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浦劬 李风华:中国治理模式导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9 次 更新时间:2015-07-04 23: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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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浦劬 (进入专栏)   李风华  

三、中国治理模式的外延

   在讨论前,有必要确定中国治理模式的外延,也就是说,以哪个事件或年度作为时间起点,并将此后直到现在的发展,视为一个整体,并认为存在具有同一性的治理模式:1949年?1956年?或者1978年?

   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这一重要的转折,从同一性角度来看,判定自1978年以来的整个新时期存在着一致的治理模式,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一处理虽然有利于把握中国治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比如运行机制的逐步市场化,服务导向,渐进改革,等等。但应看到,以1978年为起点来界定中国治理模式并不充分。理由有二:(1)现代化指一个传统社会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转变到现代社会的过程。而在改革之初,中国社会显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现代因素。[⑦](2)改革开放本身也是同一治理体系的选择,而不是对既有治理体系的颠覆。

   1956年,我国完全了社会主义改造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国情作为依据来判断中国模式的起点,其优势是,它使得理论逻辑更加严密。在政治哲学中,一个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论证策略是,假定某个自然状态(或原初状态),在此基础上进行思想实验,并推导出某种具有必然性的政治结构。“国情”这个概念,在逻辑结构上与自然状态相当,既然1956年将中国的国情划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那么假定此前的治理模式与此后的治理模式存在着本质区别,似乎也不无道理。但仍有不足:(1)政治结构与此前七年的没有大的变化;建国初已经确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仍然是中国的国体。(2)从治理体系的目标来看,早在1949年就已经确立的以发展为导向的目标在1956年后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如果1956年与1978年无法做为区分中国治理模式的事件,那么最合适的分期,无疑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标志,将建国以来几十年的治理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与概括。但是,由于建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过曲折与反复,从技术上又何处理这些问题,尤其是“文革”期间某些制度、政策与改革开放后的不一致呢?

   可以考虑的叙述策略有:第一,以几十年发展实践中具有同一性的东西为主,设定存在着一个中国独有的治理体系与模式。由于我们讨论的治理模式是针对现代化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大历史,对于前后有变动的制度与政策,必须予以忽略或者在描述中加以修正以符合总体判断。在此,可以考虑借鉴罗尔斯的证明策略。我们的各种判断往往存在多种一般性的层次,包括具体行动上的判断、社会政策和制度上的判断以及最终达到非常一般的信念。各个层次的判断往往不一致,而要明确正义原则的论述,必须在道德原则和判断进行来回往复的校对和修正过程,并最终达到原则与判断之间的平衡。“它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们的原则和判断最后达到了和谐;它又是反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符合什么样的原则和是在什么前提下符合的”[8](p.18)[⑧]。如此,虽然某个时期所实施的制度与政策与我们所概括的治理模式存在着不尽一致之处,但总体而言,治理模式的描述仍然符合总体判断。

   第二,以当代的成熟形态为主。现在的治理形态是过去所发展的结果,而且是更为成熟的发展,因而更有资格代表治理模式的特征。比如,现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构成了当前中国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⑨]但事实上,中国公有制企业的多级所有,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构成中国治理模式独立于其他国家的特征,它对于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财政的独立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虽然无法以地方政府竞争来概括改革前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但在描述前后几十年的治理实践整体,却可以采用这一概念。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0](p.23)。

四、中国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本节从历史背景、目标以及政治结构三个方面对中国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给予纲要式的概述。

   (一)历史背景

   贫穷与落后。贫穷主要指的是一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趋向于极度匮乏的状态,而落后则而落后则是则是将该社会与外部世界作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这种贫穷与落后的背景事实上规定了社会发展的目的是共同生存与赶超发展。

   经济结构上,形成一种以工业和农业为主体的典型二元经济。

   社会力量构成上,以工农两大阶级为主体,其他阶层为辅。中国在1949年以后消灭了官僚资本阶级、资产阶级,只留下了工农两大阶级。改革开放后,出现新的社会阶级时,但总体上仍然没有改变这工农两个基本阶级的事实。

   (二)以发展为导向的目标

   目标具有层次性,包括基本目标以及次要的其他目标,其中基本目标对于其他目标是一种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它们有别于罗尔斯式的词典式序列,也不是功利主义的权衡。

   基本目标是迅速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

   在基本目前的前提下,根据治理所面临的历史背景,又可以在各个层次上展开为许多彼此依赖与影响的目标:第一,经济方面尽可能迅速地实现积累,建立独立而完整的工业基础;第二,社会福利方面,由于资源的贫乏,在保证共同生存的基础上,以效率优先,再兼顾公司。第三,在社会关系方面,构建社会力量之间的和谐。

   (三)政治结构

   可以从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以及基层治理四个角度加以概括。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成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其特点是:是国家权力机关,领导与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基础方面,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力量组成结构;广泛吸取新兴社会力量,及时调整人民代表的组成,主动反映社会力量的现实。

   第二,实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多党合作制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民主党派参政协商,团结一切积极力量,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咨询,而不是讨价还价构成多党合作制的运行机制。

