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仁”的起源、本质特征及其对中华法系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9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09: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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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仁”是先秦最重要的哲学观念。从人从二的“仁”字,最早见于甲骨文。但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甲骨文无“仁”字。其中,最具关键性的意见是认为“仁”字形右侧之“二”实为“卜兆次数”。但根据卜辞序数刻写的规律和习惯,此说是值得商榷的。金文中的“仁”字,见于西周晚期的《夷伯夷簋器铭》、春秋早期的《鲁伯俞父簋铭》、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铜器铭文,其结构形态可谓一脉相传。“仁”源于东夷风俗。“仁”的本质特征是“相人耦”(人相偶)即人与人相互对应匹配。周人在殷人“相人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德”的观念。孔子则将“人相偶”提升为“人己和”的新道德。自此“仁”升华为君子必备的优秀品质和美好社会的理想。“仁”在血缘群体中体现为“孝悌”,在超血缘群体中体现为“忠恕”。“仁”所具有的对偶式思维模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实践活动施以巨大影响,成为推动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精神杠杆。

   【关键词】仁|夷|相人耦|德治|仁政|慎刑|恤獄

   “仁”是中国古代社会处于基础地位的思想观念。它发端于商周,兴盛于春秋,并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实践施以重大影响。但是,“仁”是怎样产生的,它和远古社会生活有什么联系,其本质特征是什么,对中华法系有何影响,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

一、“仁”的起源:从古文字窥测远古风俗

   “仁”是春秋时代形成的思想观念。由于历史材料的局限,今天,我们探讨“仁”观念的起源、形成过程和本质特征,不能不更多地关注于古文字。中国象形文字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今天,我们透过古文字,仍然能够窥见当初古代先民造字时所依据的生活环境和思想认识。这就使通过古文字来研究“仁”的缘起和轨迹成为可能。

   (一)甲骨文中的“仁”

   甲骨文是我国古代最早最系统的文字。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根据清代阮元(1764-1849)的意见,“仁”字始见于西周。他认为周人继承了殷人“相人耦”的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仁”字①。于省吾亦认为:“仁德之仁,至早起于西周之世”②。

   十九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发掘,开拓了古文字研究的新纪元。1913年,罗振玉所撰《殷墟书契》(即《殷墟书契前编》)收录疑似“仁”字字形,但并未将其注释为“仁”字③。其收录疑似“仁”字字形见下图:

   此后,商承祚、罗振玉、孙海波等先后将此字形注释为“仁”字⑧。此间,亦有学者对甲骨文“仁”字形提出谨慎怀疑意见⑨。

   1953年,董作宾先生作《古文字中之仁》,指出:“甲骨文中,所谓仁字者只此一见,盖由于误认”。该字“右边二字,乃是记卜兆次数之数字,正在卜兆上,与下方之一同,非仁字右边之二也”,“仁之一字关系吾国政治哲学人生哲学者至钜,为伦常道德之本原,儒家思想之中心。而考之甲骨金文,皆不可见。此不足证殷周之必无仁字也”⑥。60年来,董作宾的“卜兆次数”说影响极大。尽管学界存在诸多怀疑和否定殷商甲骨文中有“仁”字的意见⑦,但是,董作宾的“卜兆次数”说更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威,似乎成为甲骨文中无“仁”字的铁证,支配学界60年之久,至今无人质疑。

