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7 次 更新时间:2015-06-30 0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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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  

  

   中国国民革命迄今为止,在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中,20年代仍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学者对华盛顿会议的考察大多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关注大国,特别是美日在远东的争夺以及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条款的是非评价;对大革命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则受革命史学的影响侧重于揭露美国如何分化中国革命*。近年来虽有学者扩大视野,对大革命时期美国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别是美国决策内部的分歧和争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对华盛顿会议也进行了新的评价*,但研究的视角仍没有超越经典意义上的中美双边外交关系,同时也没有把20年代的中美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本文试图变换角度,关注当时国际关系格局与中国国内政治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这一视角至少可以发现:其一,华盛顿会议不仅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外国在华特权问题的决议案,实际上还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思想,有学者称之为“华盛顿方案”(WashingtonFormula),学界对此还缺乏充分的研究;其二,华盛顿会议对中国问题的解决与中国国民革命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正是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方案的不满和反抗成为大革命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三,中国国民革命不仅宣布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所谓华盛顿方案的破产,实际上也动摇了作为华盛顿体系重要构架的大国一致原则,为后来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埋下了伏笔,国民革命对华盛顿体系的影响是中国通过自身的变化影响国际关系的显例。本文即试图从以上三个方面对20年代的中美关系进行新的梳理。

  

   一、解决中国问题的“华盛顿方案”

  

   众所周知,中国问题是华盛顿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在美国看来,中国问题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是如何避免由于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导致在华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二是如何应对五四以来中国日益高涨的要求改变不平等地位的民族主义浪潮。自一战结束以后,这两个问题就日益突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设想,可以通过在远东建立一种国际新秩序代替19世纪欧洲列强建立的旧秩序解决这些问题。在威尔逊看来,旧秩序是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为手段,以谋求独占利益或势力范围为目的,以双边协定特别是秘密外交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形式,国际和平的维持有赖于各国力量的均势或曰平衡。这种旧秩序下的均势实际上极不稳定,极易酿成一战那样的世界战争。因此列强应放弃老一套外交手段,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保证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不是以各国势力的不稳定平衡为基础,而是建立在贸易自由、公开外交和集体安全基础上。就远东而言,这一秩序应是建立在各国共同放弃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扩张,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共同分享中国的原料和市场,以及同时保证中国得到必不可少的资金和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其核心是在美国领导下,通过与日本及其他大国的合作,并且使这种合作国际化和制度化来维持远东的和平。威尔逊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新秩序“将防止大战的爆发,并将有利于贫弱国家(中国)的逐步发展”*。美国学者迈克尔·谢勒曾这样概括威尔逊新秩序的内容:“所有工业化国家以开放性的经济竞争与合作来代替战争和殖民掠夺,作为使‘门户开放’政策国际化的工具,国际联盟将保证工业化国家获得欠发达国家的原料和市场的权利。从理论上说,国际联盟成员国也要尊重各贫弱国家的有限的政治独立。”*美国希望中国稳定和获得发展是基于这样一种利益考虑的,即:同一战前的土耳其曾引起欧洲列强的垂涎一样,中国的贫弱和动荡对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具有诱惑性,为日本出兵中国攫取独占利益提供机会,是引起列强摩擦和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源,因此保证中国的稳定和有限度的繁荣是必要的。美国设想,中国在西方列强共同监护下,按照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并在西方共同援助下获得稳步的发展,最终加入国际社会。?

   因此在美国看来,这一秩序既不同于19世纪欧洲列强建立在赤裸裸殖民掠夺基础上的旧秩序,也不同于列宁宣布的通过革命手段彻底打破和摧毁帝国主义体系的激进道路,美国倡导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是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的比较温和的国际自由主义秩序。这样一种建立在国际合作基础上的温和的新秩序不仅可以避免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冒险,而且还可以使中国获得适度发展,满足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并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沿着自由主义的和非革命的方向发展,从而最终解决中国问题。?

