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亮:偶在论政治哲学

——当代哲人张志扬思言素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0 次 更新时间:2015-07-06 15: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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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学亮  

    

   内容摘要:当代哲人张志扬以个体个性之思撑起时代精神,为建构现代汉语哲学例示了可能性。“偶在论”是张志扬哲学的旗帜,作为中国式存在哲学和思想方法,其本身历经当代中国整个思想过程;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它同种种主义和意识形态作战。

   关键词:偶在本体论 意识形态 政治哲学

    

   张志扬先生生于解放前,长在红旗下,政治运动屡次不动声色地掠过其年轻的生命,在人生的壮年遭遇七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如果说“文革”中他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身陷囹圄的话,那么在狱中其着实进行了思想的犯罪,灵魂的自我放逐和冒险,这倒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有相关学人作证。狱中自学作为“批判的武器”的哲学和及其语言——德语,猪圈旁运思文章,博学驰骋,洞察微毫,终于以其卓绝的思力和魅力,饮誉海内外,成就一代可称为“家”的汉语哲学家。

   张志扬先生是不幸的,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和不道德事件——不管是政治的,还是人性的,身心俱裂,灵魂震荡,深夜里思想东奔西突,论文中我在故我思,“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同时又是幸运的,他成功地将政治事件转换成思想事件,进而编织为学术事件,为后来人保留了一份可贵的学术和思想探索。“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构成人“在世之在”的生存结构,作为其高度浓缩和绽开形式的政治事件,是人直面撞击的生存体验和际遇,释放一种“面向死亡”的真切的生存感和心灵的跳动。就与政治生活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言,他有些类似于古典政治哲人,而不太像现代政治哲人,生活在各种政治理论的范式当中和课本、黑板之间,在语言、概念中游戏,因与政治生活的中介化而间接化。中国后政治(革命)时代的学人——1975年代之后,往往只能在庸常的时光中打发自己,即使一些个好学深思者,大多也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矫情成性。张志扬先生还是幸运的,在于他没有大学文品,硕士博士学位,居然还能被评为研究员,进而成为知名学者,这是那个年头赐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在这个权力加紧宰制知识的时代,这实属难能可贵,通过大学的技校化改组,成员的群众化扩招,职称评审的数字化规训,资本官僚的博士化比拼,等等,权力技术上下其手,纵横捭阖,成功地使知识“祛魅”,还原为一堆无聊的数字,最后唯剩下权力自身神圣与疯狂。

   张志扬先生是一位具有高超思力的学者,主要以汉译西学资源构建现代汉语哲学,以个性之思撑起这个时代的精神,人生路上可谓风雨苍黄,波折起伏,但先生在学问上的问题意识始终是一贯的、严肃的。根据个人的浅薄学力和有限的阅读体验,愿意梳理其中的理路与微奥,并致以作为一个后学的学术敬意。

   一、中国式存在——生命哲学

   这里的存在哲学并不同于以萨特为代表的盛行于20世纪中后期的存在主义,虽然从质感上颇有相似之处,但这里的存在哲学专指张志扬先生以“创伤记忆”为切入口,追寻“苦难记忆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的过程中,敞开出来的一种创生性、批判反思性的个体生存哲学。这里的生命哲学也并不是哲学史上以柏格森为代表的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的哲学形态,而是张志扬先生以其个有的话语方式和生命体验呐喊出来的一种切身的哲学方式和思言路径。