   众所周知,董作宾先生是“甲骨四堂”之一,学界景仰的甲骨学大师。他的研究成果极丰,为甲骨文研究做出卓越贡献。但是,董作宾先生的“卜兆次数”说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卜兆次数”说不符合卜辞中使用序数的一般规律。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甲骨卜辞中如一、二、三、三这样的序数,一般都被刻画在卜辞的上下左右比较空旷的位置,而不刻画在字里行间,以避免序数与卜辞相混淆,误为卜辞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可能是为了便于占卜人员分辨卜辞的不同区域和段落;第二,甲骨卜辞中的序数,像“仁”字形那样,左为偏旁,右为序数的用法,很难找出同样例子;第三,有不少甲骨卜辞的版面上只有序数,没有卜辞,据此推测,可能是先刻序数,以便合理使用版面。据韩鉴堂推测,“商人在占卜时,往往一事多卜,贞卜史官每灼烧一次甲骨,就要在卜问过的兆枝上方刻上一个序数。有一块甲骨上刻着十几个兆序,说明这次占卜,史官灼烧了十几次甲骨。在兆序刻完之后再刻卜辞。”而且,“字不能刻在兆纹上,如果和兆纹重叠,就是‘犯兆’了”⑧。如果是这样的话,处于字里行间的“仁”字形右侧的“二”,就不可能是事先刻画的序数,也就不可能在序数“二”的左侧再刻上“亻”字;第四,从卜辞书写刻画的规律来看,序数如一、二、三、三,笔画简洁平直清瘦,而“仁”字形右侧之“二”,笔画厚实,两端浑圆,上一与下一两者长短不一。而再审视序数之“二”,两横长短几乎是一样的。可见,卜辞文字中的“二”与卜辞序数之“二”风格迥异。反过来说,“仁”字形右侧之“二”如果是序数之“二”,就应当符合序数书写的一般特征;第五,从刻有“仁”字形的卜辞版式来看,“仁”字形右侧的“二”似乎不在卜兆的纹路上,与下方的“一”上下位置明显不对称,“二”居竖行之右,“一”居竖行之中。因此,确认“二”与“一”之间存在逻辑关系的证据仍显不足;最后,如果按照孟世凯的意见,“此卜辞应是某方国向商王朝进贡二十匹马的记录”⑨,那么,此版卜辞当属“记事刻辞”而非“占卜刻辞”。因此“仁”之“二”是不是“卜兆序数”,就更值得推敲。

   毋庸置疑,甲骨文中的“仁”字是个孤例。然而认定“仁”之右侧之“二”为占卜序数,似乎也是一个孤例,况且不符合使用占卜序数的一般规律。如果“卜兆次数”说不能成立,那么,甲骨文中的“仁”字形尽管是个孤例,尽管“亻”上方有一点残缺,但仍然不足以构成否定其为“仁”字的客观性。仅仅以“仁”字形只出现一次而简单地否定“仁”字的存在,总是显得有点武断。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仁”字形的罕见自有其道理,也许是因为当时的“仁”字有多种写法,而从人从二的“仁”字是在最后阶段出现的新字。对此,后文将专门论述。尽管如此,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待于新史料的出现。

   (二)金文中的“仁”

   郭沫若在上世纪40年代曾经断言:“‘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⑩。但是,到了1974年,考古界有了新发现。考古人员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群,在其中的M1号墓发现中山王鼎,其铭文为“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赒,克顺克卑。无不率仁,敬顺天德,以左右寡人。”该墓主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310年左右(11)。有学者认为铭文“无不率仁”的“仁”字应当读作“夷”(12)。也有学者认为应当读为“仁”(13)。还有学者认为“这是金文中迄今所见唯一的一个‘仁,字”(14)。该字写作B5Y709.JPG。从铭文内容和字形来看,以读“仁”为宜。此例是战国时期金文中存在从人从二的“仁”字的新证。

   但是,事物总是不肯停下它的脚步。1981年8月4日,周原考古队在陕西省扶风县黄雄乡强家村发掘了一座西周墓,编号81强M1,出土文物600余件,均收藏于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其中一件夷伯夷簋,又称夷伯簋,被定性为西周晚期(懿孝之际)之器。此器分甲乙簋,器、盖同铭,款式稍异,盖铸铭文5行38字,器铸铭文4行34字,缺“辰在壬寅”4字。

   盖铸铭文如下:

   隹(唯)王征(正)月初吉辰才(在)壬寅尸(夷)白(伯)尸(夷)于西宫益贝十朋敢对阳(杨)王休用乍(作)尹姞宝簋子二孙二永宝用

   器铸铭文如下:

   隹(唯)王征(正)月初吉仁白(伯)尸(夷)于西宫益贝十朋敢对阳(杨)王休用乍(作)尹姞宝簋子二孙二永宝用(15)

