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李天纲教授访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7 次 更新时间:2015-07-08 20:58:21

进入专题: 儒教   三教合一   多元文化   基督教  

李天纲  

   ○李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访谈。按照惯例,请先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吧。

   ●洪彬好!既然是惯例,我不能破例,只能先交代自己走上学术研究的来历。要问“家学”,我的家庭在文科方面没有什么渊源,外婆家出过秀才,祖父、外祖父却都是在长江边的常州、通州家乡与上海之间往来做生意,最后随家族移到上海,从事纺织业。父亲是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工程师,进修完成中专教育,去世之前正在研制无纺织布,全国各地跑。现在泛滥的环保袋、餐巾布就是那时发明的,我们家三个孩子小时候穿的衬衫、外套是用降落伞布和无纺布做的,当时很有高科技的感觉。母亲在“文革”后期负责一个国营大厂的教育科,从“工大”、技校,到小学、幼儿园都有,但也只是高中文化。家族中上一辈人上学,无论大学、中专,都是工科,没有文科气氛。我的作文写得好,小学、中学被老师当堂念(真的不是那种“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文章),父母当然高兴。“文革”混乱,小孩子念书是好事。但是1973年社会上议论,周荣鑫出来,要恢复大学招生。和父亲认真谈,他认为“文科”总归是要“大批判”的,不如搞工科的可靠。

   我的生长环境是管理、技术人员的职员文化,弄堂里的邻居大多是厂长、车间主任、工程师、职能科长和中、小学教师。职员文化讲究实际、注重效果,对夸夸其谈的意识形态是抵触的。1976年,中学毕业以后进工厂当学徒,做了三年钳工。吃技术饭的“工人阶级”,其实很讨厌标语口号,师傅对青工参加“赛诗会”“读书会”“交流会”反感,所以我们都努力学技术,很少参加这些政治活动。1979年6月拿到复旦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全厂技术比赛中我得了钳工组第二名。现在想起来,我在学术研究中规避意识形态,反感标语口号,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我喜欢实际的,不能忍受空话、套话、假话的欺骗和敷衍。

   李天纲:中国学者如何研究信仰

   李天纲。 徐晓林 澎湃资料

   上海毕竟是“新文化”的中心,到1960年代还保存着一些文化环境。即使在“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的“文革”期间,弄堂里还是有读书生活的。我的阅读开始较早,学前就能认字,家里有《小朋友》《三毛流浪记》、丰子恺漫画和《支部生活》,1971年扩大订阅《参考消息》,父亲有了一份,也拿来读。家里有留声机,就偷偷放唱片,听周璇的歌。“文革”的读书生活,作家陈丹燕采访过张献、唐颖和我等人,吴亮好像也谈过1970年代的状况。我的观点是,“文革”并非一片空白,“逍遥派”无所谓你们的“大革命”“阶级斗争”,自顾自地过生活。当时还有不少人家藏着书本,在地下与地上,半公开的传播。正是因为知识受到摧残,人们反而珍视。一些“大朋友”,因为插队落户,去农场,从外地回来过年都拼命地找书读。手头有书的人,蛮吃香的。小学去人客家里玩,表姐夫读过复旦中文系,有世界书局版的《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被我要了来,一直读,至今还在书架上。我的古文功底从这两本书来,特别喜欢的几篇是《鲁仲连义不帝秦》《伯夷列传》《桃花源记》,那时对许由、伯夷、商山四皓、诸葛亮、陶渊明很佩服,觉得很有本事又很超然,还有骨气,值得效仿。

