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瑜 杜晓勤:从阿史那忠墓志考骆宾王从军西域史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6 次 更新时间:2015-07-03 1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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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瑜   杜晓勤 (进入专栏)  

  

   骆宾王是初唐著名边塞诗人,但是学界对其从军西域活动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分歧,至今聚讼不休。唐人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及两《唐书》骆宾王传对骆宾王从军西域事只字未提,清人陈熙晋在为骆宾王诗文作笺注时首揭此事,谓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入寇,罢安西四镇,以薛仁贵为逻娑大总管。骆宾王在奉礼郎和东台详正学士任上,适以事见谪,从军西域。会仁贵兵败大非川,宾王久戍未归,作《荡子从军赋》以见意①。此说一出,影响甚大,直至本世纪初,研治骆宾王生平和初唐文史的学者尚多沿袭②。但是此说与两《唐书》相关史传及骆宾王诗文存在矛盾,因而为一些学者所质疑。如王增斌就完全否定了陈熙晋此说,其论据有三:一是时间上不合,薛军出发是在初夏,骆诗显示战事之发生是在秋季;二是地域上不合,咸亨元年的唐蕃战争发生在大非川、乌海一带,而骆西行边陲诗中所及地名与之全然无涉;三是战事持续时间有别。薛军之征只有三到四月,而宾王在边地时间非短,绝不止三个月。所以王增斌认为,骆宾王集中诸多西域边塞诗并不是咸亨元年随薛仁贵出征时的创作③。如果用骆宾王边塞诗核之咸亨元年四月薛仁贵西征吐蕃事,王增斌文中二、三两点质疑不无道理,但是王增斌提出骆宾王显庆四年(659)、调露元年(679)先后两次随裴行俭从军西域的新说,与骆宾王集中诸多边塞诗作、生平交游都有抵牾之处。

   首先,《新唐书》卷三《高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纪十八》述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以送波斯王子泥洹师为名讨西突厥事,均谓于调露元年六月出征。而裴行俭离京时,骆宾王尚幽絷在狱,根本不可能随军西征。学界大多认为,骆宾王于仪凤三年(678)秋后因在侍御史任上“频贡章疏讽谏”④,得罪武后,被诬下狱。据新旧《唐书·高宗纪》,知高宗仪凤四年六月辛亥(初三日),于东都颁诏大赦,并改元调露元年。按理说,骆宾王应该在六月大赦出狱,但不知是当时从皇帝下诏大赦到具体执行需要一段时间,还是有人从中作梗,总之骆宾王一直到秋后还在狱中。《在狱咏蝉并序》和《萤火赋并序》皆为骆宾王调露元年秋在狱中所作⑤。骆宾王《宪台出絷寒夜有怀》一诗,有学者系之于仪凤三年冬骆宾王刚下狱时所作⑥,但我们认为,此诗当如骆祥发《骆宾王简谱》⑦所云,为调露元年冬骆宾王刚出狱时作⑧。据此诗意可知,到“殷忧岁序阑”的调露元年冬,骆宾王方得出狱。而《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云:“(调露元年)九月壬午,吏部侍郎裴行俭讨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匍以归。”可见,自调露元年六月裴行俭奉诏离京征讨西突厥,至同年九月班师回朝这一段时间,骆宾王一直都在狱中,完全没有可能参加此次军事行动。

   其次,王增斌所说骆宾王除调露元年随裴行俭西征突厥外,还在显庆四年罢去奉礼郎之官,随裴行俭赴西州长史任而出塞西域的推断同样也难以成立。骆宾王从军西域时,李峤曾作《送骆奉礼从军》诗。学界大都认为,李峤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或二十年⑨。如果骆宾王确于显庆四年从军西域的话,那么李峤为其饯行⑩并作诗相赠时只有十四五岁(11),不太符合情理。另外,王增斌认为骆宾王集中《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均作于显庆四年随裴行俭从军西州时。细绎《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诗意,我们发现此两诗中所述节令、路线和军中情绪,与王增斌所说骆宾王调露元年所作《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诗并无二致,王增斌将它们别为两次入塞之作,理据不足。而且《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一诗也不可能作于显庆四年。因为据《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唐高宗龙朔二年(662)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郎中为大夫。所以“辛常伯”之称谓不应出现在龙朔二年二月前。王增斌谓《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都作于显庆四年随裴行俭赴西州长史任时,与骆宾王当时交游情况、朝廷职官制度都扞格难通。

   可见,无论是清人陈熙晋还是今人王增斌,都没有完全解决骆宾王从军西域问题,其中症结就在于两《唐书》等传统文献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史料支撑。我们在深入研读传世文献之外,又全面检核相关出土文献和石刻资料,发现立于昭陵的《阿史那忠碑》(12)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13),不仅记录了史书失载的咸亨元年阿史那忠安抚西域的军事行动,还为考清骆宾王从军西域史实提供了新的线索。

  

   对于咸亨元年阿史那忠安抚西域的军事行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失载。但是,《阿史那忠碑》(下文简称《阿碑》)和《阿史那忠墓志》(下文简称《阿志》)则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的历史信息。《阿志》云:“而有弓月扇动,吐蕃侵逼。延寿莫制,会宗告窘。以公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公问望著于遐迩,信义行乎夷狄。饷士丹丘之上,饮马瑶池之滨。夸父惊其已远,章亥推其不逮。”(14)《阿碑》云:“寻又奉诏□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乘□则发,在变以能通,扙义斯举,有征而无战,威信并行,羌夷是□,洎乎振旅,频加劳问。”(15)据郭平梁、陈谦等学者研究,这两段文字记载的都是咸亨元年唐朝派兵西讨吐蕃事(16)。郭平梁认为,唐朝似乎有一个惯例,每次出征要派两支军队,一支“讨伐”,一支“安抚”。当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取龟兹拨换城,被迫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时,唐朝为了平定这一变乱,除了派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外,还派阿史那忠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与薛仁贵军主要是到青海出讨吐蕃不同,阿史那忠所统帅的军队则远征西北边陲,对西域地区受吐蕃贵族挟制的那些部落和地区做“一些解释和招纳工作”(17)。骆宾王在咸亨元年参加的就是阿史那忠的军队,其集中诸多从军西域之作与阿史那忠的这次军事行动合若符契。

   首先,阿史那忠军出师时间与骆宾王诗中所写相同。

史籍明确记载薛仁贵军是在咸亨元年四月离京西征的,阿史那忠军当与此同时出发(18)。陈熙晋、王增斌都曾根据骆宾王《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诗推定骆宾王此次从军是在秋季,所以王增斌认为陈熙晋所持骆宾王咸亨元年随薛仁贵出讨吐蕃说时间不合。其实,陈、王二人和现当代很多学者不仅错解了此诗,也忽视了骆宾王《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和李峤《送骆奉礼从军》诗中所透露出来的时令信息。骆宾王《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诗末云:“上苑梅花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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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献》(京)200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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