   上述盖铸铭文和器铸铭文的图片见下图:

   两相对照,可以看到,“尸(夷)白(伯)尸(夷)于西宫”与“仁白(伯)尸(夷)于西宫”,上句是“尸白”,下句是“仁白”。这说明“尸”字和“仁”是可以互代的通用字,尸伯、夷伯、仁伯是一样的。这无形中又一次佐证了学界关于古代“尸”、“夷”、“仁”为一字的论断。西周晚期(懿孝之际)的夷伯夷簋是西周金文存在从人从二的“仁”字的有力证据。

   《夷伯夷簋铭》“仁伯”之“仁”字写作{B5Y709.jpg}。穆海亭以为此字是“尼”字,读作“夷”(16)。此系采取郭沫若的意见。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瞏卣》中指出:“《孝经》‘仲尼居’,释文:‘尼本作B5Y711.jpg,古夷字’。《汉书·高帝纪》‘司马B5Y711.JPG,又《地理志》越巂郡苏示下‘B5Y711.JPG江在西北’,颜师古均以为‘B5Y711.JPG古夷字。’按B5Y711.JPG当是古尼字,从尸二声。……唯尸夷尼迟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耳”(17)。但是,东汉人却认为B5Y711.JPG是“仁”的古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二。忎,古文仁,从千心。B5Y711.JPG,古文仁,或从尸”可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注释“仁”字时,直接援引了东汉郑玄关于“人相耦”的注释,并强调“B5Y711.JPG,古文仁。或从尸,按古文夷亦如此”。如此,则B5Y711.JPG即“仁”字。

   看来,自汉代以后,对B5Y711.jpg字就有两种注释:一是认为B5Y711.JPG是“仁”的古字;二是认为B5Y711.JPG是古代的“尼”字,读作“夷”。其实,B5Y711.JPG和“仁”二字没有质的差别,因为“尸”与“亻”都是“人”形,只不过膝盖弯曲程度不同而已。因此,B5Y711.JPG就是“仁”,或者说,当时的“仁”就写作B5Y711.JPG。关键在于“二”是读音还是重文符号。“二”应当是重文符号,而带有重文符号的字往往是晚出的。于省吾指出,“尼”字形“象人坐于人上之形”,反映了远古的生活状况,“作为独体字的尼字的发生时期,当然要早于商代中叶武丁之世,它很可能产生于夏末商初之际”(18)。既然“尼”字在先,B5Y711.JPG字在后,那么,为什么将B5Y711.jpg释为古“尼”字而非古“仁”字呢?这是不是无形中受到春秋始有“仁”字的成见的影响呢?

   西周金文有“仁”字,其意义重大:第一,西周金文有“仁”字,是殷商可能有“仁”字的一个有利的逻辑凭证。因为,周人继承“仁”字比自己发明“仁”字更为合理;第二,西周金文有“仁”字,对判断《尚书》、《诗经》等史料中的“仁”字之真伪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西周金文的“仁”字与《尚书·金滕》的“予仁若考(予仁而孝),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和《论语·尧曰》的“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似乎可以互相印证。“仁”字的罕见可能与“仁”的其他异体字的使用有关。

   从人从二的“仁”字又见于春秋早期的《鲁伯俞父簋铭》。其铭文为:“鲁伯俞父作姬仁簋,其万年眉寿永宝用”(19)。这段铭文的图片见下图:

   在这里,铭文的“仁”字形写作B5Y713.JPG,这可能是“仁”字的一种过渡型的写法。该字之所以将“二”横写在“亻”字中间,很可能是为了与带有重文符号的B5Y711.jpg字形相区分。《兮甲盘铭》“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畮人”,被加上重文符号“二”而简写为“淮二尸二”(20),其图片见下图:

又如前述《瞏卣铭》中“尸白尸白”,简化成“尸二白二”。很显然,由两个“尸”字简化而成的B5Y711.JPG,与作为“仁”之本字的B5Y711.jpg字形,都写作B5Y715.JPG。仅从外形上来看的确无法区分。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特征正好说明作为“仁”之古字的B5Y71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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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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