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艾略特:改变表现方式的天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1 次 更新时间:2015-07-11 13: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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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 (进入专栏)  

   这种禀赋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它的非个性,就是它使自己在对象中消失的本领。我们所读的不像是一位诗人写的关于事物的诗,而是事物之诗本身。事物有其诗,并非因为我们用它们作为象征,而是因为它们自身的运动和生命, 这就是卢克莱修向人类所证明的。 (注: George Santayana, Three Philosophycal Poets, 1910,reset, Garden City, 1953, p.38.)

   没有诗人非个性的禀赋就没有“事物之诗本身”。

   出于一种古典主义的创作观,艾略特认为艺术家应随时不断地放弃、消灭个性,使自己依附于更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感受着的人和创造的心灵并不像艾略特想象的那样容易分离,而批评家也一再指出艾略特在创作中不是逃避个性,而是更深地进入个性或“黑暗的胚胎”,(注:C. K. Stead, The New Poetic, London, 1964, ch. 6. )艾略特所阐释的非个性原则确实道出了伟大诗歌的某些基本特征。他说诗人无不从自己的情感开始写作,难的是将一己的痛苦或幸福提升到既新奇又普遍的非个人高度。但丁拥有深深的怀旧感,他为失去的幸福而悔恨,但是他并不为个人的失望和挫折感所累,“从个人的本能冲动中建造出永恒和神圣的东西”;莎士比亚从事的也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斗争的目的就是把个人的和私自的痛苦转化成更丰富、更不平凡的东西,转化成普遍的和非个人的东西。”正是因为具有这一非凡的超越个人的能力,伟大的诗人才能在写自己的过程中反映他的时代。(注:T. S. Eliot, Selected Essays, London, 1951, p.137,中译者李赋宁。)

   非个性的艺术创作原则与艾略特对独尊个人、个性的自由主义哲学的批判相辅相成。艾略特继承了维多利亚时期阿诺德等哲贤的传统,把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随心所欲”(“do as one likes ”)的生活观视为当代社会各种弊端的根源。早在1916年拟就的一份法国文学教案里,艾略特就介绍了20世纪初的思想界如何向古典主义回归:“古典主义的观点从本质上讲是相信原罪——严峻纪律的必要。”(注:Quoted inPeter Ackroyd, T. S. Eliot: A Life, New York, 1984, p.75.)艾略特对托•厄•休姆评价颇高,在《波德莱尔》(1930)一文结尾处他引用了休姆的一段文字:

   人类本身被判定在本质上有局限性而且并不完美。他身上带有原罪。偶尔他也能完成一些带有完美特征的事来,但是他本人永远不是完美的。……人在本质上是坏的,他只是在伦理和政治纪律的约束下才能完成任何有价值的工作。因此,秩序不仅仅是消极的,它还带有创造性和解放性。制度是必要的。(注:T. S. Eliot,Selected Essays,London,1951, p.430.)

   休姆是在批判人本主义时说这番话的,(注: T.  E.  Hulme, Speculations, edited by Herbert Read,London, 1924, p.47. )艾略特的社会批评大致上以类似的精神为出发点。在艾略特看来,以满足人欲为终极目标的人本主义必然使人类社会舍高就低,自由主义对人的局限性懵然无知,是人本主义的衍生物。

   艾略特的社会批评主要集中在《什么是基督教社会》(1939)和《关于文化的札记》(1948)两部著作中。艾略特试图用基督教来改造已经世俗化的西方社会的努力或许是徒劳的,但他对英美工业文明的批判至今读来仍未过时。他谴责对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和对大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在资本主义洋洋自得、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艾略特对二战前夕西方发展策略的抨击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建立在私人利益原则和破坏公共原则之上的社会组织,由于毫无节制地实行工业化,正在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资源的匮乏,而我们大多数的物质进步则是一种使若干代后的人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进步。”(注:《基督教与文化》(包括《什么是基督教社会》和《关于文化的札记》),杨民生、陈常锦译,汪j4jb03.jpg校,成都,1989年,第46页。)但是进化论的观点使人们盲目乐观,大家热衷于谴责过去,对当前社会的痼疾却熟视无睹。新发明受到普遍的崇拜,而人的气质——正确使用新发明的先决条件——却无人真正关心。经济学抛弃了伦理学的基础,一整套不道德的竞争机制必然导致战争。英美社会的集体的骄傲自负使艾略特十分反感,他犀利地指出,既得利益者总是想方设法使人们集中注意其他社会的罪恶。经常有论者强调艾略特与世纪初法国右翼思想家莫拉斯的关系,并藉此把他描写成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叶芝、庞德、刘易斯、劳伦斯和艾略特等作家如果真是所谓“反动派”的话,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思想之所以产生的缘由。他们所表现的已不是对一个政府或政党的批评,而是对某一种文明是否有效提出的疑问。“难道我们这个对自身的优越性和公正如此肯定、对自己的未加检验的种种前提一直感到自信的社会,是由比成堆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各种产业更为永恒的东西组成的吗?它有着比存款复利和不断分红的信念更为根本的信息吗?”(注:《基督教与文化》(包括《什么是基督教社会》和《关于文化的札记》),杨民生、陈常锦译,汪j4jb03.jpg校,成都,1989年,第49页。)不愿意附和艾略特宗教观点的人也会承认,使他忧愤的现象至今依然存在。

