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构境论与列宁“哲学笔记”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 次 更新时间:2015-07-13 12: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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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我最早接触列宁的“哲学笔记”是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在这之后的二十年间,我曾经多次对其进行过不同的专题研究,只是2004年之后,我才重新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全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的确都倾注在对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中。在此过程中,我在研究方法和列宁哲学思想的总体评价上取得了一些自以为比较重要的认识:一是打破了苏东学界将“哲学笔记”当作一本独立的著作来看待的意识形态幻象,将其界定为一组具有理论差异的文献群;二是甄别了列宁不同时期的特设思考语境和复杂背景,将列宁真实的思想进展呈现出来;三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列宁的“伯尔尼笔记”这个说法,它指的是列宁1914-1915在瑞士写下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读书笔记群;最后,是在独立的哲学思考基础上形成了一次新的方法论创新尝试,提出了“思想构境论”的观点。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本出版于2008年的《回到列宁》[1],实际上是我从迈进学术殿堂的那一天就开始的长期思考探索的产物。当然,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构境”观点是我在最近一段时间中才第一次提出来的。

   一

   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历史文献进行考察,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传统研究“视而不见”的事实:在列宁进行哲学学习和研究的真实历史过程和“西方列宁学”研究中,并不存在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作为一本书出现的《哲学笔记》,就连前苏联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也提出了“《哲学笔记》是一本书吗”这样的疑问[2]。而且,通过《哲学笔记》在历史上先后出版的三个中文版本(其实,在1949年以前,国内已经有过多个关于列宁“哲学笔记”不同内容的译本。而由中央编译局正式出版的三个版本分别出版是1956年的单行本、1959年的《列宁全集》第38卷与1962年的单行本,以及1990年前后的单行本和第二版《列宁全集》第55卷[1]13-14)的对比,我越发确证了这样一种观点:所谓“哲学笔记”,只是一部列宁1895-1916年间进行哲学思考的文献汇集,并非一部独立的著作。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样一个复杂的文献汇编,特别是厘清列宁1914-1915年间在瑞士伯尔尼研读黑格尔哲学时发生的重要思想变化,我把写作于这个阶段以《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为核心的20篇文献称为“伯尔尼笔记”。之所以这么命名,也受到了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通常会用地点来指代马克思、恩格斯笔记这一传统的影响,如《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伦敦笔记》等等。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在和美国学者凯文·安德森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西方列宁研究领域的学者所理解的列宁“哲学笔记”竟大体上等同于我所说的“伯尔尼笔记”。换句话说,我们传统研究讨论了近半个世纪的《哲学笔记》,在西方列宁学的讨论语境中竟从来没有出场过!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列宁不同时期进行哲学研究的具体语境和思想历史背景,我逐渐把握了列宁思想发展的全景。同时,通过“哲学笔记”在苏联被整理、研究和出版的历史回顾,我越发明晰地看到,在这一有趣的文本事件背后潜藏着前苏东学者对于列宁理论形象的某种历史性的意识形态建构。这也是《回到列宁》这本书所要打破的第一个文本研究中的神话,即作为一本书出现的列宁《哲学笔记》,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中已经遭遇到的“原理反注文本”甚至是“原理生成文本”的建构物。

   二

   “拟文本”作为一种新的文本形式,是与我对“哲学笔记”的具体研读直接相关。熟悉“哲学笔记”文献的人都知道,由前苏联马列主义编译局于1963年重新编辑整理出版的“哲学笔记”(《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9卷,中文版1990年单行本和《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5卷均译自此版),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旧版的、按时间顺序编排文献的做法,并且对文献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区分了摘要、札记和批注三个部分。恰恰是在研究作为列宁“哲学笔记”重要组成部分的这些批注(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的批注、关于狄慈根哲学唯物主义的批注、关于莱伊《现代哲学》的批注等)的过程中,我开始重新反思自己20世纪90年代在《回到马克思》[3]中对文本的划分问题。

   在那里,我把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存在的文本按照形式和内容的不同划分为笔记和书信(亚文本)、手稿(生成性文本)、完成并公开发表的文本文献三类,并且强调在对前两者的深入解读中发现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和源起语境。但是列宁“哲学笔记”中出现的读书批注具有不同于上述三种文本的独特特征,作为读者在最初接触和解读文本时留下的东西,一般来说,阅读批注都是直接写在被阅读的文献之上的,它往往表现为少量的文字和各种记号,如标记书签、折角、下划线、符号等等(我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也为我们留下了数量更大的批注性文献,经他们阅读批注过的书约有1000多本,还有其他报刊和剪贴资料,在MEGA2最初的出版计划中,原先是打算在第四部分第二编用30卷的篇幅来出版这些文献。可是,在前苏东当局垮台之后,新的MEGA编委会则将这一部分压缩为一卷,共三册①)。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批注只能被称为前文本,因为它没有形成一般文本结构中的意义逻辑构架、完整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文字的结构,所以,在文本的原初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更重要的文本事件是,当这种形式的批注被后人以选取被阅读文本段落和相应批注的重组形式进行编辑印刷时,也就生成了一种全新的文本——被拟造的阅读记载事件,即拟文本。这种读书批注被记载、有选择地排印成文这一事实,已经是某种人为的文本重新建构。当人们在对这类文本的研读过程中,研究者又可以通过这些拟文本所提供的相关信息重新构建出一种思想语境。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重新构境的过程首先是由研究者主体所背负的特定认知构架所决定的。而一旦我们承认了这种思想构境是一种同主体的认知框架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建构过程,那么,对于文本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就发生重大的转变了。这样,解读拟文本就仅仅是发生在我们思想中的另一种重新构境而已,这是一种全新的文本解读尝试,可以称为我性逻辑构境中的解读。我突然意识到,在对列宁这一类文本的解读中,我也就无法再口口声声宣称列宁哲学思想的逻辑就是什么,只能小心翼翼地指认这种今天由我自己生产出来的诠释本质为模拟性的思想构境。也基于此,我提出“思想构境论”的意图就是祛魅文本研究中的第二个神话,就是那种自以为可以达及文本的原处思想语境并成为普遍的真理,所谓的“后文本学”也就是在这种破除传统文本解释中存在的伪客观性和伪同一性神话的意义上说的。