   美国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努力大体始于一战结束前夕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和国际联盟计划,经过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列强签订《四强协定》和《九国公约》最后完成。华盛顿会议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完成了这一新秩序的构建:其一,各国承诺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在对华重大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其二,实现门户开放原则的国际化,各国承诺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使中国获得发展机会和必要的援助;其三,中国政府承认华会制定的原则,即中外关系的改变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完成,并认同美国为中国设计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这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框架,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方案”*。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九国公约》中。在该约中,各缔约国承诺不在中国谋求独占利益和特殊地位,并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同时《九国公约》初步拟定了大国协商的机制,规定,“无论何时,遇有某种情形发生,缔约国中任何一国认为牵涉本条约规定之适用问题,而该项适用宜付诸讨论者,有关系之缔约各国应完全坦白,互相通知”*。除这种协商机制外,美国贯彻其合作政策的主要工具是新国际银行团。银行团在1924年5月的一份对华贷款政策通告中宣布其政策为,“在中国的经济和财政事务中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并称其是“实施”华盛顿会议“尊重中国主权,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给予中国自由无碍之计划开发其经济资源及维持一有利巩固之政府”政策的“特定工具”*。各国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以及给中国自由发展机会的思想也主要体现在《九国公约》中。该约第一条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第六条规定,“发生战事时,中国如不加入战团,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这些规定并非完全是空头支票。美国深刻意识到,华盛顿体制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衰弱、分裂的中国通过解决内部冲突实现稳定的能力。只有中国实现稳定和统一,新银行团协定所体现的通过经济合作防止日本对中国进行政治干涉和军事掠夺的政策才能真正实行,并可为《九国公约》制定的原则提供物质保证。因此应使中国从列强进一步蚕食的威胁中解脱出来,给予发展机会,使其在列强的监护下,实行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司法改革,然后逐步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并最终放弃治外法权。而这一切将使美国拥有中国的4亿顾客,从而极大促进美国商业的繁荣。?

   但是,中国获得这一机会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前文提及的华盛顿方案的第三方面,即:条约关系的改变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并俟中国“在自己家里建立秩序”(putherownhouseinorder)后方能进行,而且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必须走渐进改革的自由主义道路。这一思想隐含在《九国公约》以及华会通过的一系列有关在华特权问题的决议中。所谓“在自己家里建立秩序”包括: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代议制政府,形成一套完备的英美模式的法律体系,按照自由贸易原则改变税收制度,即废除厘金。用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CordellHull)的话说,美国希望中国建立的“秩序”意味着和平变革或“循序渐进的进程”,同时“它意味着门户开放,对美国财产和侨民的保护,以及根据条约进行贸易和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同时这一秩序还应允许美国“在中国土地上驻扎着军队,在中国的江河上航行着炮舰”*。显然美国这种为中国的废约设定前提条件的政策可以有双重作用:一是尽量拖延恢复中国完全主权,以维护现状和既得利益,这体现在会议最后作出的解决治外法权、关税控制等有关外国在华特权的一系列决议案上;二是迫使中国走上美国式的自由主义道路。如前文所述,《九国公约》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缔约各国协定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美国学者多萝西·博格(DorothyBorg)认为,“尽管该款没有明确阐明中国承担着在自己家里建立秩序的义务,但这一义务是隐含着的。如果再考虑到列强拒绝对条约体系进行任何实质性修改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华盛顿方案回到了美国的一贯思想,即在中国具有按照西方的效率标准管理自己的能力以前,列强不会放弃他们的条约权利。华盛顿方案的新特征不过是在中国从事改革工作时,列强愿意让中国保持和平。”*尽管美国试图通过所谓的华盛顿方案避免美日冲突和应付一战后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并且从表面上看,这一方案比过去通过战争赤裸裸地宰制中国的旧秩序多少文明些,但这一方案无疑仍是极不合理的:它不承认中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势力的入侵造成的,它承认并继续维持不平等条约的合理性,容忍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侵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废约要求充耳不闻。换言之,列强不过是一些“洗手不干的有教养的盗贼”,他们并不打算放弃已经到手的赃物,而只是承诺今后不再趁火打劫*。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是列强交出从中国掠夺的赃物,即废除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享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而且,华会通过的少得可怜的一些有利于中国的协定和决议,有关国家也未打算认真履行,由于后来中法之间的金法郎案的争执,法国以不批准华会各项条约为手段要挟中国,实际上直至1925年8月华会有关中国各项条约和决议才正式生效,因此“一切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由此而言,美国一手策划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华盛顿方案并不能抚慰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主义者断然“拒绝接受华盛顿会议签订的条约作为战后对外关系的框架”*。?

  

   二、中国对华盛顿方案的反应与国民革命的兴起

  

   美国深信华会是一个成功的会议,一举解决了远东问题。因此会议结束时,美国认为,华盛顿方案“足以满足中国人”在修约方面的“愿望”*,“列强处置中国问题,不能再有进步,前途须中国自为之”*。言外之意,华盛顿会议已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要求改变中外关系的愿望已经初步得到满足,以后就看中国自己如何作为了。但与美国的初衷相反,中国多数舆论对华盛顿会议表现出深深的失望。?

在中国舆论看来,华会不仅没有取消列强在华既得特权,相反它使这些特权进一步合法化,因而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峻。时人的这一认识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外关系的一个侧面。罗家伦即认为,华会“最可恶”之事就是:“各国在中国所侵略之赃物,在此次会议以前为非法的,在会议以后为合法的,不但各国互相承认,而且中国也承认”*。而《四国协定》和《九国公约》提出的大国合作被认为是共同宰制中国的大国同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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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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