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霞:成年监护制度的现代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9 次 更新时间:2015-07-02 00:51:13

进入专题: 人权监护   部分监护   意定监护   监护监督  

李霞  

   [摘 要]:从世界范围看,成年监护制度目前清晰地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从医疗监护模式转向人权监护模式,从全面监护转向部分监护,制度利用者扩大化,保护与支援措施多元化,意定监护为主法定监护为辅。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立法尚滞后于现代世界主流成年监护制度发展趋势,作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宣言》的签署国,我国应结合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实际,顺应当前国际趋势,确立人权监护模式的成年监护制度,以尊重自我决定、最小限制和能力推定为原则,并扩张制度的利用者范围,以意定监护契约为监护主要设定方式。在法定监护中确立有限监护的中心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新设监护、保佐与辅助三种措施。同时完善《老年法》第26条,建立起以吸收《精神卫生法》和相关行政规范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监护监督体系。

   [关键词]:人权监护;部分监护;意定监护;监护监督

  

   在人权保障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成年监护制度,从上世纪中期开始进行了改革完善。改革后的成年监护制度尽管在立法形态上多姿多彩,但却呈现出相对一致的立法趋势。我国成年监护制度在立法上明显有些陈旧,与此相关的法学研究不仅尚呈碎片化状态,而且在为何引进和借鉴国外最新立法成果上缺乏深入论证。本文拟在对国外最新立法趋势系统介绍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立法和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我国新制度体系的建构做出尝试,以期就教于同仁,并为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的更新提供参考意见。

  

   一、从医疗监护模式转向人权监护模式

   (一)旧的残疾医疗监护模式

   成年监护制度的前身,即两大法系传统的禁治产制度,其理念、制度、特征和目的都奉行着医疗监护的模式。其适用对象是精神障碍、智力障碍等脆弱成年人。鉴于残疾给人类带来的损害,成年监护制度一直秉承着残疾的医疗监护模式,该模式注重的是对身心障碍者的治疗和修复,精神障碍者和其他残疾者通常被封闭在精神病院或者疯人院中,作为医疗、康复和慈善的客体,被隔离于正常人的社会(区)之外。医疗监护的理论依据是“法律家父主义”,监护人是缺乏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意志的替代决定者。[1]受监护(本)人无人身、财产和治疗护理方面的决定权。医疗监护模式采取“他治式”保护措施,阻止了身心障碍者融入正常人的社会(社会参与)。他们被限制了甚至剥夺了决定自身事务的权利和机会,监护人成为被监护人实质上的行为约束者和管理者。[2]受监护者(本人)的人身与财产都受监护人的支配,这是旧的成年监护制度的本质属性。[3]

   在英国,医疗监护从20世纪下半叶就受到抨击,批评者认为其违反人权保障,因为监护过度剥夺了一个人的自主权,已沦为一种不必要且无保证的侵犯个人自由的工具。[4]此外,在监护程序的各个方面,都没有足够的程序措施来保护人权[5],造成个人的自主权和自由的实质性丧失。[6]在美国,医疗监护被批评为“通常,当老年人的财产被以‘监护’的幌子来控制时,就等于剥夺了尊严和选择”[7]。总之,对脆弱的成年人而言,监护制度借保护之名过度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因此,如何矫正保护过度,在自治与他治中寻求到平衡点,成为成年监护法改革的目的。

   (二)人权监护模式的逐渐确立

   20世纪中期以降,为应对如何对待身心障碍者的人权的问题,成年监护开始转向“权利模式”。[8]该模式重申并确认了脆弱的身心障碍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采取能动措施支援个人的自主和自立。身心障碍者不再仅仅是医疗和福利的对象,而是社会生活的平等参与者,他治为主的保护逐渐转为自治为主的支援或辅助,立法理念从法律父爱转向尊重自我决定权和正常化。[9]“自主决定权”是人格权的题中之义,是意思自治的体现。“正常化”系指身心障碍者的生存(活)境遇应该与正常人的相同,应与完全行为能力人(正常人)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可因残疾就被隔离于社会(社区)以外。

   今天,“正常化、自主决定权”已成为身心障碍者国际人权保障的准则。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奥地利、德国、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相继接受人权模式,并改革旧制度。人权模式指导下的改革普遍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能力推定”,指所有的成年人,皆推定为有能力决定自己的事务,除非有相反证据。[10]二是“最小限制”(详见下文第二部分),指监护仅于必要时设立,换言之,惟其他方式皆无力救济本人权益时,方可指定监护,且应在最低限制的范围内代理本人事务或替代本人决定,以期给予本人生活最大程度的自主权利。英国2004年专门成立了成年监护法律改革委员会,目标在于建立起一种在达成所需保护目标之同时,将法律的干预程度最小化的监护法体系。此外,日本、加拿大、韩国、台湾地区的法制中相继引进了最小限制原则。三是“最佳利益”,是指以被监护人本人的最大利益为中心,来考量何种选择和决定最有利于本人,以期最大程度地避免对本人的可能损害。从最佳利益的视角考察监护人如何执行监护职务,是否尊重了本人的意愿。该原则确定于2005年英国《意思能力法》第5条,[11]并在英格兰、威尔士、澳大利亚和苏格兰地区具有指导性作用。[12]除此之外,《德国民法典》第1901条第2款、第3款亦体现了最佳利益原则。

