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剑: 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早衰早死

——谈谈当今中国科研高校中的管理弊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49 次 更新时间:2005-11-21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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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剑  

根据北京晨报提供的消息说,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在近5年之内,就早死了135名教授,这些科研高校中的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3岁多点,目前,中国科研高校中存在着知识分子的“过劳死”现象……

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早衰早死,是个老问题了,但是,笔者与许多人一样,并不赞成对知识分子采取社会性的保健和保护措施,知识分子不应该有任何社会阶层性的特殊待遇!因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他们应该与所有其他领域里的普通劳动者一样,去平等对待自己的健康问题。总之,个人身体健康,主要是自己的事情,不应该把知识分子就当成为妇女儿童那样去进行社会特殊保护。

一,知识分子的工作特点及其自我保健

知识分子的工作特点,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长期伏案工作,二是由于研究对象原因而当事人长期受到了工作环境污染和不能够按时作息。

长期伏案工作,很容易造成颈椎疾病和肛肠疾病,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道理。颈椎疾病,会引发心脑血管和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病变,比如高血压、神经性头痛、失眠及其肠胃炎,这些疾病发展到严重程度,还会引发糖尿病等消耗性的严重慢性疾病。许多人以为肛肠疾病是小病,其实,肛肠一旦出现疾病,比如一旦当事人出现了慢性和久治不愈的痔疮、直肠炎、结肠炎、咽炎等,就已经标志着当事人已经因为长期久坐而造成了血脉上下不通畅了,因此,肛肠疾病并不是小病,是一种当事人生理机体已经出现紊乱的表达。许多伏案工作的知识分子有借用抽烟提神的习惯,身体长期不锻炼,心肺功能本身就已经下降,再加之吸烟过量,因此,不少男性知识分子有慢性支气管炎症,长此以往,害会造成肺部的一系列病变。

不管是搞自然科技科研工作,或者是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工作不仅仅是耗费脑力的工作,这些工作还有连续性工作的特点。这就是说,对于搞科研的人来讲,单位规定的上班和下班的作息制度,往往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由于当事人生心理周期原因及其工作条件匹配原因,他们可能在上班规定时间内毫无工作效率,但是,下班时间中,当事人又可能因为“心血来潮”而疯狂思考和工作。因此,很少有科研人员能够像体力劳动者那样按照正规作息规定而生活的,这,大概就是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最大职业区别所在吧。

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正常生物节律本应与动植物一样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中国古代道家养生家将人称之为“裸虫”和“无根树”。但是,自人类产生出以脑力劳动为自己主要职业特征的知识分子群体之后,知识分子群体就一直存在着怎么样去“天人合一”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产生出了“天人合一”这样的哲学命题和宇宙人生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出了大批知识分子群体所致!因此,主要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养生学也异常的发达,这样的养生学,还分类出了修性、食补、健身等多种门类。

现在中国人经常说的“修养”一词的全称,应该是“修身养性”,这,就是个中国古代养生学的概念!先秦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琴棋书画的修养措施,到了西汉末期,由思想家扬雄正式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以琴棋书画剑去进行修养的理念。所谓的琴、棋、书、画、剑的知识分子五修养之道,指意的是:1,音乐陶冶身心快乐及其通过音乐乐理去研究社会生活的伦理;2,书法绘画陶冶身心,同时也通过练习书画去了解自然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伦理关系;3,对弈棋局陶冶身心,也同时通过对弈棋局去知解天地人中的博弈伦理;4,练习剑术可以锻炼身心,也同时可以通过剑术去了解天地人的博弈伦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寓学而乐的,乐而知之,知而乐之,一举几得!身体也好了,知识也学了。

自新中国连续开展反封建和破四旧的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如果当事人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学渊源,如果没有私下和地下般的传统文化师承,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中,你已经无法继承中国传统的修养术了!

当然,在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国营单位是不讲经济利润的,因此,那个时候,一切按部就班,职称评审没有压力,工资差别不大,工作上的压力也不大,而且,单位内外,还经常举办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和比赛。所以,公正评价,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少有早衰早死现象,只是在文革整臭老九的时候,从肉体灵魂上消灭了一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要么死了,要么疯了,但是,那时候的知识分子的身体好像很少有早衰早死的自残现象。

