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奥斯维辛背后不可见的存在论剩余 ——阿甘本《奥斯维辛的剩余》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1 次 更新时间:2015-07-01 20:07:39

进入专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   阿甘本   《奥斯维辛的剩余》  

张一兵 (进入专栏)  

   在当今欧洲左翼学术界最热闹的后马克思思潮之中,意大利的阿甘本 以其独特的激进政治哲学观念当红于当下西方左翼学术圈派。阿甘本的激进政治批判背后,始终有他对哲学基础性的独立思考。为了进入阿甘本这种十分难解的生命政治哲学构境,我们可以先从一个看起来接近感性的深奥故事开始,即阿甘本哲学天目中的奥斯维辛。 十多年以前,我在写作《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一书时,曾经为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的哲学思考所深深震撼。(张一兵,2001年,第324-340页)。奥斯维辛,是现代人类生存中永远无法摆脱的存在之痛。阿多诺那句“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nach Auschwitz)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Müll)”一语,始终令一切言说者如哽在喉。(阿多诺,1993,第367页)。依我的看法,阿甘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正面回答阿多诺的人,他也是继阿多诺之后,真正可以透视奥斯维辛现象的政治哲学家。通过阅读可见的历史证言中隐匿的不在场之物,他极深刻地捕捉到了人类自己制造的“无罪的杀人者”和作为赤祼生命中极端状态下的“穆斯林”现象,从而透视出奥斯维辛背后那种不可正视的生命政治存在论剩余。并且,阿甘本宣称:今天的西方社会推崇的政治范式不再是城邦国家,而恰恰是看不见的集中营,现在,我们已经“从雅典走到了奥斯维辛”。( Agamben,2004年)。这个作为政治范式的集中营,是支配我们今天生活“公与私的无差别区域以及我们生活其中的政治空间的隐性母体”。 (Agamben, 2002.p.1)。这是令人震撼的断言。

   1、灰色地带中的无罪杀人者

   在1998年完成的《奥斯维辛的剩余:见证与档案》(Quel che resta di Auschwitz. Bollati Boringhieri) 一书中,阿甘本通过他独特的“聆听未被言说之事”的方式,很深地面对了奥斯维辛,由此发现了在作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奥斯维辛证词背后某种不可见的剩余。这个剩余,既是马克思的那个被资本家故意遮蔽起来的二次方的不可见(价值本身就是非直观的东西,而剩余价值则是这种不可见的平方),也是拉康意义上的不可见(无法正视)的存在论缺失之伤痛。阿甘本说,其实奥斯维辛从来就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有些人急于解释他们所看到一切,但他们手中却空无一物,比如历史学家会关注这一震惊世界的惨剧中所有的事件细节,可他们却无法真正得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些人则拒绝理解,并将其廉价地神秘化,从而远离真相,比如简单地重复阿多诺那句著名的“奥斯维辛之后不再写诗”,却拒绝真心实意地去思考历史教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困窘的情境?阿甘本认为,这是因为在奥斯维辛的历史性研究中,发生了一种更深层面上的“事实与真相的不一致,确证与理解的不一致。”(Agamben, 2002.p.14)。这也就是说,你在奥斯维辛所直接看到的,并不见得就是真相,你手中有关于奥斯维辛的历史事实,你却不能真正理解这一种无法直观的“未写出之物”。

