪问题感兴趣,那就走实证主义的研究路线,扎扎实实地搞清楚与林彪事件有关的几件事情,这要比做翻案文章强得多。

研究历史人物,应是首先搞清楚人物行状,然后才是月旦人物。这样,评论他们的功过是非,才能言之有据,不失之于偏颇。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如果先论是非,后论史实,那就是定见在先了。这是小说家才干的事情。历史研究与搞文学创作不同。文学创作是要编造一个情节曲折的好故事,故事的谋篇布局可以定论在先,主题先行,预设立场,虚构逻辑。历史研究则是要回到历史现场,讲清楚历史发生的真实过程。还原历史是需要拿证据说话的,需要在钩沉史料上下功夫,通过对史料的去伪存真,剥茧抽丝,不断接近历史真相。这样梳理下来的研究结论,有可能完全不同于研究者原来的预想。这才是“史实重建”的工作。而“千秋”文章,只是在几个文革高层政治事件中兜圈子,做猜想游戏,而对社会的文革过程,尤其是基层社会的文革过程,毫无史感可言,完全是不接地气的。并不清楚民众在文革中的痛苦遭遇,却还要在为林彪翻案问题上替人民代言;把自己的声音称为“历史的声音”,还写到文章题目上。这种挥斥方遒的贵胄气,在学术研究中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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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回到高层研究与底层研究的关系问题上来。我现在关于文革高层的研究还在做,之所以拐弯又搞了一下底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其动因主要是发现仅就高层研究高层是不容易深入下去的。单纯的高层研究有很大的时空局限性。如果不把中央高层的矛盾斗争放到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中去认识,还是停留在单线条的研究范围之中,就很容易把高层的人事摩擦无限扩大,陷入人际关系的姑嫂斗法故事里面,甚至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编造故事者以可乘之机。而这,正是现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要想真正了解高层人物的实际作为,就不能不了解社会底层和百姓生活。高层决策都是根据他们了解的“底层实际”来做的。高层决策的效果好坏,都是由底层百姓来承担的。底层状况的反馈,也影响着高层决策。打通了高层与底层的关联,把历史的单线研究扩展为多复线的研究,也就走出了权力斗争史学的偏狭。

对研究者而言,能够打通上下,让历史的多复线关系充分呈现出来,使事件之间因果联系链条更为丰富,会带来收集、鉴别和解读史料的许多便利。在历史叙述中,事实是最大的逻辑。在这个上下打通交叉错杂的多重因果联系网络中,一些人为制造的假史料是很容易被剔除出去的,而一些常见的史料也会再次发现新的价值。

当前,在文革林彪研究中,因为档案史料较少,回忆录一类的口述史料占了很大分量。但这些回忆口述并不都是真实的,有的对话场景明显就是后人的伪造。即使是真实的回忆口述,也会有许多错误。如整理者的知识错误,传主本人的记忆错误等等。我与许多学界朋友都讨论过口述史的问题,认为:一是必须要做,二是必须要警惕。上海文革史家金大陆先生说,“口述史的价值和它的问题一样大”。这是一句很经典的话。

有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都清楚口述史料的局限性很大,使用时会非常谨慎,不会轻易采信一家之言。但一些粗心的学者,往往会为这些口述史料的独特性所吸引,容易轻信“爆料”,造成历史的误读。中国当代史名家韩钢教授曾戏言说,“谣言起于学者”,批评的就是这种情况。由于受不准确口述史料的影响较大,当前林彪研究中的虚肿现象严重:议论多猜想多热闹多爆料多,但实证有据的有学术含量的干货很少。需要进行学术消肿。在目前档案资料不够开放的条件下,消肿之道可能就是拓展文革史的研究领域,建构历史叙述的多复线因果联系,把高层政治置于相互联系的因果网络中去研究。在过去高层政治的单线条研究中,由于因果关系网络比较粗疏,口述史料的鉴别利用难度较大。而在多复线研究中,因果关系网络具有多重证据的复合性,口述史料的鉴别利用就相对容易多了,不至于让这些一家之言牵着鼻子走。

另外,相对于高层政治人物研究的居高临下,底层社会史研究是一门脚踏实地的常识学问。高层研究的封闭性强,资料容易造假。底层社会史的研究则没有这个问题。社会史所反映的,是那些根本性、深层次、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比如,土改遗留下的问题,至今还在影响农村社会,而且这个影响还会延续下去。这个问题就属于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正因如此,底层社会史的研究,要比高层政治史更具知识的挑战性,也更有难度。就难度系数而言,研究林彪事件与研究土改问题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事情。所以,虽然有关林彪事件的各种言论很多,但大都不具备专业性。由于缺乏专业性,讨论问题没有标准。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的言论汹汹,结果只能是气盛而理衰。人们各持己见,相互拍砖,搞成了一个网民的娱乐节目。这就走入了历史演义一途。而土改问题的讨论,学术门槛高,闲杂人等少,阵容比较整齐,就没有那些完全不靠谱的东西。

3

一般来说,高层研究的难度瓶颈在信息量,底层研究的难度瓶颈在知识量。高层研究所需的信息量很高,而所需的知识储备量比较低。特别是高层人物研究,主要难度是缺乏足够的信息量,并不在于需要研究者能有多少知识储备。人物研究,门槛很低,进入容易,没有经过专门的史学训练也可以做,但做的问题则会比较大。目前在高层人物研究中,有三多现象:生活故事多,口述史料多,亲友子弟多。许多材料都是得不到印证的独家秘闻。实在讲,这样的研究,稳定性是比较差的。有些东西固然很吸引眼球,但如果定睛细看,就能发现它们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罅漏。

