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跃:国学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7 次 更新时间:2015-07-13 12: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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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跃  

   1 国学一词和国学概念的诠释

   作为汉字古典词,“国学”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周礼》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的话。《礼记》也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国有学。”可见,“国学”一词最早的就是指学校的专有名词,其本身不指学术、思想、文化。

   作为表征中国传统学问,指称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概念则是始之清末,产生中西文化、新旧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学界广泛讨论和使用。对“国学”明确给出过定义的学者以下列几位最为著名。邓实1906年在载于《国粹学报》的《国学讲习记》一文中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而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性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胡适给国学的定义是: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所谓“国故”,举凡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典籍、制度、语言、风物、民俗都包括其中。胡适等人并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后学界在此基础上,又将“国学”定义为中国的固有学术文化。如果综合上述几种定义,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简单地来理解“国学”这个概念,即所谓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古代学术文化,或简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实际上此一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所强调就是两点:一点是“中国”;一点是“传统”。其要表明的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意识和精神,从而表征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呼唤——那就是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地再造中国传统文化,并以此振兴中华民族。

   2 国学研究的范围

   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确定国学研究范围。一是从作为学术性的国学所研究的范围,一是从作为思想性的国学所研究的范围。

   2.1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国学所包含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

   这些内容如按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来说,先有所谓《七略》,后有所谓《四库》或《四部》。《七略》是由两汉之际的刘歆编制,它虽然简略,但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反映国家藏书的分类目录,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共七略。《七略》日已亡佚,《汉书·艺文志》虽只得其十分之三四,但存其目录,据此我们可以得见《七略》之概貌。中国图书分类后经不断演变,最终形成了经、史、子、集四库,又称四部。“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的典籍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著作,“经”有《六经》(实存《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之说。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礼经》所成的三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春秋》所成的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史部”指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具体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战国策》、《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子部”收录的是儒、兵、法、杂、小说家等诸子百家与道教、佛教等类的著作,以及农学、天文算法、医学、术数、艺术、谱录、类书等方面书籍。“集部”收录历代诗、文、赋、词、曲等各种体裁的作品,也收录对各种作品进行评论及文学理论的著作。具体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等,像《楚辞》、《李太白诗集》、《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文心雕龙》、《花间集》、《古今杂剧》等。

   我们从经、史、子、集四部看可分别形成“经学”、“史学”、“子学”、“文学”。而对最重要著作所做的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考据训诂等形成一个专门的学,那就是被称为的“小学”。所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国学讲演录》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如果用现代学科分类法的话,国学应包括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宗教学、礼俗学、考据学、版本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

   由此可见,按学术的标准来确定国学的范围那是极其庞大的,它涵盖了中国传统所有的学问。惟其如此,有许多学者非常不赞成这样范围和定义国学。认为所谓国学就是儒家的“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国学大师马一浮。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看来,作为学术性的国学是无从把握的,要谈国学就只能谈儒家的六艺之学,谈儒家的精神。马一浮先生的观点虽然是值得重视的,但我们即便在上述广泛的范围内规定了国学的内容,也并不能因为范围庞杂而就此否定这种划分,从而否定有所谓国学。我的观点是,国学虽然涵盖了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所以非一人或一个学科所能穷尽,与此相连,无法想象有哪一个人能配得上国学大师的称号,然而,毕竟有不同的学科学者在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这种研究成为国学的一个部分,而每个部分的整合就是国学的研究。具体说来,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字训诂学等的研究都可以视为对国学的研究。

   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末,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历史进程的把握就应该成为研究国学的任务之一。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发展进程一般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先秦子学,一也;两汉经学,二也;魏晋玄学,三也;南北朝隋唐道教与佛学,四也;宋明理学,五也;清代朴学,六也。