   在上海,1955年到1960年出生的知识人好像自成一代,我们比较谈得来,大家多半是在“文革”后期有了思考能力,上大学之前想问题,到大学里完成学业的。1972年《中美公报》发表后,上海的气氛有点变化,电台里开始有英语广播讲座,后来又有法语、德语。1979年大学入学开考英语,以10%计入总分,我的英语成绩48分,被编到提高班,就是靠自学的广播英语。1972年前后,还有一种“学理论”运动。上海印了一批书籍内部发行,例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范文澜《中国通史》《读报手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各国概况》《青年自学丛书》等等,连《红楼梦》《水浒传》都印了出来。父母用单位的配额买,我拿来读,后来考语文、历史、地理、政治都派上了用场。吴亮说他读的第一本“哲学”书是《反杜林论》,张献好像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让我感到震撼的书,应该是恩格斯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里面对婚姻、家庭、国家本质的探讨,还是看懂了一些。另外,欧洲、美洲和东方社会的古代社会也了解了不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代人的思想起点,就是我们的“五经四书”“希腊罗马”。1930年代留下来的市民文化(受到抑制),加上1950年代的红色遗产(不断加强)是1970年代上海的两种话语,我们必须在这两种倾向中选择。我的选择好像是前者,不习惯那种“大辩论”的作风,喜欢“逍遥派”的态度,读读想想,抱着书欣赏,冷眼旁观,那个时候内心就比较接近1930年代。“文革”后,巴金指责我们这一代是“喝狼奶长大的”,说实在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伤害。他吃的苦头,我们固然没有;他反感的,我也很反感。

   ○作为“老三届”之一,您这代学人相较前辈学者和后辈学者有何特点?这种历史背景如何造就这代您学人?

   ●这问题很有意思,我正想说。进入大学以后,1980年代初马上就有“代沟”问题的讨论,高音喇叭里换着放唱“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我觉得很无聊,拼年龄有什么意思?人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关键看脑子里放的是什么。以总体经历来看,学者治学自然是有年代痕迹的,有阅历的“老三届”是一代,应届生确实比较单纯。但就学术来讲,面对的知识是同样的,大家寻求的是共识,而不是分歧。我在复旦历史系求学的时候,上面有两代人,一代是朱维铮老师等中年学者,还有一代是谭其骧先生等老学者,这两代人差别自然很大,但在学术上朱老师和谭先生非常契合,大家认的是同样的东西,这我是看到过的。像朱老师这样继承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等老一辈学者的学风,在他那一代人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他是1955年入学的,经过了“社改”“大跃进”“反右”“四清”“文革”,那么多的遭遇,还能在学问上做出这么多的成绩,我们当然有机会做得好一点。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学风继承,讲夸张了是要维护一种学术传统。

   大家都说我们这一代人遇到了“改革开放”的机遇,很是幸运。以我的体会,“开放”的影响确实很大,“改革”的作用真还难说。“开放”使得我们回到了当代学术传统,有机会重新接触来自西方的新知识。1930年代中国社会本来是开放的,尼采、弗洛依德、韦伯、涂尔干早有介绍。1980年代全新进入大陆的理论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稍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再往下海耶克、罗尔斯、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萨义德、亨廷顿……就什么都有了。大学三年级以后,我确定从事明清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觉得同时期的“西学”很重要,恶补了18、19世纪的西方启蒙哲学,对西方近现代的思想也有所了解。硕士研究生阶段,我在李华兴老师的门下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但朱维铮老师给我们上的课程更多。很幸运的是,三年里面朱老师、李老师带我们一本一本地啃,从先秦诸子到康有为、章太炎通读了一遍。当时的历史系主任谭其骧先生是建议通读“二十四史”的,我们通读的是学术史,作者、版本、注疏、义理,一一地弄清楚,附之以《二十五史》《三通》的翻检。这个过程,把我们进入大学之前了解到的支离破碎的中华文史知识又系统化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也呈现出来了。

   要说不同,我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在“西学”上肯定有突破。虽然现在是“国学热”,某种程度上当年复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倡导的“文化研究热”是这波热潮的推手,但是我仍然觉得重视西学一点都没有错。近代中国陷入困境,主要不是因为“国学”不好,而是“西学”不透。我一直有个观点,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理解混乱,是因为我们用错了“西学”,并不是“西学”有什么错。我当然承认任何学问都有对错,但是用错了,就是你的错。所以我说,“中”字头的学问做不好,还是因为“西”字头学问没有弄清楚,根本问题还是不懂“西学”,乱比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比较接近1930年代的陈寅恪提倡的“古今中外”之学。钱锺书先生的话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明末徐光启的原意就是“翻译、会通、超胜”。

   ○阅读您的著作,您的工作似乎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宗教史的研究,一是关于上海城市史的研究。能分别为我们谈谈您在这两个方面的机缘和发展历程吗?宗教研究和上海史研究,于您而言是否有密切的关系?它们以怎样的方式联系起来?是否有某种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贯穿您的整个学术发展历程?

