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法治:良法与善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91 次 更新时间:2015-07-15 18: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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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进入专栏)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具体任务。该决议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其中,关于良法(good law)、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概念,表达了法治的核心含义。“法治”的理念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其在著作中曾提到过,作为多数人的统治方式,“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1](P167-168)千百年来,人们对“法治”一词有过多种解读,诸如“条文之治”、“规则之治”、“良法之治”等,但笔者更倾向于将其解读为“良法善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P199)当前,这种含义的法治已被广泛接受。按照此种理解方式,法治的内容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良法,二是善治。

  

   一、良法是法治之前提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王安石文集·周公》)法治本身不仅是规则之治,而且必须是良法之治,“良”不仅是道德层面的善良,而且是价值、功能层面的优良。关于何为良法,众说纷纭。形式法治派认为,只要是按照民主程序制定、得到全体国民一致同意的法律就是良法;而实质法治派则认为,只有体现了民主精神和公平正义价值、维护了人的尊严的法律才是良法,那些反人类、反人道、反民意的法不能叫做良法。这两种看法都不无道理,但是判断一个法律是否为良法,主要应从内容的角度进行判断。尽管学理上也曾有“遵守法律,即使恶法亦然”的说法,但其主要是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及其普遍适用性,而没有否定良法的重要性。例如,纳粹政府在统治期间颁布的法律,许多都具有反人类的特点,这些恶法并非法律,纳粹战犯不能以其行为属于依法执行法律作为抗辩。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修权》)法治的精神不仅在于依“法”而治,而且在于依“良法”而治。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法而治是无法实现善治的。要实现善治,除了具备规则、逻辑体系的一致性、完整性的“形”之外,法律的价值基础还应当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神”,也就是说,“神”、“形”兼具的法才是良法,才能真正实现善治。

   在法治体系建设中,首先应当强调以良法为基础和前提。诚然,法治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但是,有法可依并非只是对立法速度和规模的要求,而更重要的是对立法质量的要求。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立法多多益善,只有事无巨细均纳入法律治理,才能实现依法治国。其实,立法并非是多多益善的,繁杂但又不实用的法律,不仅会产生大量的立法成本,也会使有些法律形同虚设,影响法律的权威和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古人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正是反映了这一道理。《法国民法典》之父波塔利斯在两个世纪前就曾告诫后世的立法者:“不可制定无用的法律,它们会损害那些真正有用的法律。”[3](P4)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有相当的启示意义。现在,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反思西方社会的“过度法律化”问题,哈贝马斯称其为法律“对于人类生活世界的殖民化”。[4](P355)过多的法律可能会使得人们在规范选择面前变得无所适从,法官的法律适用也会变得困难。所以,法律不在多,关键在于制定良法。

   什么是良法?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是根据城邦的利益,而只是根据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5]也就是说,良法应当是符合正义和善德的法律。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强调法律应当符合道德准则。古典自然法学派认为,良法是符合自然法的法律,法律的效力来自于其合道德性。古罗马法学家认为,自然法具有先验性,其主要反映一种自然规律。自然法是实定法的准则和依据,如果实定法不符合自然法,那么它就不是法律。法谚云:“不公正的法律就不属于法律”(lexiniustanonestlex)。西塞罗指出:“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的理性;它普适(universal application)、恒常(unchanging)、永续(eve rlasting)……去改变这种法律是一种罪过,也不允许试图限制它的任何部分,而完全废除它则是不可能的。”[6](P3)与自然法相冲突的法律实际上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力。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法实际上起到了检验实定法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作用。然而,以奥斯丁、哈特、边沁等为代表的分析法学派虽然也从伦理道德角度观察法律,但他们认为,法律的本质不在于符合某种普遍性的道德价值,而在于它是由社会权威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因此,“法律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律的好坏是另一回事”。[7](P184-185)他们主张“恶法亦法”。正如边沁所说:“被承认有权制定法律的个人或群体为法律而制定出来的任何东西,均系法律。”[8](P369)

   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良法“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所谓良法,是指符合法律的内容、形式和价值的内在性质、特点和规律性的法律。良法的标准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法的内容方面,必须合乎调整对象自身的规律;在法的价值方面,必须符合正义并促进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在法的形式方面,必须具有形式科学性。[9]笔者认为,良法应当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反映社会的发展规律。立法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努力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国情民情。具体而言,良法至少应当符合以下标准:

