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敏淑:《中日修好条规》与甲午战争

——以修约交涉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8 次 更新时间:2015-07-08 19: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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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敏淑  

   一、前言

   甲午战争的影响深远,甚至两个甲子之后的今日,吾人仍生活于其历史波纹之下。甲午战后,区域大国——中国败战,败给“亚洲小国”的屈辱远胜于两次鸦片战争,日本城下之盟的苛刻也是前所未有的,于是中国不得不进行根本性改革,戊戌变法、留日热潮、清末新政,乃至今日的钓鱼岛问题等,可说在中国近代化的路程上,都看得到甲午败战的影响。而日本利用《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发展工业、建立金本位制,跻身列强,又割据台湾,转身为殖民帝国,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向崩溃。因此有学者称,甲午战争是东亚史的分水岭。①

   甲午战争既然重要如斯,自然不断被学者研究。众所周知,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乘朝鲜内乱而对中国逼战。日本“开国”以来一直想解决朝鲜问题,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将朝鲜问题列于条约第一款,要求“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②作为战争发动者之一的陆奥宗光认为,自明治15年(1882)以后中日两国竞争的焦点集中于朝鲜国内,战争爆发时是围绕着朝鲜内政改革或是中韩宗属问题,而溯其本源则是中日两国在朝鲜权力竞争的结果。③当然,当时作为朝鲜宗主国的中国没必要,也没有和日本在朝鲜竞争权力的想法,但主动发起战争的当事者以此作为借口来求战,证明对于日本而言,掌控朝鲜是值得倾全国之力来追求的重要大事。

   朝鲜问题引爆甲午战争已是学界共识,而除了朝鲜问题外,当时尚非强国的日本敢向中国逼战,还存在其它因素,特别是修约问题,日本认为若不通过战争则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解决,于是求战。

   明治政府成立后,以“万国对峙”作为“国是”,所谓“万国对峙”,就是试图使日本的国家地位达到与列强并立的地步。“万国对峙”的两个重要支柱是“条约改正”(修改不平等条约)与东亚扩张。而甲午开战前后,正是明治政府几乎完成“万国对峙”两个重要支柱目标的时刻。④开战前夕,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完成新一轮的日英修约谈判,英国同意签订新的航海通商条约,此举说明英国支持日本对中国逼战之立场。签约后九天,日本发动丰岛海战,不宣而战地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依《万国公法》“立约之国失和而有战争,期约旋废”⑤之规定,中日两国于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以下简称“《中日修好条规》”)遂告废弃;而后日本战胜中国,缔结城下之盟式的《马关条约》,获致日本所要求的外交与通商特权,又逼中国断绝与朝鲜的宗属关系以遂行其对朝鲜控制的野心,加快了其对东亚扩张的步伐。甲午战胜,几乎一举达成了明治政府将近30年的“国是”(修约与扩张)目标。

   明治政府将修约视为“国是”之一,在修约交涉过程之中,历届外务官员付出了巨大心力,留下了大量外交文书⑥,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是汗牛充栋。⑦关于修约,学界一般关注日本与欧美各国的交涉,但当时日本与欧美各国签订的条约都规定了“一体均沾”的原则,若不能与中国完成修约,则日本与欧美各国修约后,欧美各国仍可“一体均沾”《中日修好条规》中的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税则条款,等同于“条约改正”无效。故对日本而言,修约必须同时与西方诸国和中国一体进行。

   事实上,《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随即向中国提出修约要求,但中方主导与日本缔约的李鸿章认为无须修改,其后日本数度提出修约要求,也一再遭到中方拒绝或拖延。与中国的修约问题,日本从1871年到1888年为止,都未能以外交交涉的方式取得成功,最终通过甲午战争获致日本所要求的外交与通商特权,而这些战利品的利益更远远超出日本原本的修约目的。