   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兴起使艾略特的文化观重新受到重视。艾略特所说的文化是指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域的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学艺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说,艾略特是一位文化相对主义者。他视语言为文化的命脉,因为只有语言的差异才能决定思想感情的差异。他希望确保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因而不以“进步”和“落后”等概念来为不同的文化定性。艾略特的文化观与后殖民批评家的“杂交”和“越界”理论格格不入。他担心彻底的混杂将抹煞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导致文化的死亡。一个国家既不能消极地接受外国文化,也不能将自己的文化强迫别国接受。他认为欧洲文化健康发展有两个条件,一是各国必须有自身的独特性,二是不同文化都应乐于肯定相互间的联系,从而有可能互相影响。(注:《基督教与文化》(包括《什么是基督教社会》和《关于文化的札记》),杨民生、陈常锦译,汪瀰校,成都,1989年,第202页。)

   但是,正由于看重文化的独特性,艾略特的文化观包含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成分,例如反犹太人的倾向。(注:See Anthony Julius, T. S.Eliot, Anti-Semitism and Literary Form, Cambridge, 1996.)他欣赏弗吉尼亚州比较单纯的人口构成,并说,“种族和宗教的原因结合起来使大量宗教上思想自由的犹太人不受欢迎。 ”(注:T.  S. Eliot, After Strange Gods, London, 1934, p.20.)在艾略特的诗作里,犹太人往往作为没有根基的城市生活的象征。(注:比较《汉书•地理志(下)》:“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假如他对犹太人确实歧视的话,那主要是出于文化上的原因,而“宗教上思想自由的犹太人”对欧洲城市中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教拉比们来说也不受欢迎。德国作家赫尔德说,真理即一个民族的精神扎根于故乡的土地。艾略特的文化观体现的正是这种真理,按照这一真理,犹太民族回到以色列立国是天经地义的。

   不过艾略特绝不是一位狭隘、排外的民族主义者。艾略特关心整个欧洲文化,多年来致力于欧洲文化的建设,他在1922年至1939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主办《标准》杂志时想把它办成一份具有欧洲特色的英语期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乌云彻底粉碎了他以这份杂志促进欧洲各国间文化交流的希望。1989年10月,英法德意等国几家大报联合推出书评杂志Liber,创刊号上载有纪念艾略特的专文, 这一荣誉艾略特受之无愧。

   现代派往往被理解为精英文化的倡导者,其实艾略特要维护的并不仅仅是欧洲古典文学的高情逸兴。他非但不拒绝通俗文化,甚至还写过下流小调。他在悼念英国音乐歌舞厅表演家玛丽•劳埃德的文章(1923)里指出,深深喜爱玛丽•劳埃德的下层社会百姓是全英国最有生趣的,玛丽•劳埃德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价值观,使之具有尊严并升华为艺术。他羡慕地写道:“到音乐歌舞厅去看玛丽•劳埃德并一同引吭高歌的工人就是演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参与了观众与艺术家的合作。这种合作在所有艺术中都必不可少,戏剧艺术尤其如此。”(注:T. S. Eliot, Selected Essays, London, 1951, p.458.)艾略特隐隐感到诗歌创作对社会的影响毕竟有限,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和电机工程的各种发明已经改变了劳动人民的消遣方式,使他们沦落为与中产阶级一样的被动接受者、消费者,要扭转这一趋势仅靠那些颇具先锋色彩的杂志是远远不够的。诗歌只有进入大众社会和寻常百姓家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要推广诗歌、振兴文化、促进观众与作者之间合作,最重要的莫过于复兴诗剧。(注:关于艾略特复兴诗剧的原因详见On Poetry and Poets中“Poetry and Drama”一文。)

