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原因与出路

——兼评《21世纪资本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55 次 更新时间:2015-07-03 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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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不是“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但也不是“趋同论”
  最近我们的书界盛传:有一本风靡世界的《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我认真拜读了皮凯蒂的这本书。它提的基本上是西方左派的老话题,当然老话题也可以讲得很精彩,但他并没有自比马克思。“论21世纪的资本”在我们这里被翻译成“21世纪资本论”,倒是很抓眼球的。不过,现在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吗?马克思当年抨击的那种资本主义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从中国到美国全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是列宁搞的计划经济或者马克思朦胧想象的那些东西。“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既有国有也有私有,既讲社会平等也讲利益竞争”现在是几乎所有国家的现实。
  但是我并不想在这里宣传“趋同论”。虽然都“既有-也有”,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的体制是一样的,政治体制不一样就不必说了,经济体制其实也有本质的区别。所谓本质区别,就是不能仅仅从数量比例看。“既有”、“也有”的两种东西比例大小是个问题,但并非主要的,也未必能成为区分的标志。中国国有经济雇员比例比美国高,但不如奥地利,然而中国与美、奥的区别显然比美奥间的区别大得太多。另一个例子是“福利”,据说瑞典是高福利国家,美国则是低福利的。但中国的福利就不是高低的问题,我曾指出它是一种“负福利”。
  需要强调,我这里讲的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体制的区别。两者不是一回事。在1970~1980年代,中国和苏联曾经是国家利益上的头号死敌,毛泽东不仅主张联美制苏,甚至还埋怨西方反苏不尽力,对苏搞“绥靖”。但这并不等于毛时代中国跟美国的体制接近、跟苏联相差很远——我们都知道其实恰恰相反,那时的毛泽东非常崇信苏联的体制,甚至见不得苏联人自己“修正”它。所以,今天我希望中国崛起,但并不希望“中国模式崛起”,并主张改变、至少“修正”这个模式,也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就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矛盾而言,尽管最近的一些事件使人担心走向“新冷战”,但至少“旧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大国间关系是明显缓和的。然而大国的体制是否“趋同”则是另一回事。照我看,至少中国与其他大国做对比,1980年代的体制的确有趋同之势,但自1990年起,虽然趋同的成分仍存在,总体上体制的区别是在拉开,而不是趋同的,甚至1992年中国明确宣布要转向市场经济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有人问了:既然你说现在世界上已没有纯社会主义,也没有纯资本主义,大家都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又说实际上体制的区别还是在拉开,这不矛盾吗?为什么会拉开呢?