   就笔者所见,目前直接提及《中日修好条规》修约问题与甲午战争爆发之关联的既有研究,似乎仅有日本学者津田多贺子的《日清条约修改的中止与日清战争》⑧一文,但此文主要根据《日本外交文书》等日方史料撰写而成,所探讨的问题局限于1886-1888年日本推动的对华修约交涉失败之个案(即下述的“盐田公使修约交涉”)。中方学者虽在琉球问题等交涉中,略微提及了日本的修约要求,却很少将中日修约问题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一起进行详细讨论。笔者认为,若能依据中日双方史料全面探讨《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至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修约交涉,或可从修约层面更为多元地理解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二、《中日修好条规》后日本的修约要求

   缔结《中日修好条规》之前,清朝与日本并未缔结任何条约或盟约来规范两国外交关系。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日本一直处于海禁、锁国的状态,不曾向清朝要求册封,因此不是清朝的属国。在1871年以前,清朝与日本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是通过商船到长崎进行贸易活动,维持着通商关系。因长崎贸易的存在,清朝将日本视为互市国之一。⑨

   19世纪中叶,日本“开国”之后,试图通过与清朝缔约、建交来促进通商,派遣柳原前光等人到中国,要求缔约。⑩清朝为拉拢日本,使之不与西方各国联合,而答应与日本订约。柳原带来的议约草案比照中国与西方国家条约成例,有“一体均沾”等语(11),对中国而言是“不平等条约”。(12)当时,中国命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议约全权大臣,李不理会日方的草案,亲自率领天津海关道陈钦、江苏按察使应宝时等人(13),制定中方草案,而中方草案后来几乎原封未动地成了《中日修好条规》的约文。《中日修好条规》与当时清朝和西方诸国签订的条约性质不同,由于条文全由中方制定,可说是清朝理想条约观的体现。条约本身不称条约而称作“条规”,显示清朝期待此约与先前和西方诸国签订的条约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中日修好条规》之中没有“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条款、没有协议关税(两国各自使用现行关税向对方商人课税)条款,却规定了互惠的领事裁判权、互相派遣“理事官”(领事官)等内容。而全约互惠、对等的基本精神,正体现了清朝对于条约所抱持的固有原则;互惠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也是清朝固有的类似于属人主义的司法概念。除了中国认为日本是东洋国家,对日本的态度与西洋国家有所不同之外,因当时日本已经“开国”,缔约后中日双方的外交、通商关系将是“有往有来”,而与中国和其它西洋国家的“有来无往”不同。鉴于现实情况,以及对于理想条约的追求,清朝为中日间的第一个条约量身定做,打造了清朝条约史上绝无仅有的特别条约。但互惠、对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却因为包含了“双务”的领事裁判权规定,以及“彼此相助”的类似同盟之内容,对当时正处于与西方各国折冲修约的日本而言,这两点是特别不合时宜的。(14)

   1871年9月13日,日本签订了据中方草案制成的条约,因未能获得西方诸国在华取得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内地通商等特权,引发其政府高层的不满,负责签约的日方成员回国后备受指责。(15)赶在双方批准换约之前,日本向清政府提出,日方已经派出岩仓使节团(16)出访欧美15国,即将于来年与有约诸国修改条约,特别是更议领事裁判权,而来年中国也当改议外约,届时两国外交局势如何变化、条例如何改定尚未可知,若将此约批准互换,恐日后生出许多障碍,因此,要求在使节团返回复命之前暂停《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互换,并希望派员与清朝修约。(17)1872年2月2日,日本决定派遣外务大丞兼少辨务使柳原前光、外务少纪郑永宁、外务大录颖川重宽前往中国(18),训令柳原等人向清朝说明岩仓使节团的详细目的,希望清朝基于邻国“亲善洽爱”之意,同意在批准互换本约之前先修改部分条文。特别是日本认为在拥有自主之权的国家,外来人民皆应归其管辖之下、服从其法律这一点上,因日本在条约开放港口的地方官有管理中国人的既有成规,希望柳原等人向中国告知日本“素来抚绥之良意”(19),以争取中国同意修改互惠领事裁判权的规定。