   艾略特在他的早期诗歌创作中就显示出非凡的戏剧才能。根据他的非个性原则,真正伟大的诗才都是戏剧性的。1934年,艾略特为独幕古装表演剧《磐石》撰写的合唱诗和台词取得很大成功,这大大促发了他复兴诗剧的意愿。他前后创作了《大教堂凶杀案》(1935)、《阖家团圆》(1939)、《鸡尾酒会》(1950)、《机要秘书》(1954)和《政界元老》(1959)等诗剧。艾略特将古希腊戏剧中的某些原型与当代英国的社会问题有机结合,曲折地反映了他的宗教关怀。这些诗剧用词通俗,读来朗朗上口,易为广大观众所接受。但由于题材内容方面的局限(剧中人物基本上都属于较高的社会阶层)和艺术鉴赏趣味的转变,它们多少与期望的效果尚有一段距离。

   《大教堂凶杀案》一般被认为是艾略特诗剧中的代表作。该剧根据圣托马斯•贝克特于1170年遇害的史实刻画了神权与世俗权力的冲突。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因不满国王干涉教务流亡欧洲大陆,七年后回国,仍未能与国王和解,最终被国王手下喝得半醉的武士所杀。诗剧中四位劝诱者与贝克特的交锋最为精彩。四人分别从人间的欢乐、权力、地位和殉教的荣耀四方面婉言相劝,如果艾略特把他们的立场简单化或庸俗化,贝克特的信仰反而显示不出强大的力量。四位说客措辞谨慎温和,听来各有道理。第一位欲以人间欢愉的和煦阳光融化贝克特献身宗教的决心:“春天在冬季里到来。/……水沟上的冰/反射出阳光。果园里的爱/把树液催发为幼芽。”第二位提醒贝克特不要忘记他在做大主教之前曾任国王的大法官,他说爱上帝不是惟一的道路,在一国之内加强法制、主持公道,也能在来世进入天堂,即便有一点权欲,那也有益于公众。第三位以务实的口吻提议,既然国王坚持己见,贝克特还不如与贵族相党为朋,共同“争取自由”,推翻王权。最后一位劝诱者又是另一番面目,他对贝克特大加恭维,唆使他主动寻求殉教之道,尘世的苦难将使他永享天上的荣耀。贝克特一眼看出这殉教的劝说背后是自私的动机,这种“狂热者的傲慢激情”也是一种欺骗性很强的诱惑,一心要做圣徒就同一心盼望在社会上腾达一样可鄙,那是“最可恶的背叛”。贝克特回答说:“殉教者不为己谋,甚至不谋求殉教的荣光”,他无非是上帝的工具,“他的意志消失在上帝的意志之中。”20世纪的剧作家如肖伯纳、阿努伊等人都曾批判地审视过殉道(教)者的心理动机,他们所揭示的正是艾略特所否定的“狂热者的傲慢激情”。

   艾略特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一度成为全球的知名人物。从50年代开始,艾略特的地位逐渐下降。在英国,拉金等年轻一代诗人把现代派诗歌当作不愉快的插曲,试图在诗歌界重新确立哈代的传统;在美国,那些迷恋爱默生的“内在的声音”的批评家觉得艾略特背离了美国精神。出人意料的是,80年代初,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音乐剧《猫》风靡欧美,该剧是根据艾略特的诗集《老负鼠的务实猫》(1939)改编的。这本为儿童创作的薄薄的诗集堪与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德华•李尔的《荒唐诗》等儿童文学杰作相比美。艾略特通过对猫的细致描写对人的各种品性微讽轻嘲,敏锐中不乏宽容的理解。艾略特历来喜爱猫,这使他与崇尚力量的劳伦斯和海明威等作家形成对比。他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回忆圣路易斯的黄昏烟雾:

   黄色的雾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背,

   黄色的烟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嘴,

   把它的舌头舐进黄昏的角落,

   在阴沟的水边徘徊,

   让跌下烟囱的烟灰落上它的背

   它在台阶上一滑,忽地又纵身一跳,

   看到这是一个温柔的十月之夜,

   于是便在房子附近蜷伏起来安睡。

   艾略特将黄昏的烟雾在街头的弥漫与猫的一系列动作结合得天衣无缝,并由此带出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慵倦的生活,这不能不归功于他日常生活中过人的观察力。《情歌》发表时因循守旧的评论家还怀疑它是不是“诗”,今天的诗歌爱好者丝毫不觉得这些诗行稀奇古怪,这就是艾略特改变了一代人表现方式的功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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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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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京)199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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