  
  两种相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谈“A类型”
  原因就在于: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解,有一种理解,我姑且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吧,在这种理解中,“社会主义”意味着老百姓必须对政府进行更大程度的公共服务问责,你要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福利和保障,这不是你的“恩情”,而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供养你就是让你给我们干这个;干了是你该的,我们无须感恩(像瑞典那样“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承担责任,也不见百姓对统治者感恩戴德)。不干我们就要问责,就要换马(所以瑞典自由党理论上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上了台还是得搞福利,因为老百姓不给你卸责,你就必须搞)。我们讲政府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人民为政府服务,这种“社会主义A”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它的政府并不整天这么标榜——用得着吗?公仆服务不好,主人就把你解雇了。你不但得服务,而且只要主人要求,你还得“服务最大化”(高福利)。
  但是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在这种A类型中,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长不找市场找”(注意:不是“不找市长找市场”,是限制“市长”找百姓弄权,不是限制百姓找“市长”问责)。你政府的权力要受到限制,不能有无限政府,你的权力不仅是我们授予的,而且必须有明确的边界。边界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包括契约的自由、市场行为的自由。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公民加大对政府的问责,而“市场经济”意味着公民对政府权力严格的限制,权力无限的政府就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
  有人说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是“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只搞分配,不搞生产,其实倒也未必。不管是最早开始掌权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还是英国工党,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中这种模式曾经的典型代表印度,其实本来都是想搞“生产社会主义”的。但不是他们不想搞,而是后来发现很难,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搞生产型国有制,的确相当难,难就难在民主条件下搞“红色血汗工厂”不太可能。东欧也有这个问题,东德刚刚建立没几年就发生了1953年的6?17工潮,就是工人运动,提出的主张就是“反对红色血汗工厂”,既然搞社会主义,怎么能允许血汗工厂比资本家都搞得厉害?资本家都不能让我们干那么多,挣那么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我们有权比资本主义工人干的时间要短,工资要高,福利要多。你现在相反,居然要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先生产,后生活”“小车不倒只管推”?资本家都不敢这么要求我们,是不是?
  经济学家通常讲国有企业是“预算软约束”,其实在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最典型的。在专制条件下这个问题倒不一定很突出,因为专制条件下官僚唯上是从,完全可以对劳动者进行“硬约束”,把国有经济搞成“红色血汗工厂”,要劳动者干得更多,挣得更少。例如列宁就对泰罗制很着迷,他认为苏维埃经济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可以强制普及泰罗制。布哈林更是赤裸裸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对付资本家,也包含“对工人阶级自身的超经济强制”!他列举的强制方式包括:禁止罢工、“劳动军”制度、强制无偿劳动、变劳动权利为劳动义务、取消“劳动自由”(“劳动自由与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不相容”)等。
  但“社会主义A”这么干就不行。瑞典社会民主党掌权以后,是国有化了一批企业,之后发现经营很困难,民主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往往工会就很强大,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者也不可能像我们国企干部那样——上面的指令完成得好就可以升官。民主国家政府官员,政务官靠选举,事务官靠“科举”(专业考核)。没有“厂长受上面赏识就可以提部长”这种升迁渠道。既没有升迁激励,又没有资本积累激励,所以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是非常难解决的。东欧国家剧变初期之所以急于处理国有企业,主要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而是因为民主化以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变得更厉害。讲得简单点,既然民主化了,厂长就不能只讨好上面,而要讨好工人,工厂又不是他厂长的,工人和管理者大家一起吃国家,国家受得了吗?包括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企业,后来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从生产社会主义角度讲,有一个时期很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搞得很大。比如英国工党,有人说它比瑞典社会民主党“右”,其实那是在政治上英国人更加温和,“告别革命”比瑞典人更彻底,但在经济上要讲国有化,工党却比瑞典人更热衷。当然有些国家的社会党,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比英国工党还积极,经济国有化一度比英国的比重还要大。但是后来到1970年代,就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很难办。还有一个典型就是印度,印度所谓的马哈拉纳比斯社会主义,就是“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不是学瑞典)”。印度国有企业办得怎么样?记得改革初期1980年左右,我国体改部门有个代表团访问印度,回来后做了个报告,我印象深的一点是说印度的国有企业办得不如我们,但是印度的私营企业办得比我们好。请注意,1980年的时候中国没有私营企业,所谓不如我们和比我们好,都是与我们的国有企业比。简单地说就是印度民营企业的状况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好,但是印度国有企业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差。政治民主化延伸到企业内部,变成企业民主化、“工会治厂”,资本积累激励和政治升迁激励都没有了以后,搞国有企业的确是难度很大。结果印度到了1990年代,拉吉夫?甘地时,也向市场经济转轨了——比中国晚了十多年。总之,要么是专制国家的国有企业我不说好不好吧,至少还可以正常经营,要么是民主国家的民营经济经营得也不错。
  这样,“社会主义A”的国营企业经营困难,逐渐就主要转向“社会主义分配”了。有人说这是社会党“变质”了,被资本家收买了。其实民主体制下的存量国有化一般也是赎买而非没收,增量国有化就和资本家的偏好更难相关。国家是把资本家的企业赎买下来由政府自己经营,还是搞累进的高税收、让资本家主要是给国民而没法给自己挣钱?资本家对哪个的抵触更强烈?这根本是不一定的。道理很简单:赎买也好,征税也好,两者都有条件是否优惠的问题。对资本家来说,企业要是可以卖个大价钱,这钱还是我的嘛,我怎么一定会更愿意交那么高的税让你把我赚的钱几乎全拿走?所以瑞典左派放弃大办国企而转向“分配社会主义”,与资本家的偏好无关,而是绝大多数选民(主要当然是劳动者)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可行性的缘故。这个体制发展到现在,已经在发达国家中成为普遍的形态,即使在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几乎是不办国企的,连军事工业都是私营的,但就再分配而言,国家财富中公共财政所占比重也是相当大的,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下那公共财政就是“公有”而不是官有、皇有的,是用于“社会”、取向于社会平等的,不可能用于皇家或官家,那还不是“社会主义”?古代专制皇帝的“盐铁官营”倒是管生产的,难道那才是社会主义?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当然有人说不能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叫“社会市场经济”,我觉得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讲得简单点就是国家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都存在,个人意志个人利益和公共意志公共利益都对经济行为有重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民众对政府的问责能力很强,而政府的权力被民众限制得也很严;前者体现“社会主义”,后者体现“市场经济”。