中国科研高校中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早衰早死现象,与科研高校中的课题市场化、课题承包化和评定职称的节奏,单位文体经费和活动大量减少,几乎是同步上升的。笔者最早是在1986年首次听到了某高校中的一个副教授因为职称没有评定成教授,他竟然跑到铁路上卧轨自杀了的恐怖消息。后来,这样的事情就开始增多了,大家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的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因为职称、待遇“不公”,或者因为自己被上级领导所排斥的原因而长期郁郁寡欢,甚至最后“积劳成疾”把命都送了的,笔者不知道,也恐怕永远难以得出这样的统计数字,但是,目前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的“激烈竞争”,的确是造成许多知识分子早衰早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咱们先忽略掉这些年的科技管理体制弊端不说,先从知识分子的主观上寻找原因吧。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科研高校的中基本上没有科研压力,一切都是国家下达任务和划拨经费,所以,那时候除了被清理出“革命队伍”的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外,其他知识分子什么都不愁。新中国建立之后,基本上就没有评定过什么职称,除了那些旧社会就当上了教授和工程师的老者之外,当时,十多届的大学生挤在一个单位里当一样的“教师”和“技术员”。那个时候,也不是没有出科研成果,但是,科研高校中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除非科研院所到下面去“攻关”,除非高校师生去“开门办学”,其他在办公室和实验室中弄出来的科技成果,大多都是以写份科技报告或者论文,就了事了,国家投入多少钱和能够回收多少利润,那是不计算的!其实,至今为止,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的科技成果转化,也是不给国家上税的,不上税利的事业单位发票,是可以随便开的。

这就是说,科研高校,至今都还有被包养的问题!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科研院所长期不能够彻底企业化改革的原因吧,也是至今高校依然还是死水一潭的原因吧。长期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生活的知识分子,知识单一,社会适应能力极差,以至于他们成为了当今中国一批古怪的人群,即,他们主观上支持国家改革,但是一旦改革落实到自己头上,他们就要苦恼和哭闹,事实上,他们当中的相当一批人,又成为了改革的阻力。

改革开放之后,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的国家课题越来越少,人多食少,就要争抢打架,于是,如果某单位领导不能够给科研人员寻找来足够的课题,大家想想,这“竞争”会有多么的激烈,中国俗语说:槽内无食猪拱猪。况且,现在的帽子、房子、票子,都要与课题任务多少及其主研位置挂钩,这样,就造成几乎所有的科研高校中的知识分子很紧张,竞争得厉害了,什么人事纠纷矛盾也就出来的。知识分子又好面子,如果他们在本单位中的帽子和待遇没有上去,他们大多不会自我解脱,因为现今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懂得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修养之道了,于是,在激烈竞争和郁郁寡欢之中,不少身心脆弱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倒下了。会怪人怪自己;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笔者相信,现今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肯定是不愿意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时候虽然没有任务和职称压力,但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怎么受得了!况且,那时候的国家从科研中没有得到多少利益,所以,现在的中国执政党政,也不会重新回到以前的那种科技管理体制中去。既然如此,那么,现在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多学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修养之道,看重自己的生命,不要太注重名利场的那些身外之物了。

这些年,笔者是看得多了,不少科研高校中知识分子拼命“竞争”,把职称拼到了最高级别,还要拼国家专家和国家津贴的称号和待遇,最后,把什么都得到手了,却突然发现大疾病而“中年夭折”了。笔者曾经就给一个人送过终,我们去医院看这个平时在单位里春风得意和不可一世之人,他已经快死了,他看着我们,就叫喊:“我这是中年夭折啊!我才50岁啊,我还想活呀!”,他这么一叫,把大家的心都叫得冰冷,太惨了!后来,他死了,是七窍流血死的,他穿着笔挺的西服,耳朵和鼻子,却塞着棉花。大家在追悼会上,真是寒心啊。

现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重新学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修养之道,是时候了。得不宠,失不辱;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中国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的知识分子,今后不应该再被国家党政和财政包养,应该社会化,应该自由流动化,他们应该增强自己内在的社会适应能力,这样,国家才能够活起来,个人也才会活起来!“知识分子”这个名号,本来就具有社会公共性质和自由流动性质,他们本应是一批意识坚强者,因此,现今中国社会中的那些长期把自己身家性命死死吊在国家党政和国家财政及其单位中的知识分子,其实就像一群永远长不大和抓住妈妈奶头不放手的可怜虫!工人可以下岗自寻再就业之路,知识分子今后为什么不可以下岗和自谋职业呢!农民可以外出务工,为什么知识分子就不可以自由流动和外出务工呢?!现今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待遇不够的问题,而是他们就像一群被娇惯坏了的孩子,身心柔弱,稍不顺心,他们就吵闹,好像天下都应该围着他们为中心所转!