   第三,单一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在国家结构上,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与中央政府的纠错能力;在单一制范围内,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主动权力;财政制度、考核制度的安排使得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构成了一种地方政府竞争的态势;地方政府与私人的互动,推动了经济政策的演进,从而使得中央政府的决策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第四,基层自组织的双重授权。实行基层自治,让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实现民众对自治组织的授权;政府对基层组织也具有授权作用,使得基层自治组织在自治职能之外,还负有实施上级政府政策的目标,承担起国家动员的职责,比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或执行房屋拆迁、土地的征补等等。

   如果上述描述可以成立或者说基本成立的话,可以肯定是,中国模式存在许多有别于美国印度以及东亚拉美的地方在以政治决策成本与政治吸纳性为维度而构成的二维空间里面,中国模式显然更倾向于政府—生产者模式。但其中又有许多东亚与拉美所不具备的因素。也许可以说,正是这些中国所以区别于美印、东亚、拉美的独特之处,才使中国所以取得当前的成就。

五、研究方向

   确定并描述中国治理模式的特征是一项极其繁重的研究任务,上节的叙述仅仅是提出一个基本框架。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就是证实该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它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实现政治稳定的作用。这是该研究的重点,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解释它的作用机制,即从理论层面解释它的有效性。治理模式与经济政治结果的相关性,显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是与否式的性质判断,而是包含某种数量关系的相关性。可以想见的是,在这个层次的研究应更多考虑比较静态的判断。(2)以事实证实理论判断。

   完成上述研究目标,仅仅是解释了中国模式的成就。下一步,更有意义而更为困难的是,如何提取中国模式中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如果研究能够在这个层次上取得突破,那将是中国学术的世界性贡献。

   [①]王浦劬(1956-),男,江苏盐城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李风华(1975-),男,湖南安仁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治理理论、政府与市场。

   本文为国家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项目“转型与治理”的部分研究成果。

   [②]显然,彼得斯对治理模式的着眼点仅注重运行机制,亦即权利与权力的实现方式,而不是权利与权力结构本身。这使得他更多地关注政府机制实施的微观效率,而忽略了政府治理与社会结构的宏观效率。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角度来看,但是权利与权力的分配结构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高下,将体现为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水平。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而且两极分化的社会中的政府虽然能够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来改进效率(即帕累托改进)。而一个经济发达社会的政府通过政府机制实现社会收入均等,虽然可能违背了帕累托改进,但社会福利水平无疑是远远高于前者的。有关福利标准的分析,参见鲍莫尔的《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2]。

   [③]马斯格雷夫指出,最优税收与支出与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本质上属于同一个问题,必须同时做出决定[3](pp.47-48)。马氏的引申结论是,政府必须肩负着经济资源的配置,而不可仅仅就政治就而政治。

   [④]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的模式,现实社会中,处在该模式中的社会力量往往也会表达其偏好与意见,但是这种偏好与意见仅仅构成政府决策的依据。而在政府市场模式中,社会力量的谈判实力(bargainingpower)已经构成一种政策的决定力量之一。用JonElster的话来区分,前者是一种理性讨论,而后者则属于讨价还价[4]。

   [⑤]董正华认为,东亚的专制政权与拉美主导工业化的军人政府都有鲜明的非民主主彩,这时它们的共同特点。两者的差别在于拉美军人政权与大地产大庄园主关系密切,并与跨国公司、城市大资产者结盟来压迫工农劳动者。而以台、韩为代表的东亚政权则通过土地改革和维护小农制,在一定程度上与广大的农民结为同盟,取得了维护自身生存的最大安全系数[5]。

   [⑥]以美国为例,虽然大多数人的眼中,美国政府本身是自由放任政策的典范。但是,D.F.Noble揭示出,所谓美国制造体系的崛起,从根本上说,恰恰就是美国政府有意介入市场的结果[6]。

   [⑦]在那些强调中国改革成功的初始条件的学者看来,恰恰是这些因素,发挥了比改革开放策略更重要的作用,比如森[7]。

   [⑧]罗尔斯将这种证明方法称之“反思的平衡”,关于它的讨论,可参见李风华的叙述[9]。

   [⑨]比如钱颖一、周业安的《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刘汉屏与刘锡田的《地方政府竞争:分权、公共物品与制度创新》(《改革》2003年第6期)、谢晓波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制度转型》(《财经论丛》,2004年第2期)等等,不一而足。

   参考文献

   [1] [美] B·盖伊·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吴爱明, 夏宏图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2] [美] 鲍莫尔. 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M](郭家麟,郑孝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 Richard Abel Musgrave, Public financ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collected papers of Richard A. Musgrave[M]. Sussex : Harvester Press, 1986.

   [4] Elster, Jon, The Cement of Society: A Study of Social Orde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5] 董正华. 小农制与东亚现代化模式──对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转型时期农业制度的考察[J]. 北京大学学报. 1994, (3): 66-78.

   [6] David F. Noble, Forces of Produc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4.

   [7] [印]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 于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8] [美]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9] 李风华. 政治共识是如何可能的:罗尔斯方法论述评[J]. 哲学门, 2004, (5):39-58.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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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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