  再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以及A与B两种类型的全球互动:积重难返的畸形互补
  但是,还有另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姑且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吧[1],那虽然也有两种调节,但是两种调节的逻辑都恰恰与A相反:在这种体制下,“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老百姓不能限制它。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可以推卸责任,老百姓不能对其进行公共服务问责。前者使自由市场无法存在(或者没有市场,或者只有垄断和特权充斥的“市场”);后者使福利国家无法存在——给你一点福利你必须感恩戴德,不给你也不准要求。老百姓被告知“不找市长找市场”,“市长”却可以随意找老百姓横征暴敛。总之,无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经济”,在这种B类型中都意味着人民要“为政府服务”——尽管它经常标榜的是相反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上节论述的类型A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责任越来越大,而权力越来越小。相反在本节讲的类型B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而责任越来越小。
  这样一来,这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和B的差别,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换言之,不是“趋同”,而是“趋异”了。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混合经济”,但是这个混合经济有两种不同类型,用我的话说:有些国家政府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甚至“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是只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承担。而另一些国家,政府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力,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民众却要它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责任”——所谓福利国家的分配,追求社会平等到这种程度,以致如果按照以前的某种教条,似乎不太像是“社会主义”,但却更像是“共产主义”:福利国家这种分配形式是“按需分配”的,不是“按劳分配”,福利保障不是奖励劳动模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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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季子 2015-07-28 13:05:07

  张弓的说法太有市场了 我还得再多说点 只能简单说 我们当然会了解秦辉先生高福利的说法,因为提倡高人权 请问诸君 有谁有更好的办法,低人权的背景完全是法制失败 道德衰微 政府操控的结果 不可能依靠这些的,通过经济手段 福利措施 是最好的策略。

季子 2015-07-27 16:37:00

  对张弓说法的辩驳二 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认为的西方经济学里的那种单纯市场经济,所以张五常的什么市场最民主 最有效率什么的 纯粹是外来的和尚念歪经,你知道张五常什么时候最有名吗 是产权改革深化 国企化公为私的时候,借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名头 行盗窃之实。03年的时候 了;郎咸平回国 掀起经济改革大讨论时候 张当时的主张明确的反映了他对中国政治情形几乎不了解, 只不过是因为他是科斯的学生 所以有些刷子,但具体主张无法认同的。如果说张的主张我认同 那么我只能先申明说 杨小凯的话 中国经济问题都首先是政治问题

季子 2015-07-27 16:13:38

  对张弓的说法的辩驳一 中国劳工的低人权 实质是低效率的说法无法苟同,我们国家首先绝不是西方国家那样经典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 不是劳工愿意低效率 而是开放之后国外企业的引进发展,我们国家处于产业链最低端 劳动力成本低造成的价格比较优势,然而这种比较优势相对的张力确是问题极大的,什么意思呢,具体表现我们当然知道劳工从事的生产是低效率 利润极低 但问题是什么呢 是即使赚的工资不高 也不该如此低 这里面附加的诸多成本早已排除掉工人应享有的利益,而且你也该非常清楚 拖欠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而并没有任何保障他们权益的部门,到最后 温家宝亲自出马替工人讨薪 所以低效率的实质 是什么 是低人权

易水56 2015-07-27 14:45:54

  秦老师的文章我喜欢读,是因为易懂。经过拨乱反正搞“改革开放”的今天,已经把农业的集体经济改成“承包制”而且这种承包权正向着高生产力转移,无疑农业政策很成功,乡镇政权比较薄弱也是农业政策宽松便于生产力大幅提高的条件。计划经济基本被抛弃,允许私人工商业发展(包括外国私人资本)才有了GDP的高增长,民营企业承担着政府60%以上的税收,解决80%以上的就业。发展之快归功于高积累,归功于没有自由工会闹事,就是归功于劳苦大众没有民主和自由,任人剥削。所以也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如一切向钱看,无事不求人的民风堕落,官话连篇的彻底腐败的官员、国企老板阶层。砖家门还在讨论什么样的宪政好,太没必要。先完善法律,建设党内民主,落实“违宪追责”把权利关进笼子里再说吧

易水56 2015-07-27 14:45:33

  秦老师的文章我喜欢读,是因为易懂。经过拨乱反正搞“改革开放”的今天,已经把农业的集体经济改成“承包制”而且这种承包权正向着高生产力转移,无疑农业政策很成功,乡镇政权比较薄弱也是农业政策宽松便于生产力大幅提高的条件。计划经济基本被抛弃,允许私人工商业发展(包括外国私人资本)才有了GDP的高增长,民营企业承担着政府60%以上的税收,解决80%以上的就业。发展之快归功于高积累,归功于没有自由工会闹事,就是归功于劳苦大众没有民主和自由,任人剥削。所以也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如一切向钱看,无事不求人的民风堕落,官话连篇的彻底腐败的官员、国企老板阶层。砖家门还在讨论什么样的宪政好,太没必要。先完善法律,建设党内民主,落实“违宪追责”把权利关进笼子里再说吧

联邦长运 2015-07-09 12:56:44

  掌握好核心技术,就不会是巴西拉丁美洲,所以教育与市场自由竞争很重要,再说中国人很勤奋,也不像拉丁美洲那么好休闲!