   阿甘本的思考,是从一名已经不在世的死亡别动队(Sonderkommando) 成员策尔曼•雷文塔尔(Zelman Lewental)藏隐在奥斯维辛第三火葬场下的证言 开始的。雷文塔尔在写给我们这些后世生存者的遗言中写道,在奥斯维辛中发生的事情之真相,将是以后所有重新在历史研究视域中面对它的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因为在历史学的客观事实层面,“它无法被化约为构成它的真实元素”,它不仅仅是客观事实,这些事件“完整的真相更加悲惨,更令人恐惧……”。(Agamben, 2002.p.14)。并不等同于客观事实的真相,这正是阿甘本的关键性深入思考之处。阿甘本告诉我们,在雷文塔尔给后人留下的这一“证词的核心明显地包含了一道本质的裂痕;换言之,受害者承受着对某些事物的目睹,对这些事物的目睹恰恰无法被承受”。  阿甘本看到了那种无法承受的目睹,这种不能承受本身则是裂痕,这道裂痕即是有罪与无罪、可见的历史事实与不可见的真相、人性与非人性、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断裂。所以,阿甘本认为我们面对奥斯维辛,就不仅仅是传统历史学研究中的那种客观史实之呈现和考据,而是要能够“质询这道裂痕,或者,更确切地说,试图聆听这一裂痕”,即必须要“聆听某种不在场的事物”! (Agamben, 2002.p.15)。聆听缺席之在,体知到不在场,这是根本。阿甘本坚持认为,这可能使我们清除一切自奥斯维辛以来在伦理的名义下推进的几乎是所有的说教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阿甘本与多年以前的阿多诺是一致的。阿甘本说,“这也是聆听未被言说之事的一种方式——或许是唯一的方式”。 (Agamben, 2002.p.15)。这可能也是阿甘本所说的,奥斯维辛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是一个存在论范式的真正意境。

   阿甘本发现,许多奥斯维辛的幸存者(superstes)之所以坚持活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要“成为一位见证人”。他说,superstes的原意,指的是一个经历了某件事的人,他自始至终地经历了一个事件并因此能够承担对事件的见证。可是,阿甘本让我们注意奥斯维辛中发生的惨剧之真相却往往是令历史学家无法下手的悖反性存在事件,这也就是上述那个“死亡行动队”的存在,因为,身为奥斯维辛受害者的雷文塔尔同时也是纳粹的杀人工具,这筑就了一种受害者成为了行刑者而行刑者成为了受害者的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的极端形象即是死亡别动队(Sonderkommando)。党卫军(SS)把这群负责毒气室和火葬场管理的被流放者委婉地称作“别动队”。别动队的任务是把赤裸的囚犯带向毒气室的死亡,并在囚犯们中维持秩序;之后,他们不得不拖出那些因发绀而变得又红又绿的尸体,再用水清理,以确认尸体上不再藏有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他们从尸体嘴里拔下金牙;剪掉女人的头发,用氯化铵加以清洗;把尸体送进焚化炉,看着它们化为灰烬;最后,他们清空残留着骨灰的火化箱。(Agamben, 2002.p.25)。

   他们杀人,用纳粹的话语来说,即“干掉”那些不值得活着的生命(lebensunwerten Leben)。 依福柯对生命政治学中出现的种族主义的说明,这种杀人的根据不是政治而是生物学:这种生物学的逻辑是“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纯粹”。于是,“处死的命令,在生命权力的体系中,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接受:它不以战胜政治对手为目的,而是以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并以此消灭相联系的巩固人种或种族为目的。”福柯认为,德国纳粹正是从18世纪起建立起来的生命权力机制发展的顶端。(福柯,1999年,第240页)。关于福柯的这个“生命权力”,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还会具体分析。也是由于生命权力的普遍化,杀人的权力不仅被赋予了国家,而且被赋予了一系列的人(如冲锋队、党卫军等),在奥斯维辛,这种杀人权力的对象化实施(不是杀人权力本身)则交给了死亡行动队。

   可是,阿甘本要追问的问题是:这个死亡别动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杀人罪犯还是受害者?还是兼而有之?阿甘本说,这种生存状况的内在恐怖已把一种缄默强加到所有的证词上,即便今天,我们依旧很难凭空想象,被迫数个月去做这样的事情意味着什么。我们没有认真想过的是:被迫几个月去做违心的杀人“工作”这一事实对一个正常的人意味着什么?到底谁在杀人?我为了活下去却替别人杀害与我同类的生命存在是否是一种恶?通常的有罪和善恶标准对这一事件是否依然存有意义?如果有罪。那谁能审判这种“罪行”?全能的上帝能吗?