笔者早就有个断言,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如果知识分子不首先学会自主经营谋划自己的生计,还企望自己就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那样可以抱着吃不得穿不得的功名而被社会尊敬一辈子,那么,中国即使实现了硬件方面现代化,但是也会最终因为知识分子的自强素质不高而拖中国真正现代化的后腿!

二,中国科研高校中的管理弊端

寻找了早死早衰的知识分子的主观原因,当然还应该从外部寻找管理等客观原因。

现今中国,无论是自然科技研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存在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这就是,自然科技领域里担纲课题主研和主持的多半是老人,绝大多数是超过了45岁——60岁的人,还有不少是60岁以上的人,而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恐怕绝大多数都是60以上的老人了;而相比之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所谓的领军人物,则大多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们的岁数大约就在30岁——55岁之间,其中,40岁左右的“新锐”特别多。

这样的现象,是很不正常的!也是违反科技规律的!因为,自然科技工研究工作,主要是拼脑力、拼体力、拼新知识的一门学科。现在的世界科技知识和成果创新的节奏非常快速,以前,机械工业的产品更新周期是5年,现在已经到了一年一新。电子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就更快了,已经达到一两个月就一新的地步。

科学与技术是两种行当,但是,科学与技术从来都是无法分离的,科学研究需要技术成果与手段的支持,技术创新需要科学成果理论的支持,科学与技术,犹如形神关系一般,是互为因果的!

但是,只要不是纯粹理论性的科学研究,只要是有市场需求的科学研究,那么,这样的研究工作,就是技术为主的科技工作。而技术创新,主要表达在组合各种科学和技术新成果的特性上,笔者曾经把技术创新工作比喻成为“拼七巧板”和“玩魔方”,这就是说,技术创新工作,主要是选择和应用组合性的工作,这对科研当事人的新思维、新知识和个人强盛的精力体魄的要求非常高,这,就决定了科技研究性的工作,是拼新思维、新知识和拼当事人的体魄和精力的性质。因此,科技创新性质的科技科研工作的主研和主持人,理所应当由那些青年人去担纲。一般而言,人一旦过了45岁,精力、体魄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都将开始下降,因此,一般而言,45岁以上的人如果还是领军科技创新任务,他就必须以透支自己的精力和体力去适应紧张的工作需要,否则,他就根本无法应付现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局面。

了解了上面笔者所说的科技内在规律情况,那么,我们来看看当今中国自然科技领域里的反常现象吧。当今中国的自然科技领域里的许多课题主研和主持,基本上都是过了45岁的人,这,不是在拉老牛上枷么。这就是说,目前中国自然科技领域里的部分知识分子的“过劳死”现象,就是因为违反了科技人才管理规律所致!同时,这也是中国科技之所以不能够保持大量创新的原因之一。

当然,人的精力和智商是有差异的,可能个别人是体魄和超常的智慧会支持他干到60岁左右,就像老将黄忠60岁还可以上阵杀敌的那样。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科技人来讲,你无法超越自己的身心理和知识的内在节律和极限,因此,为了国家科技创新,为了科技规律,为了人的生命健康,现在的那些至今还在一线科技领域里战斗不息的“老家伙”们应该自觉的退下来,去当课题组的顾问,而把科研的主研和主持的位置让给那些年轻人!

我们再来看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管理弊端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几乎与自然科技研究的内在规律是反向的!自然科技的工作是为了创新,是向前走,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返本还原,是往后走。这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好像是酿酒那样,在窖中发酵年头越长,这酒就越醇香。这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的基础是哲学和历史,而哲学并不是一门仅仅依靠阅读和思考就能够掌握的学问,哲学是一门需要当事人用自己的人生阅历去印证主观理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匹配的学问,因此,哲学对于人的经验因素的依赖度程度是非常高的。

同理,历史学也是这样,你没有阅读到相当数量的历史学知识,你没有从田野中探查到许多历史信息,你还没有用自己的生命空间和时间去沉淀和筛选那些繁杂的历史知识,那么,你同样是无法掌握历史学精髓的,因此,当事人的治学价值观也就肯定是飘忽不定的。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当事人用自己的生命的空间和时间去筛选和酿造自己的哲学和历史学的价值观及其方法论,只有到了当事人进入相当的岁数之后,你,才可能出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品,也才能够出精品!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问世效应,由于必须以舆论传播为平台,所以,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是否成熟,是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很严肃的问题。做个形象比喻,如果当事人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有害的,或者是半生不熟的,如果当事人强行把这样的研究成果推向舆论思想传播领域,那么,这就相当于是当事人在贩卖精神毒品和精神假货!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事人,应该自觉对自己有很严格的道德要求,如果自己都还觉得有问题的作品,最好不要问世,或者不要局限在有限的学术领域里去试错传播,随时听取别人的意见和修正自己的作品。