   (1)话语方式。最早知道张志扬先生的名字,是来自对刘小枫先生的阅读,刘书中说张志扬的话语方式,常常让人恼火,甚至令号称能读书的北大哲学教授抓狂。为“革命”友谊,刘小枫先生还专门作文精心型构出所谓哲人的两种语式,即一种是个体言说中直显心性的柏拉图式,一种是言说言说的知识的亚里士多德式,并从“救亡压倒启蒙”中找到依据为,“个体我在之身位在理念上被历史理性抹去,在实存中被社会转型取缔”,[1]我在的呢喃让位于社论式的表达。这篇文章着实表现了文人的可爱,但是,没有说服力,就张志扬几近“私人语言”的语言本身来说,读起来远比柏拉图恼火。所以刘小枫先生在批判社论语式道义-权力诉求的同时,这篇文章本身其实也是一种道义-权力诉求,这还包括那些声称浮躁就读不了张志扬的学者(潜台词是不读即浮躁),只不过这种诉求要来的温暖些。其实,张志扬的语式完全不用在哲学史中找到类的依据,张志扬就是张志扬,他的书仿佛不是手写出来的,而是心喊出来的,书写中灵魂上升,天人合一,甚至情不自禁的情志和直觉进入文字,这是生命在书写,在呐喊,在跳跃,在回忆,在转身……颇有些类似西方绘画中的“达达主义”。存在首要的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首要的是“我”的存在,存在的书写首要的是“我在的呢喃”,所以就话语方式来说,张志扬“莫名其妙”的语言本身是属于偶在论的。之所以会带来阅读的不方便,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学院里哲学教授的那已泛黄的陈年讲章。

   (2)创伤记忆。《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可视为张志扬早期哲学的代表作,如果说其更早期的《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尚未找到西学门槛,“终是不得其门而入的——缺席与飘泊”,或者否思性地担当残缺的话,那么《创伤记忆》则找到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和切入口,这本书运用的是西学的资源,面对的却是中国的问题。作者首先区分了创伤记忆的两种类型,一是重复型,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正是为了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只不过这后“一个”是另一个而已,用毛主席的话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西风仅有意向性的不同,没有质料的区别;二是原生型,从“真理性”和“权力性”的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表现还原到作为形而上学或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和“权力性”本身,透视其难免的独断论与虚无化。[2]这种创伤记忆具有反思、批判、去蔽和拯救的功能,其试图将启蒙进行到底,并且我们看到,在这里张志扬先生的标志性哲学范畴“偶在”已被或隐或现的结构出来。作者通过揭示第一型的记忆,来推进第二型的记忆,“中国历史太多重复,大至民族、朝代,小至家庭、个人,从思想、语言到行为,以重复为生活常态,以记忆为经验基础。”[3]“重要的是记忆,特别是改变了质性、拒不重复的记忆”。[4]

   那么何谓创伤记忆呢?是不是意味着对苦难的回忆甚至矫情的忆苦思甜呢?作者认为创伤记忆不同于苦难记忆,苦难记忆是个体意志的担当,是人格位越神格的自由选择,这里的记忆是切身的、无蔽的,个体直接遭遇不能遗忘、不会遗忘的痛楚,对于这点个体有清楚的意识和自觉。而创伤记忆虽然也是个体的切肤之痛,但是在意识和记忆的转换中,中间横亘着的是人的“国家意识”,出现身体与意识的分裂,也就是说在记忆和意识层面个体人格被民族国格所取消和取代,受伤的是个体,痛的仿佛是国家,救亡不但压倒了启蒙,而且变成了启蒙的自觉取向和内容,个体生存论感觉无处安身,也就是张志扬先生所说的“记忆的创伤化尚未化到个人的生存论根底”。只有将启蒙进行到底,下行到个体存在,才不会重蹈重复命运的覆辙。“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对于20世纪中如此巨大的‘创伤记忆’,以为不靠文字像碑铭一样建立的反省、清算、消解而生长、置换、超越的能力就可以在下一代人的新的生活方式中悄悄的遗忘、抹去,这除了不真实和不负责任,还说明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已在历史的惰性中无力无能承担他自己的遭遇从而把无力无能追加在历史的惰性中作为欠负的遗产弃置给了下一代。于是,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就这样自己注定了自己一再重复的命运。”[5]这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主要思路和价值诉求,上述的反省、清算和消解的意义中心是建立个体的生存论感觉之上的,而这个个体是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式获得的,这种切断自然宗法和政治集合脐带的个体,在文化氛围和政治结构不适切的情况下,必然沦为“偶在”的个体而漂流无根。作者企图通过自律担当偶在,显然是不切政治社会实际的。因为,既无成熟、确当的自我意识,也无自治的标准和规范,这样的所谓自律最终不是导向独断论,就是滑到虚无主义当中去,认为自律即是否定“他者”,在否定“他者”的张力中坚持自身的立义取向,[6]这只是理论的一厢情愿,这种带有政治性的哲学意向必然要观照政治社会的现实和人性的基本状况,否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必然是跳蚤”。我们要真正进入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在其结构性的纠缠之中,走出一条中道之路,就只有在此还原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把个体还原到家的存在、族性的存在,在这个温情脉脉的港湾里才能安顿个体生存,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实现共性与个性、普遍和个别、自律和他律的动态的张力性平衡。[7]这也是在中国语境下反思现代性要做的工作,并且也才能切中中国现代政治的命脉,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稳妥立基,否则不是古今之争,就是中西之争,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或者干脆走向原教旨主义抑或全盘西化。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稳妥选择还是“即用见体”,“体用不二”,在尊重现代中国哲学与思想实存的基础上,走融合创化之路,毕竟这近两百年的思想事情已融入我们生生不息的传统之中。