   阿甘本让我们看到,这些明明杀了人的别动队员会用一种常人无法接受的话语说:“你不能把我们当成怪物;我们和你一样,只是更加地不幸。”这里,令我想起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描述的那个被日本兵强迫去强奸自己孩子的父亲,那究竟是谁的罪恶?!这里发生的事情,对历史学家的史实考证意味着什么?在这个灰色存在中,你可以看见发生的一切,但你无法意会它的真相:雷文塔尔不是一个幸存者,但却是一个见证自己被迫杀人的见证人。也是这个灰色地带中,生成了“那个臭名昭彰的非责任地带”。别动队员并不是自己要杀人,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被迫杀人。他们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这成了一个无解的政治哲学悖结。因为在这里,“‘连接受害者与刽子手的链条’开始松动,这里,被压迫者反转成压迫者,刽子手倒成了受害者。一种灰色的、持续不断的炼金术,它让传统道德的所有金属,伴随着善与恶的边界,一齐达到了熔点”。(Agamben, 2002.p.22)。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阿甘本所说的正常的人们无法理解的那个断裂的完全昏暗中的第一个构境层。也是在这个灰暗的构境层级中,阿甘本又指认了一个听起来十分寻常的奥斯维辛发生的日常生活断片:

   米克洛斯•尼斯利(Miklos Nyszli),奥斯维辛“别动队”中的极少数最后幸存者之一。依他的讲述,自己曾在“工作”间歇参加过一场足球赛,比赛的双方分别为党卫军和别动队的代表。“其他的党卫军和别动队剩下的人都在比赛的现场;他们分边打赌,喝彩,为自己的球员加油,仿佛这场球赛不是在地狱的门口,而是在乡间的绿地上进行。”(莱维,转引自Agamben, 2002.p.26)。

   阿甘本提高声调说,这场比赛,这一在当时发生的“正常的时刻”,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正恐怖所在”。在阿甘本看来,今天我们或许以为,上一世纪发生的德国纳粹奥斯维辛的大屠杀和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杀都已经结束了,是一种不会再来的过去的悲惨事件。可是,实际上我们根本意识不到的真相是:“它至今仍然无处不在地重复发生着,与我们咫尺相距。那场比赛从来没有结束;它还继续着,似乎从未中断。这便是那个‘灰色地带’完美而永恒的密码,无时无处不在发生”。(Agamben, 2002.p.26)。阿甘本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根本没有破解这种比赛中“加油”声中的密码时,这种灰色地带就会随时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像今天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从电视上观看发生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屠杀事件,这一切似乎只是与我们无关的好莱坞故事。阿甘本认为,这就是幸存者的痛苦和耻辱,这同样是我们所有人类的耻辱,是那些不知道集中营的人的耻辱,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正是那场魔鬼幻境中比赛的观众,而那场比赛,正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体育场,每一次电视广播和日常生活的常态里,重复着自我。“如果到今天我们还不能正确地理解那场比赛,还没有真正地中断它,希望,便无从谈起。 (Agamben, 2002.p.27)。

   我不得不承认,阿甘本的这种政治哲学思考是令我们这些在日常平日里早已麻木的观看者心惊肉跳和汗颜的。

   2.“穆斯林”:无法见证的亚赤裸生命

   阿甘本已经说过,在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证词中总是“包含了一道裂痕”。他让我们质询和聆听这道看不见的裂痕。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这道裂痕最浅的那道是灰色的。可是,在灰色的背后,却是漆黑一团的无底深渊。深渊是海德格尔晚期使用的词语,它用以表达一种突然的话语间、思境间的断裂。阿甘本将这种深渊称之为证词中存在着某种类似于见证之不可能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考构境层。

我们能看到,在这里,阿甘本首先将目光投射到了奥斯维辛幸存者作家普里莫•莱维 身上。阿甘本注意到,莱维在自己痛苦的写作中,曾经为被保罗•策兰 的诗歌所吸引。策兰原名安切尔(Antschel),他开始以Ancel为笔名,后来又将其音节前后颠倒,以Celan(策兰)作为他本人的名字,这个名字在拉丁文里的意思是“隐藏或保密了什么”。他的诗以“晦涩”而著称。在一篇题为《论隐晦的书写》(On Obscure Writing)的短文中,莱维指认策兰诗歌的隐晦性会让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联想到了一种“前自杀”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张一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   阿甘本   《奥斯维辛的剩余》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0011.html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3年第11期

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