联邦长运 2015-07-08 15:46:29

  现代社会政府的权力越小越好,政府的主要责任是管好自然环境,防止污染,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照顾好公民,维持自由文明良好的秩序,建立公平的自由竞争体系,和良好的投资体系,无疑必须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社会。

zxccx 2015-07-06 16:44:24

  秦教授的思想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张教授的思想全无主流观,这也是他获不了诺奖的原因,导致他的后生晚辈不喜欢他,为什么?过时了。知道吗?秦教授是在完成前人未走完而该走的路,自由主义,胡适先生走不完,是因为思想与时代的局限!“哈耶克只告诉我们如何避免奴役之路,但他没告诉我们通往自由之路。”

zxccx 2015-07-06 16:35:17

  全世界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中偏左的;我们知道虽然看不见的手总是公平的调节市场,但是也会有调节不了的时候,人们的欲望是无竭尽的,这种欲望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祸手!这时我们就需要政府出来进行干涩,要政府做事就得给足够大的权力,权力过小办不了事,权力过大就会专制,所以人们要问责政府就是防止他乱用权力,在民权与政权之间我们就通过宪政保障两种权力的平衡与制约。

zxccx 2015-07-06 16:22:10

  随机自动化革命的进一步来临,刺贷危机让发达国家警醒实业重整的必要性,产业回国已经不可避免。高密集型产业已经可以由机器人完全代替,可以不需要大批低素质的劳工,传统国际分工局面将被打破。实际上,给了我们四十年,我们只要马儿跑,只给马儿吃点点草,马儿现在快跑不动了。

zxccx 2015-07-06 16:15:25

  低人权,是同过降低成本的方式获得的效率,总体经济上来说是高效,按市场交易原则来说是过得去的;但是这种高效是建立在现有的产业下产生的,如果出现技术革命产业升级,则是低效率。张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提出多少建议!如何提高这种效率,秦说得很对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实际上,就是提高他们的低位,让马儿多吃草长健壮点。

东帝丁西杀特 2015-07-06 16:00:35

  假如按新左的解释,这种“全球化治理逻辑”就是“资本全球化的逻辑”。全球化既然是在政治不平等与经济不一致的环境里发生的,那么,出路便是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了。原来您接受全球化是出于经济目的,现在又可以出于政治目的反对之,这不是奇谈怪论吗?

东帝丁西杀特 2015-07-06 15:43:24

  “低人权优势”在您的解读下,确实存在一个悖论,似乎与之对应的是“高人权劣势”,而且这种双劣还只有在“全球化治理逻辑”才能纠正。这样实际上宣判了AB两种社会主义的死刑。

东帝丁西杀特 2015-07-06 15:28:38

  如上所述。所以在您的文章中“西方左派”似乎成了以政治去绑架市场的观点持有者,这不免令人困惑。您就面对双重的矛盾:除非自由市场是可能的(虽然不存在完全市场及理性有限),否则政治自由是无用的。

东帝丁西杀特 2015-07-06 15:22:53

  如果要素价格扭曲有政治因素存在的话,那么只要尽量去掉它。并不是通过政治分配去解决或弥补市场的错误,而是帮市场做其无法解决的问题。实际上秦先生的观点是政治与市场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但前面部分说得很绕。

东帝丁西杀特 2015-07-06 15:04:19

  “劳动力市场的高自由度”与生产工场的强制与超限不矛盾。

东帝丁西杀特 2015-07-06 14:59:23

  回过来看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或市场的矛盾仅仅归结为“劳动与资本的二元对立关系”是过于简单化的,将全部要素价格归结为劳动与资本二者,其结论导致为解决市场矛盾而取消市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为单一所有制从私有到公有是解决要素价格扭曲的必然手段。

张弓 2015-07-06 14:57:52

  “低人权优势”不是切中要点的解读!“低人权优势”的本质其实是劳动力市场的高自由度,使得劳动力发挥了最高的效率,实现了最小的“租值耗散”。

东帝丁西杀特 2015-07-06 14:50:44

  除了资本与劳务价格之外,其他的要素价格也是扭曲的。因此,需要通过正常的市场化手段来加以调整。否则,您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政治可以校正市场。