   先秦子学: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进入了一个急剧变革时代。社会关系的大变动,进一步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术文化的垄断,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社会大变动必然会有许多问题被提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知识分子对问题自然有不同的回答,于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作为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兴起的“百家争鸣”,虽是当时的历史事实,但提出这一术语并对诸学派进行归纳分类却出现在汉代。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第一次较系统地将先秦各学派划分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并对各家的长短作了若干品评。其后,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十家,即在司马谈所提六家之外加上纵横、杂、农、小说四家。有时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而那时最有影响的有四家: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根据汉代学者的研究,认为这四家各有所重。道家侧重宇宙观、人生观。儒、墨、法三家侧重于治国王天下。其中,儒家主张以德政教化以治国;墨家主张以兼爱交利、尚贤尚同以治国;法家主张以法治暴政以治国。墨家至汉以后就成为绝学而不传。法家在以后的两千多年的社会政治中被统治者所利用,从而与儒家思想形成“内法外儒”(阴法阳儒)的格局。儒家在西汉汉武帝以后就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学术思想在不同时期都得到改造和发展。道家思想只是在西汉初年几十年的时期内成为统治思想,当时被称为“黄老之学”,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道家只是提供了玄学、宋明理学和道教的思想基础,而没有独立作为学派而得到传承和发展。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表明道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可以低估,甚而是可以忽视的,恰恰相反,道家在中国的影响不会小于儒家。因此才有了以下的评价,认为作为思想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呈现“内道外儒”(阴道阳儒)的格局。

   两汉经学: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政权。但秦王朝实行暴政,15年后就灭亡了。代秦而兴的是汉王朝。汉王朝的统治者以及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接受了秦覆灭的教训,感到有建立新的统治思想的必要。一度被秦始皇罢黜的儒术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作为汉初统治思想的却不是儒术,而是黄老之学。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达到极盛阶段。汉武帝即位后,接受董仲舒所提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大力提倡儒学,设太学,置五经博士,表彰六经,确立儒学的至尊地位。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以后,遂开始了经学化的进程。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就由先秦子学转入了两汉经学。所谓经学就是专指解释、阐发、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西汉推崇的今文经学,所设五经博士均为今文经学家。而民间献的经书为秦统一前的籀文,故称“古文经”。今文经学注重发挥其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的特点是“通训诂,明大义,不为章句”,即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不讲“非常疑义可怪之论”及“阴阳灾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虽有所区别,但同属儒学。汉代儒学以经学的形式发展,后人多以经学代表汉代儒学。儒家至此登上了统治思想的地位,并对中国以后社会产生了深远而又重大的影响。

   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了弥补儒学不足而产生的。两汉数百年独尊儒术,在学术上造成了很坏的后果:其一是谶纬迷信盛行,儒学成了神学;其二是形成一种烦琐的学风。解释五经章句,动辄几万乃至几十万言,使经学失去了生命力。魏晋时期的统治阶级深感有必要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经学化和神学化的儒学加以抛弃,并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先秦老庄道家思想为骨架,试图调和儒道“名教”和“自然”的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潮。玄学亦称“形而上学”,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其学术是以《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儒道兼综”去改变先前的“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多方面去论证道家“自然”和儒家“名教”二者的一致性,从而弥补汉代儒学的不足。

南北朝隋唐道教与佛学:南北朝是道教和佛教盛行的时期,隋唐则是二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道教创立时间是汉末,其组织形式是民间结社性的。东晋葛洪撰《抱朴子》一书,整理并阐述战国以来神仙方术理论,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自称奉太上老君意旨,“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制订乐章诵诫新法,刻召鬼神之法,制作符箓以召神驱鬼、除灾治病,是为北天师道。在南朝宋末则有庐山道士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整理三洞经书,编著斋戒仪范,道教的理论和组织形式因而更加完备,是为南天师道。齐梁时,茅山道士陶弘景吸收儒佛两家的思想以发展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经过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人对道教的改造和充实,道教逐步改变了早期的原始状态和民间性质,并最终成为官方及上层信奉的宗教。正因为如此,道教在以后的发展中便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扶植和支持。隋文帝灭陈统一中国后,开国年号“开皇”便取自道经。唐朝建国以后,李氏的皇族自认为是老子之后,更加推动了道教的发展,尤其是对老子的崇拜。并将《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分别号为《道德真经》、《南华真经》、《冲虚至德真经》、《通玄真经》,这是唐代官方指定的四大道教经典。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唐玄宗下令搜访道经,加以校刊,汇编为《开元道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编辑《道藏》。佛教是外来宗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东晋、十六国时代佛典的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的纷纷问世,般若学不同学派的相继出现,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民间信仰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从而汇合成中国佛教的第一个高潮。南北朝时期,从佛教风气的转变,佛学潮流的变化来说,此时最重要的是涅槃学。“涅槃佛性”的问题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其标志就是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和禅宗。而在这些宗派中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是已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道教,尤其是佛教对唐及以后的中国文化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而流行这样一个观点,不懂佛教就无法懂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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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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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世纪图书馆》(南京)2012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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