而底层研究则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那些在社会生活中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与普通大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具有根本性的社会基本问题。这些社会基本问题如果长期解决不好,肯定是国家的基本政策出了问题。如改革开放前的粮食问题,就是这种性质的问题。为什么全国人民长期吃不饱,城市人吃不饱,农村人也吃不饱,原因是什么?这类问题最具有研究价值的稳定性,但真正研究起来则需要有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不是谁人都能做的事情。我比较看好这类具有结构稳定性的研究,认为这类研究确定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域界,使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很难立足。有感于此,我在《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文章的结束语说:社会史研究“可能是破解各种阴谋论的不二法门”。

从高层与底层的互动关系上看,社会中那些根本性、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是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中央高层对这些问题如何认知和如何解决,体现为国家一个时期的大政方针。这是中央政治活动的常态。在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同政见分歧的出现是必然的。各个国家由于政治体制、决策体制的不同,这些政见分歧的形成、表达和解决方式也不同。在我们的体制里,也会有不同政见的出现,也有解决政见问题的固定程序,也讲发扬民主,也要形成集中,也得进行平衡。在权力失衡的非常状态下,协调各方意见的民主空间被挤压,不同政见的表达不仅很困难,甚至还会被当成是对最高领袖权威的挑战。文革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后,中央高层政治就变成了一部失衡的机器,决策混乱,自相矛盾,内斗频发。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央高层政治运作想象成一部专事内斗的机器。内斗只是这部机器出现了故障,不能正常运转的非常态情况。

从正常与非常的方面看,文革研究的上下打通,非常有必要。在文革中,我们不仅要看到群众被领袖绑架了,还要看到,领袖也被群众绑架了,而且,在很多时候,领袖也是被他自己绑架了。武汉七二零事件时,毛泽东给周围人诵念唐人罗隐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正是这种不由自主的心境写照。或可题曰:“最是英雄不自由,正是骑虎难下时。”

在政治处于上下失序的非常状态时,领袖也是处在被动应付的境地,很多决策是随机性的措施,并非是既定方针的“战略部署”。所以,研究文革的高层政治人物,重点考察的就是英雄与时势的互动,领袖与群众的互动,上层与下层的互动等等变数。历史是合力的作用,政治是平衡的艺术。离开了对时势、群众、下层的考察,高层政治人物的作为是说不清楚的。刻意追求宫廷秘闻、依靠“爆料”进行的研究,大致都是立不住的。

作为反证的是当前有些传记作家的工作。他们不是去考察时代与人物的具体关系,而是把高层人物的年谱、传记、讲话等材料数字化,放在一起进行分类比对。这种做法,把这些人物言论剥离了具体的语境,解释的随意性很大,史料变成了裁剪人物的标签。表面上看,这类作品似乎史料丰富,其实是不着边际的。历史学家的历史人物研究,是把人物行为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之中考察,把人物言论放在具体语境之中分析,考虑他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体会他们在当时的处境,运用史料需要多重证据的相互印证。这样的人物研究,褒贬是据实而论的,立论是平实可靠的,能够立得住。

文革高层政治固然变数很大,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但通过文革社会史的研究,可以丰富历史相关联系的多层复线,扩大研究的空间,恢复认知的常识,把高层与底层、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把高层活动置于时代问题之中去观察,使政治史的研究更接地气。只有走入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去,才能知道高层人物的活动空间到底有多大。

高层决策需要平衡的方面很多,许多想法都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而无法施行,并非如许多人想象那样随心所欲。这种时代政治的局限性,就是“时”与“势”的关系。我们研究文革高层人物,时常会发现他们讲话的变数很大,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语。表面上看这是天意难测,背后却是情势所迫。这里所说的情势,就是当时国家内政外交的形势。领导人的任何重大决策,都是对所处情势的反映。时常也会有对情势的误判,做出错误的决策。我们虽然无法知道前人是如何想的,但只要能够真诚地走入历史之中,了解他们苦心孤诣所考虑的问题,还是能够不断接近前人的。“虽不中,不远矣!”

科学是可以证伪的常识判断。在历史研究中,常识判断是一种能够进入历史纵深的洞察力。高层政治虽然波谲云诡,变幻莫测,但也不是完全不可知的。任何风云变幻,都是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形成。放在历史研究中,这也就是历史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原因。任何历史事件发生都会有其偶然性。这些历史偶然性的出现,只有放在社会的制度的时代背景下才能看清楚。文革以领袖个人权威颠覆了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形成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雷雨季节,所以才会有林彪事件的发生。我认为,在林彪事件发生的诸原因中,社会制度因素是最具根本性的因素。林本人既是这部文革机器的建造者,也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因此,放到宽广的社会历史场域中去考察这些中央高层人物的文革行状,无疑是更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他们的思想行为逻辑。这样做,应如越人先生文中所言,会对林彪事件和中央高层政治“有更准确的认识把握”。

笔者认为,在文革史的高层政治人物研究中,与其相信那些来历不明的尖端“爆料”,让它们牵着鼻子走,倒不如眼睛向下,在社会史中寻找资源,用常识建构文革史的知识体系,以底层研究推进高层研究,形成双向互动,把高层研究建立在坚实牢靠的史实基础上。不知越人先生以为然否?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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