   (1)反映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良法应当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意愿的反映,而不是地方利益、某一部门甚至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产物。民之所欲,法之所系。要使每一项立法都反映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得到人民拥护,努力避免立法的部门化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倾向。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各种利益诉求的争执与博弈必不可少,立法者应对此进行有序引导,按照一定的程序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意愿反映在立法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立法程序上,不仅要做到民主立法,也要“开门立法”,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立法全过程,尽力扩大民众参与,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广泛汇集民众的意见和智慧。要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全面落实。

   (2)反映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真正的良法应当有坚实的价值根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当统一地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其中,最关键的是在法律中充分贯彻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这就是说,在立法中要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一部单行法律、每一个条文都应当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正如《法国民法典》之父波塔利斯所指出的:“实定法是永恒的正义的要求,一切立法者都不过是这种永恒正义的诠释者,否则一切法律都会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10]“法乃公平正义之术”。正义首先是一个法律范畴,也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没有正义就没有法律。在西方语言中,正义常常与法律是同一个词。许多西方思想家认为,正义是法的实质和宗旨,法只能在正义中发现其适当的和具体的内容。在这点上,东西方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的“法平如水”、“法不阿贵”等,都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即法律应当以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为其正当性的来源,并且以实现公平正义为其主要目标。正如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指出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1](P3)所以,良法首先要以正义为价值核心。

   (3)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法律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应当能够起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作用,其必须有效反映社会发展、演进的规律,并通过完善的立法技术将这些规律整合为法律规则,最终促进社会发展。为此,必须强调科学立法。立法本身是一门科学,要求立法者能够按照科学的要求,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未来的发展作出一定前瞻性的预见,并且能够引导市场秩序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盲目地交给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去控制。同时,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发挥立法对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推动作用。立法应当成为引领改革的推动力,这就要求立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不只是事后确认改革成果,在改革过程中,应当变“政策引领”为“立法引领”。这就要求立法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做好立法规划和立法决策。此外,立法还应当为未来的改革预留空间,避免对未来的改革设置过多的障碍。立法者需要考虑“人类社会的性质,社会科学所需要运用的技术”,适度预见和引导社会的发展。[12](P115)立法既要保持其适度抽象性,又要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在立法过程中,还应当保持法律规范内部价值的统一性,统筹协调各部门法律之间的关系,避免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出现价值取向上的冲突,影响法律的实施效果。

   (4)要反映国情、社情、民情。“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五蠹》)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生活规范,其本身就是要追求良好有序的社会效果。庞德指出:“法律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艰苦工作,它是一种能努力满足众人的需要及欲望,能为众人所分享生活必需品一样的工作,这就是因为法律的目的旨在实现社会正义。”[13](P71-72)法律要充分发挥调整社会生活的效果,就必须密切联系实际,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因此产生了贫富不均、社会冲突加剧、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与我国的制度不完善存在密切关联,即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关的规则设计和制定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根据现实问题加强立法,同时也要使立法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根据国情、社情与民情的发展变化不断修改和完善法律。法律要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同行,要根据社会的变化坚持立改废释并举,以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5)具备科学、合理的体系。法律只有实现外在规则体系的一致性、内在价值体系的一致性、逻辑上的自足性以及内容上的全面性,才能有效发挥调整社会生活的作用。美国学者富兰克林指出:“每个法律条文,都表现出存在的理性,而条文的结构整体也呈现出组织的原则。”[14]法律的各部分内容应当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而不能相互冲突。良法要求基本覆盖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实现社会的规则治理,同时实现法律与道德、习惯以及社会自治规则等方面的分工与协调,形成完备的、融贯的、科学的规则系统。

   (6)符合法定程序,具有程序正当性。法律是全民意志的反映,其必须具有程序正当性。即便法律的内容属于良法,但如果在创制程序上有瑕疵,那么实际上也不符合良法的标准。“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修权》)依法治国,良法先行。良法要求把每一部法律真正打造成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调整作用的精品。

  

   二、善治是法治之目标

“治民无常,唯法为治。”(《韩非子·心度》)法治追求的目标并非仅仅是获得良法,关键是通过良法之治实现“善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的阶段政通人和、百业兴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被称为“盛世”。一般认为,这已经是善治。《史记·商君列传》描述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社会形态:“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这其实也是当时善治的理想状态。盛唐时期,民富国强,社会生活中“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四海升平,八方宁靖,经常被史学家称为“大治”。实际上,社会发展到今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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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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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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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联邦长运 2015-07-15 20:56:50

  这么大一个国家 刑法应当地方化了,而且必须符合民主自由人权原则。为什么是联邦制就是这个道理,亚里士多德这些人对于法律的原则有很多都已经过时了,美国的司法普遍原则不能对具体案件判案是对当前专制立法最好的矫正另外还有一个原则是司法审查原则,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时代都没有,维护专制,则只能是满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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