自然科技领域里,一颗原子弹也就炸死十来万人,但是,一种错误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旦被推广运用于世,那所害的,就不是十来万人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甚至是全世界性的!大家去看看中外近现代史,这样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错误导引,造成国家民族和世界灾难的事例难道还少了么!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和运用后果的严重性,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只有过了自己生命的“午阳”阶段之后,他才能够真正有所成就!这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有很强烈的主观因素,而人的主观感受是与当事人体悟自己生命的节律是直接相关的。比如,你给一个未婚青年人讲婚姻的道理,他就听不懂;你给青年人讲老人的身心理遭遇,他也是听不懂的。由此可见,正常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军人物和课题主持,应该是那些阅历丰富和岁数大的人,一般而言,知天命的50岁之后,当事人才可能真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出精品成果,之前,应该是当事人积累知识和丰富自己生命阅历的学习阶段。

但是,我们来看看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状吧。当今中国,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院所和高校,领军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主研和主持,大多是青年人,岁数大约就是在40岁左右,有的人甚至更年轻,只有30岁左右。有的青年人为了评定职称和“竞争”,甚至可以发挥自己青年人的体力精力优势去抄袭和组合别人的东西出版书籍,这样,他们就会很快获得高职称。在现在一切以所谓论文和著作多少去衡量当事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今天,那些投机取巧和组合精力旺盛的青年人,一拨又一拨的走上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军位置,这,对国家有利吗?这对当事人自己又有利吗?!

即使是青年人,体力和精力也是有极限的,于是,在“竞争”中,有相当多的年轻“人文社会科学家”就积劳成疾的倒下了。同时,那些以剽窃和组合别人的成果去获取到高级学位或者职称职务的年轻人文社会科学者,内心未必就那么宁静了然,因为,作贼总是心虚的,于是,长期内心的压抑和心悸,也会导致当事人身心理失调甚至患病的。仁德者长寿,不仁德者,是不长寿的。

当然,人的精力和获取知识的情况不一样,也许,就有个别青年人能够在很早就掌握了高端的哲学知识和历史学知识,于是,他们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产出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品。但是,这样的人,极其个别的,甚至几乎是没有的。这里需要指出,笔者本人,是从来就不相信魏晋时代的王弼能够在24岁就著作出那么高深的三玄作品的!王弼的那些高深作品,恐怕多半是后来的那些不计名利的隐士们所托他的名而创作的!

总之,现今的知识分子的早死早衰,一是主观修养不够的原因,二就是外部科技管理中的违反科技规律的体制逼人早衰早死了!

怎么样把那些不需要长期圈养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的知识分子驱赶到社会中的闯荡生存,这,需要中国的科研高校更进一步的改革,能够不包养的,今后都不应该再被包养。无论是工程师还是教授的职位职称,科研高校可以根据自己课题和教学的需要而开门在社会上招聘,不以学历为取人,而是以当事人的学力和能力为取人的根本标准,这样,把科研和高校的体制大门敞开去面对社会,能者上,不能者下,招考招聘都公开。这样,就断绝了一些知识分子长期依赖国家党政财政吃饭的柔弱心态,使得他们身心都能够强健起来。并且,这样的对科研高校的改革,还可以从根本上动摇现今中国的应试教育机制!

包养科研高校中的知识分子的弊端数不胜数!包养科研高校中的知识分子,也是当今中国罪恶的应试教育的基础原因!比如,一些知识单一和为了撷取名利的知识分子,经常在科研高校中开一些重复性的课题去“自慰”和“自卫”,既耗费国家资金,又造成极大浪费,他们的作为,其实与那些贪官和包工头勾结起来搞重复性建设的建筑,是一样的性质,是一样在为了牟取个人私利去套取和浪费国家的钱财。比如,最近中国就同时在三所高校中开始编著大型儒家典籍《儒藏》,尽管编著方的知识分子们都强调自己的编著各有侧重,但是,这难道就不是重复性工作么!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在科研高校中没有事情干,他们宁可耍出许多花样去折腾单位和国家,也不会抬屁股走人去城乡基层干事的。中国存在着这样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能够身心健康么!国家,又这么能够健康得起来呢!

200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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