   柳原等人1872年4月23日抵达上海,5月6日到达天津(20),要求修改以下条文:“一、修好通商各条款内,因嗣后改定西例,应行修改事件”,如日本他日“与欧西改订其约之后,则如国法讯断等事,必有须行更正者,是以应议俟后改正”。“二、修好条规第二条调处之约须议裁撤”(亦即两国“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之条款——引者注)。“三、修好条规第十一条刀械之禁”,“须议削除”。(21)其中第一条“嗣后改定西例,应行修改事件”,显示出日方亟欲修改领事裁判权之意。

   日方的要求,遭到中方拒绝。李鸿章命天津海关道陈钦与江苏记名海关道孙士达驳斥日方修约要求,认为“交邻所重,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该国不应蹈此不韪,贻笑西人”(22),并以“议定之约,复欲改议,为各国向来所无之事……显违各国公例”(23),坚持必须在“两国换约后,如有可以通融之事,原可随时酌核商办”,关于派遣理事官管理华民之事,陈钦与孙士达认为“各管各民,系各国通例,今彼国欲改西约,谅亦未能定议,我两国既经定约,自当永远遵守”。(24)

   根据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如签约的全权钦差并无“违训”等重大失误,则条约在双方全权“画押”后必须遵守,且“条约既当画押,倘无必俟互换明言”,则立当遵行而不待互换;若须改约,也必须得到对方“执掌定法之权者应允而后可行”(25),故中方拒绝修约,符合当时的国际法规定。中方拒绝后,日方只得派副岛种臣以全权特使身份,携带国书前来(26),于1873年4月30日完成了《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互换。(27)

   在这次缔约过程中,日本尚无对外自主交涉议约的经验,带来了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订条约为底稿的草案,却未能坚持,最终依照中方草案缔约,缔约全权使节回国后遭到政府内部指责随即又派使节前往中国,试图在批准互换条约之前修改约文,遭到中方以违反各国公例、应先换约再修约等理由加以严拒,只得按中方步调批准互换条约。

   这一方面凸显了日本对于涉外事务经验不足、进退失据的窘态,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日本在意的是中日条约是否符合中国与西方各国签订条约的内涵、西方各国如何看待中日条约,以及中日条约是否影响日本对西方各国修约的进程等事,显见日本虽然选择了亚洲邻国中国作为第一个自主交涉的国家,但其外交的重心仍在于西方国家,而不是缔约的中国,因此不在意签约后又立即反悔是否失信于中国。日本虽然反对中国在日本通商口岸对华人拥有领事裁判权,但柳原等人带来的草案却和西方列强同样,是拥有在华片面领事裁判权、内地通商等特权的方案,可知日本与中国缔约仅在意其本国利益与立场,是极其自私的。

   相对于日本的进退失据,永井秀夫认为,中方对于此次缔约交涉的准备相当周到,意志也相当坚决,中方在意的各项条件均得到满足,确实是清朝外交的胜利。(28)由中国草案形成的《中日修好条规》是互惠、对等的,即使要求了领事裁判权,也是“双务”的,即规定中日两国均相互享有领事裁判权。虽然中国在缔约时取得有利地位,却仍愿意在条约中给予对方相应的互惠、对等条件,这是自《中俄尼布楚条约》以来清朝中国的缔约态度(29),体现了作为王道大国的胸怀。

   如前文所述,由于日本与西方诸国的条约均有西方诸国“一体均沾”之规定,若不能修改《中日修好条规》中的领事裁判权等内容,则就算日本与西方诸国之间完成修约,也是无济于事。因此,在中日缔结《中日修好条规》之后,日本的修约形成了中西联动的状况,无论日本如何重西轻中,修约都是必须中西整体进行的。

   三、球案与日本修约要求

   琉球于1609年遭到日本萨摩藩的侵略而沦为其属邦,萨摩藩命令琉球继续以中国属国的身份前往中国进行贡舶贸易,藉以独占与中国贸易的利益。(30)1654年,琉球遣使清朝,缴回明朝敕印,请封获准(31),琉球成为清朝属国。自此,琉球既是清朝属国也是日本萨摩藩属邦。

江户时代(1603-186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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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京)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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