   ●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但迄今的发表,被认为集中在中国宗教史和上海文化两个领域,我自己并不这么看,我做过的徐光启、中国礼仪之争、王韬、马相伯、《万国公报》等研究,都和上海人、上海事有关,但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最重要的人和事。在我的规划中,这些人物和事件,既关于上海历史,也关于思想文化,是在边缘交叉的领域内突破。这些人事,又和天主教、基督教会有关系,你看他们既是儒教徒,又是基督徒,因此也是宗教史的研究对象。循着这一条路线,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了中国宗教史研究领域。我的硕士论文《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1986)已经走了这条道路。博士论文《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1998)又把耶儒关系研究推到明代天主教。想为“中国思想文化史”寻求突破,结果却一头栽进了宗教学。2003年,回到复旦,进入宗教学系,就是想就“中国宗教史”“比较宗教学”领域填补空白,帮助建立中国的“宗教学”。在研究和教学中,我试图把这些领域都统一起来,重新构成一个新的领域——宗教对话和文明比较。你大概注意到,这些人物和事件的研究,都需要兼跨古今中西,沟通耶儒圣俗,在研究方法上和我原来的想法仍然是一致的。

   转入了宗教学领域后,我把过去写的中国近代思想文章辑为《历史活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初版;三联书店2015年增订版)。另外,历年来反省中国近代思想历程的文章《年代记忆》也在编辑之中,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上海史领域,我也打点了一些文章,结集为《文化上海》(1998)、《人文上海》(2004),书名是我先用的,变成流行语就俗了。顺便说一下,现在的“外滩源”“徐家汇源”的取名,也是用了我的提议和策划。我承认,现在国内外关于上海历史、上海文化的谈论都有点俗,这么多人谈,人云亦云,有的还不知所云。于我而言,上海是生我养我的城市,从小就想搞懂它。困扰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上海到底是一座好城市(大都市),还是一座坏城市(殖民地)。小学时读《旧上海的故事》一、二、三辑,读完了就跟着父亲走,到外滩、南京路一幢一幢楼房去查对。想起来可怜,我们从小就被意识形态搞糊涂了。前几天,王安忆介绍我认识张承志,谈上海、北京、南洋、中东、拉美,谈的都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关于上海,我和作家张献、唐颖、吴亮、陈丹燕、陈保平、何平(小宝)、陈村一直在谈,从中获得很多认识。上海的作家们是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我们在一起谈上海,谈城市,是含着乡愁(nostalgia)的,其实是在试探自己的身份认同。

当然,上海研究还有社会意义。经过学术训练,加上长期研究,以今日之我回答幼年之我,我会说上海是一座好(现代、多元、融合)城市,它曾是一个“市民社会”的城市。1986年夏天,唐振常先生招我去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他受黎澍先生委托,开拓“上海史”研究。在他主编的《上海史》(1989)中,我写了一章,使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我认为:上海不是殖民地,而是一个市民社会。其时,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理论还没有流行,我从一般社会学意义肯定上海社会中的“现代性”。己巳之年,北京有“风波”,欧美汉学家热烈讨论中国的市民社会,我先后与魏克曼、白吉尔、毕仰高、卜正民、华志坚、杜赞奇等人交流,觉得“CivilSociety”理论可以参考。现在我认为:当初第三国际的“资本”“帝国”“殖民地”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儒教   三教合一   多元文化   基督教  

本文责编:zhaoziyu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宗教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0280.html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