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们所知，中国文明在根性上对其他文化不是封闭的、排斥的，而是开放的。历史上中国文明是包容性的，其包容性之强，大大超过启蒙运动前的欧洲。这种包容性的一个最突出例子，便是通过佛家进入中国后，中国文明对印度文明的深度吸纳。
　　我们可能会单纯地以为，佛家像道家儒家那样，只是一种精神或信仰形态而已。这样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佛家的背后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形态，更是整个印度文明。随着这种信仰形态在两汉之交进入中土的，不光是它的思维方式、组织形态、建筑和艺术样式，还有一整套"原产"于印度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不仅包含在佛家思想中，也能在很多印度故事中找到。中国很多民间故事，包括西游记中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其实都源自印度。
　　我们不太注意的是，佛家传入中土以及相应的经典翻译，对中国语言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如刹那、心境、境界、报应、大千世界、因果、红尘、大慈大悲、大彻大悟、世界、实际、平等、现在、忏悔、缘分、情缘等等、等等，原本都是佛家用语，现在却已是汉语的"正宗"组成部分。诸如自觉、真理、自由自在、自作自受、不知不觉、不可思议、一刀两断、心花怒放，甚至奇特、苦恼、转变等观念跟我们的思维和生活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会觉得它们从来就是"正宗"的汉语，完全忘记了它们原本来自印度。
　　最让人惊讶的是，"翻译"一词竟也来自佛家。先秦典籍中虽有"译"的概念，但"翻"和"翻译"的广泛运用发生在佛家进入中国以后，翻译事业非常兴盛之际。南北朝时梁朝的慧皎写了《高僧传·译经下》，其中首次出现"翻译"这个词，亦即首次把"翻"和"译"连起来使用。从语言影响思维的角度来看，佛家的输入实际上使汉语变得更为精密，使汉语的表达能力更强，也使汉语的逻辑性也加强了。实际上，这明显提高了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只是我们没能意识到罢了。
　　随着中国文明对佛家文化的吸收，到一定程度后，它就会和本土的价值观发生了一种深度的融合。这个情况是在宋代发生的。那个时候出现了宋明理学，就是在佛家已在中国深深扎根以后，儒家方面为了对其挑战做出回应，吸收了佛家（以及道家）哲学思维中的很多有益成分，所以理学实际上是一种"三合一"的精神或信仰形态。
　　从文学方面看，如果中国文明没有吸纳佛家的理念，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文学经典是不可能产生的。王维的诗歌里有一种空灵和恬淡的意境，朴拙内敛的风格，但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很多深刻的东西。可是，如果没有儒家对佛家的包容，就不可能产生出这种自然、灵动的诗歌。王维诗歌代表了中国文学在吸收佛家哲学后所达到的一个新的艺术高度。
　　像苏轼的词所能达到的高度或者境界，唐宋之前的中国诗歌更是根本没法想象的。苏轼信佛，或者说"玩佛"。有较为"纯粹"的佛家信仰者人会认为，苏轼的佛信仰不真诚，但这正好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苏轼毫无疑问首先是一个士大夫，是儒家信徒，但在他身上，佛家文化精深博大的一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苏轼的一些词之含蓄精深、大气磅礴、雄奇豪放，可以说直到今天仍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了大量模仿西方的诗歌，也许这是时代的需要，但要论境界、艺术性、深刻性，是没法和唐诗宋词相比的。但如果没有中国文明对于印度文明的深度吸纳，这是不可能的。
　　印度精神品质毫无疑问通过佛家进入中国精神世界，全面参与了中国文明的成长，而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又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冲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先前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冲击。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中国文明的反应是积极、包容的，而这种积极、包容的态度又是极富成效的。然而，若无此前印度文明的成果被嫁接到中国文明的砧板上，若无此前中国文明对印度文明的全面包容和深刻吸纳，中国面对西方挑战的这种优异表现便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