   二、中国式政治哲学

   (1)什么是政治哲学?各方面的因素促成政治哲学目下成为学界显学,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广有市场,甚至被称为第一哲学。[②]其实被称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就已经违背了政治哲学特别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家法。

   什么是政治哲学?不同的政治哲学家有着不同的界定,但就作为一种严肃的哲学而言的政治哲学来说,施特劳斯派可谓独树一帜。施特劳斯专门在政治哲学的敏感地带耶路撒冷作了一个题为《什么是政治哲学?》的报告,对主题做了详尽和富有挑战性的阐述。“政治哲学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意见的尝试”,政治哲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这不同于政治科学,其属于现代社会科学范畴,实证主义取向,而实证主义在施特劳斯看来就是历史主义,进而就是虚无主义,“政治哲学是非科学的,或者说是非历史的,或者两者兼备。科学和历史,现代世界的两大力量,最终成功地毁灭了政治哲学存在的可能性本身”。当然这里的科学和历史,都是现代的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和历史。“政治哲学不是一门历史学科”,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恰恰反对和抵抗就是现代的历史主义-虚无主义,但是政治哲学抵制历史主义,并不代表自身不需要借助历史的研究和政治哲学史的资源。[③]因为现代政治哲学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古典政治哲学通过“自然意识”就能获得的一些基本的哲学观念,而现代政治哲学却经过了现代政治哲学家的现代观念的修正和重新解释,以至成为观念的观念,只有对这些观念进行进一步的还原,才能呈现原初的认识,也才能更深刻的理解现代政治哲学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差异。“通过复苏传承知识的原初发现,将其转变成真实的知识,并区分出所谓的传承知识的真实要素与虚假要素。通过哲学史或科学史,这种真正的哲学功能才能得到实现。”[8]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也就是政治哲学史,一如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一样。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文本也可印证这种说法,除了其声称的解释学方法,比如“显白教诲”、“隐微教诲”,以及所谓的“像古人一样理解古人”等等之外,其主要着力的是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施特劳斯甚至宣称政治哲学就是哲学。他企图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以抵制现代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归根结底的虚无主义,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是同虚无主义开战的政治哲学。

之所以拿张志扬哲学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进行衡量和比附,主要是因为在同虚无主义作战上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哲学质地也颇为相似,尽管路径殊异,还有他们都有着政治灾难的“创伤记忆”,政治哲学的思考关乎切己的生命。但与此同时,我们对政治哲学也并不严格寓于施特劳斯的范围,一切对政治事物、现象的本性进行哲学探究因而具有政治气质、指向和关怀的哲学都可视作政治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张志扬哲学是典型的政治哲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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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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