   (三)我国的隔离式概括监管模式

   我国现行成年监护制度,通常被称为成年精神病人监护,规定在《民法通则》第14-1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文简称《民通意见》)第10-23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下文简称《老年法》)、《精神卫生法》以及《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为题的意见》(下文简称“新规意见”)之中。上述成年监护规范体系显示:成年监护制度采用的模式,不同于上述国家,既非医疗监护也非人权监护,而是一种独特的隔离式概括监管模式。以无行为能力人监护为例,原则上本人被隔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其所实施的法律行为都是无效的,须由监护人代理为之,其自主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基本上被剥夺。制度的设计是以保护财产为中心,不重视本人人身自由和医疗保健等事务的保护。此外,本人对自己的事务基本上无自我决定权,而是全部由监护人替代决定,这种监护实行的是概括式监管模式。

   这种以《民法通则》个别规范构建而成的成年监护体系,是以剥夺自我决定权为特征的监护模式,为我国所独有。该模式既无优越于医疗监护模式之处,也没有超过人权监护模式。因而,在我国当前的民法典制定中,须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建立以平衡“自治”与“他治”为目标,涵盖“自我决定权”和“正常化”等理念的新型监护制度。令人欣可辨,如前者第26条设置了“老年监护”的规定,后者第30条对“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等的规定。这意味着我国成年监护制度已经开始承认和部分接受人权监护模式,我国独特的隔离式概括监管正在慢慢撩开窗幔,迎接人权监护的曙光。这两条规范堪称是回应世界主流立法模式的的里程碑,也是我国作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践行条约的必然结果。

  

   二、从全面监护转向部分监护

   (一)全面监护的谢幕

   全面监护,与部分(限制)监护相对应,是指本人的全部人身和财产事务(生活、财产和医疗护理等)的决定权交付于监护人,监护人有权替代本人决定其所有事务。全面监护原是针对无行为能力人的一种保护措施,是成年监护制度的中心,其弊端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过度保护本人的财产权益而忽视其人身权益。从全面监护的前身“禁治产监护”之称谓便知,该种监护就是禁止本人管理自己的财产,由监护人替代本人行使财产管理权。因而,全面监护实则是对财产的保护。“在进入监护程序后,监护机构的保护重心便是本人的财产,换言之,全面监护所保护者,实为本人的抚养人和继承人,进而维护交易秩序。”?[13]全面监护,意味着本人实施的所有行为无效,即便从事的是日常生活交易,如购买生活必需品等,都受到限制。这种一切法律行为归于无效的制度,不但剥夺了本人行动的自由,而且危及到本人的生存权。对此,有论者批判到:“表面上似乎为保护本人而设,实际上是以保护交易的安全与家产之维护为其主要目的。”[14]?

   其次,全面监护非但漠视人身权益,还成为限制或剥夺本人自由的帮凶。它过度干预本人的人身事务,导致了对本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和克减,监护制度被评价为虽然是保护无能力人的措施,但却过度剥夺了本人的自由,无能力人制度就是民法对本人的全部行为能力的褫夺。因此,在美国,全面监护被公认是“剥夺公民权利最彻底的民事惩罚制度,被监护人的法律地位与死人相差无几”[15]

   20世纪中叶以降,在确立了禁治产人制度的国家(地区),全面监护被相继废除。例如,1968年法国第68-5号法律,德国1992年的《成年照管法》,日本2000年4月的《成年人监护法》,奥地利1984年7月的《成年障碍者事务管理法》,瑞典1989年的《成年监护法》,我国台湾地区2008年5月修正的“民法”第15条等,均废止全面监护。

   (二)部分监护逐渐移据中心

   部分监护,也称有限监护,是指仅在本人实际需要的限度内设立的保护或援助措施。换言之,监护人仅在对本人造成最小限制的范围内执行监护职务。部分监护是人权模式的实践结果,是遵循“最小限制”原则构建而成的。部分监护的特点是,监护作为一种法律干预措施,应在必要时适用。[16]它意味着对个人自治权的干预应在最低限度,法律家长的“强制爱”被限制到最小的空间,监护人的权限不再是无限的。

   最少限制原则,也称最小限度干预原则、必要性原则、禁止过度侵害原则。是指“对于当事人自由的干预应尽可能最少”[17]。该原则要求,在立法上,限制权利的手段和目的之间要有适当之比例,不应过分。表现在监护措施上,应先尝试以最少干预之各种方式辅助能力不足者自我决定,惟有在穷尽前述方式而仍无效果时,方可适用监护。

应用“最少限制替代”原则的先例是英国1966年的Lakev.Cameron案。[18]该案法官在判决中认为,因为威胁到病人自身而剥夺其自由不应超过其保护需要。法院通过限制监护的范围,确保本人享有相当的决定权,从而最大程度地控制自己的生活。该意见在2005年作为英国《意思能力法》第6条被正式规定。[19]在美国,成年监护制度的主要趋势是采“最少限制(leastre strictive)原则”和“有限监护原则”。该原则始于1960年联邦最高法院于Sheltonv.Tucker一案中提出“最低程度干涉自由原则”(the Least Restrictive Alternative Doctrine)[20]。部分监护于1976年被加拿大艾伯塔省《非独立成人法》第11条始确立。[21]之后逐步被全国接受。另外,2000年苏格兰《关于成人丧失能力法》第2条、第3条和第6条同样确定了最少干预原则。在随后的其他国家,如德国,亦确立了必要性原则,仅得就有必要照管的职责范围选任照管人(《德国民法典》第1896条第2款)。在日本、法国等国,新制度都强调以部分监护为中心。如《日本民法典》第9条,第13条,第17条。即使在有些保留了全面监护的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立法例中也都以“但书”规定,保留了本人的日常生活自主权,并强调该权利不得被撤销,以确保本人可以融入正常人的社会生活中。如《德国民法典》第1903条第2-3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修正)第15条第2款、2013年《韩国民法典》修订案第12条第1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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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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