东帝丁西杀特 2015-07-06 14:33:58

  "即便没有福利国家和强大工会这类'社会主义'因素,仅凭市场均衡条件,我国劳动者也应该有更大的利益博弈空间和要价的能力",如果此点不虚,那么秦教授与张教授的观点差别并不是楼下所说的那样大。

zxccx 2015-07-06 03:24:29

  正义与效率,都是我们要的,但现实是,当权者都不喜欢他们;秦的正义得罪当权者导致很多优秀文章不能发表影响力有局限性,张的效率得罪当权者虽身在大陆但却寥寥无声。当权者要的权力稳固与利益持续,这都不是他们能给的。还有大家不忘记了,秦教授是专业是历史,看看他的历史方面的文章书籍,更精彩。秦教授,主流世界中偏左的一派。张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的纯粹经济学家,像他这样经济学人很少了,实际上他思想是很深邃的,他与杨小凯一样,都是诺奖不二人选!

zxccx 2015-07-06 03:10:47

  秦教授不一位专业的经济学家,张教授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秦的文章书籍我看过很多,我也发现很多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就如同他自己说他更多的是站在罗尔斯这边,道义使然!张的经济学,大多是从理性角度出发,他是效率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他们思想中经济就是效率,效率就是经济,经济发达程度取决于效率的高低,很理性!风格不一样,但是你不说张的思想不如秦。可以肯定秦的经济学素养不及张,张的经济学能力,连杨小凯都敬佩不已!

dada 2015-07-05 20:46:06

  社会主义 阵营 实行的是 国家资源的 公有制,国家权力的 私有制,
   —— 权力的私有只会加深腐败
  资本主义 阵营 实行的是 国家权力的 公有制,国家资源的 私有制,
   —— 过度的硬福利 ,, 只会加深懒散

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2015-07-04 08:12:49

  张五常的思想深度远不及秦晖

张弓 2015-07-03 16:22:35

  中国的成功,是市场经济的成功!拉美由富变穷,不是什么全球化,而是受社会主义思潮的毒害(国有化、垄断化、福利化、劳工高权利化)

张弓 2015-07-03 16:20:26

  张五常有一句爱说的话:市场最民主最效率最公平!只有是自觉自愿的市场行为,未必像粗看上去的那么可怕。

张弓 2015-07-03 16:19:01

  中国劳工看上去的“低人权”,本质上是低效率的体现,而不是因为什么红色血汗压迫。呼吁高人权是对的,但是呼吁学习西方的工会高福利?道德上很安全,作为影响力广的公知,最好慎重一点!当心好心办坏事,好比以前那些呼吁解放无产阶级的公知那样犯错。

张弓 2015-07-03 16:14:48

  秦教授不是学经济的,很多经济问题不免偏颇。在这个劳工、工会这个话题上,张五常教授的解读令人信服。秦教授还是免不了外行说内行话,虽然看上去忧国忧民,但也会误导别人。

张弓 2015-07-03 16:13:02

  5、个人非常尊敬秦教授,也喜欢看他的文章,但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是对的,特别是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的解读,存在严重问题,是不可取的。

张弓 2015-07-03 16:10:56

  4、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低人权优势”也形成了“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之势,这套理论有严重缺陷,也能欺骗人。中国的血汗工厂没有像秦教授这样担心的那样广泛存在,外人看来的血汗工厂,其实也没有什么压迫剥削,低水平的劳动力拿低廉的工资,双方自愿,多赢,是市场的结果,秦教授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误导大家了。

张弓 2015-07-03 16:06:10

  3、中国的资本主义缺少自由吗?如果产业限制减少、垄断程度减少、私权保障增加,怎么叫做不自由?限制言论、限制集会确实是不自由,但个人认为那些不自由没有经济自由重要。

张弓 2015-07-03 16:06:03

  3、中国的资本主义缺少自由吗?如果产业限制减少、垄断程度减少、私权保障增加,怎么叫做不自由?限制言论、限制集会确实是不自由,但个人认为那些不自由没有经济自由重要。

张弓 2015-07-03 16:04:05

  2、拉美由富变穷,不是什么全球化,这两个东西作为因果,是说不通的。有说法是“社会主义思潮”害了拉美,其实就是劳工运动太强大、市场经济不自由、国有垄断官家控制干扰了经济活力、民粹福利影响了经济效率。

张弓 2015-07-03 16:01:16

  1、工会劳动该有多大的权利?恐怕不是越多越好。劳工组织运动频繁势力强大就是好吗?那是一种折腾和耗散,是多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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