   三

   从“思想构境”出发,我就自然会得到一种不同于现代性文本学的研究方法。我在《回到列宁》一书的“作者的话”中,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文本构境法解读”,或是“思想构境论”。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回到马克思》中使用的文本学解读法的一种超越,我不再仅仅停留在现代性的文本学讨论域之中,放弃了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那种对文本原初语境的逼近假像。甚至可以说,我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了后现代文本学的合法地位,也认同晚期巴特所说的“文本阅读不是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的观点。

   的确,《回到列宁》从它出版进入学界视野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会伴随着一个摆脱不了的理论“他者”——《回到马克思》。外在地看,这两本书不仅在研究的对象上,而且在书名的选择上都是一种内在的继承关系。首先,这同样是“回到”这两位思想巨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终结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其次,在两次“回到”的过程中,却存在不同的“理论生产方式”。所以,这二者之间当然是一种有着内在关联的变革与超越的关系。但是,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这种超越之所以有可能发生,首先是因为“思想构境论”本身是在“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一种在真实的研究过程中出于理论的需要所发生的继承基础上的推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成将《回到马克思》和《回到列宁》两本书简单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我想说的是,若要想理解后者,就必须首先站在对前者的充分把握之基础上,在方法论意义上,不能理解《回到马克思》是注定进入不了《回到列宁》的思考语境的。当然,对于关心我的思想发展的读者来说,对后者的阅读也应该有助于更全面理解《回到马克思》。

   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过程和理论效应。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学术界思想解放和理论大冲撞的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自觉走出传统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的藩篱,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寻求新的理论形态(如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开始为学界所初步接触和思考。很多学者,包括我在内,初一开始还是习惯性地在同马克思观点的直接比附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论和批判。很快我就发现,不客气地说,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解的语境比我们当时的理解要深刻得多。再就是,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MEGA2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陆陆续续被介绍到国内,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新版[4]的出版,促使我下决心借助这些新的文献和新的方法从头开始认认真真地阅读马克思,廓清马克思基本理论的思想地平,以期“返本开新”。上述种种因素的综合,就是我后来写作《回到马克思》的最初动因。受我的老师孙伯鍨先生的影响,我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命名为“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特别强调宏观历史背景的把握和具体文本研读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并且,我选取了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内在进程重新思考其哲学话语转换的新视角。在写完《回到马克思》之后,我重新开始了自己十多年前自觉中断了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将这种文本学解读方法自觉运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的研究中去。

   我认为,迄今为止《回到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影响倒不在于其中所提出的那些具体结论,而是在走出“原理反注文本”式的意识形态话语、独立面对马克思文本、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本不是训诂学式的回到故纸堆,反倒是自觉借鉴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成果,强调在马克思和研究者的理论视域融合中澄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现代语境,为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奠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对MEGA2为代表的第一手资料的文献学占有本是所有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所必备的第一层级的学术工作,我所倡导的文本学方法首先反对的就是那些不顾历史和文本事实,根据某种外在的理论需要所进行的“剪刀+糨糊”或“扣帽子+引述观点”式的研究。插一句话,这也是在说明“伯尔尼笔记”时我已经谈到的第一个文本研究的神话,即漠视文献的内在理论逻辑,服务于意识形态需要而对文本进行的任意剪裁和外在建构。当然,我也不赞成将文献学研究独立起来并加以神化的做法,比如脱离了文本学研究的MEGA拜物教。同时,在占有材料的文献学研究基础上还要对材料进行文本学的分析和深入的解读,也是在这个时候,主体的能动作用就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对文本的阐释中来了。在充分占有材料的文献学基础上,通过加工材料进行的文本学的理论生产是我们对文本研究的第二个层级,也是哲学解释学强调的视域融合的作用场,也是不同文本研究方法在理论上搏杀的战场。

   以我今天构境论的观点来看,强调视域融合的哲学解释学在其逻辑内里仍为认识论“神目观”保留了一定的空位。我们知道,解释学在思想史上可以溯源到宗教神学中的神与人的沟通问题(解释学的词源就具有上帝的信使之含义),而当我们在文本解释中仍然坚持一个外在于研究主体的原初理论视域时,在其背后实际上已经为一个凌驾于所有研究者之上的圣性存在预留了一席之地。当然,在哲学解释学对研究主体理论视域的承认中,“思想构境论”也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存在着了。向前迈出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就会是一片全新的理论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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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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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晋阳学刊》(太原)201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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