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寻找最初的“律”

——对古“律”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09: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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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树臣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古代律字的形成的轮廓:一是以战鼓之音为军令,配以军功赏罚之率,最终演变成法律之律。二是以廌尾为筆绘画五刑之形象,此亦远古"象刑"之初义,其工具就是聿。我们终于有机会透过数千年的尘雾,去直面我们的先民——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于是我们发现了战鼓之聿与画筆之聿的重迭,便是法律之律。

   【关键词】古代|律|文化|考察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对典型古汉字的研究别具一番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汉文字是象形(或曰表意)文字。“中国文化能如此历久不变,足以让后人追根溯源,或许就是由于使用了表意文字”;“表意文字自然要比表音文字更能显示优越性”。[①]它们象一尊尊活着的化石,凝结了真实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蕴含着一帧帧古代社会生活(包括法律实践活动)的真实画卷。我们不应忘记,在文字诞生之前,口耳相传的历史对后人的影响也许异乎寻常地强烈。况且,对部落长老来说,“记住过去的事情是他们的份内工作。”[②]当文明的旭日升起之际,当某一特定的文字诞生的那一刻,它已经远不是造字者个人主观创造的艺术品了。因为它已具备了非如此刻划、如此构造、如此表现的内在必然性。换言之,某一文字所期标识的某一社会现象、事物或行为,已经历过多少代先民的口耳相传,形成共识和具象,姑称之为约定俗成的“群体印象”,一旦有机会将它付诸刀尖笔端,便非如此表示不可了。符合这一共同规律的文字便长久地活了下来。反之,便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样,深究某些典型汉字的字形定义,前可探其源头,后可迹其流轨。况且,其字义之中正沉淀了先民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这些内容无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层价值观紧密相联、水乳交融。正是出于这一见解,笔者曾经试着写出诸如《寻找最初的法——对古“法”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寻找最初的德——对先秦德观念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易经与我国古代法制》等文。[③]今仍不揣冒昧,连缀此文,以乞教大方。

一、关于古“律”字字义的通说

   “来自考释‘法’字者多,而探究‘律’字者少。”[④]在与古代法律实践活动有关的古文字中,“律”字的历史可能比“刑”字、“法”字更久远,其产生和沿革的途径也更丰富而复杂。因此,探索“律”字的原始本义及其衍生轨迹,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法律的起源,而且对于诠释战国时代秦国“改法为律”的真义,都显得十分必要。

   当我们读到“律”字时,不应忘记,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已经为它作出许多注释。这些看似纷杂的注解,为当今学人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

   东汉许慎(约公元58—约147年)《说文解字》:“律,均布也,从彳聿声”。(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和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均以为“均布也”三字当为“均也”、“布也”详见下文)

   刊行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的官修《康熙字典》这样注释:“律,《玉篇》:六律也。《广韻》:律吕也。《说文》:均布也。十二律均布节气,故有六律六均。《尔雅·释器》:律谓之分。注:律管所以分气。《前汉·律历志》: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黄帝之所作也。黄帝使泠纶(即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筩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后汉·律历志》: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历。《史记·律书》注:古律用竹,又用玉。汉末以铜为之。《书·舜典》:同律度量衡。《礼·王制》:考时月定日同律。又《尔雅·释沽》:法也。又常也。注:谓常法。《正韻》:律吕万法所出。故法令谓之律。《管子·七臣七主篇》: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释名》: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左传·桓公二年》:百官于是乎畏惧而不敢犯纪律。又军法曰律。《易·师卦》:师出以律。又刑书曰律。《前汉·刑法志》:萧何攟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晋书·刑法志》:秦汉旧律,起自李悝,悝者著网捕二篇,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又爵命之等曰律。《礼·王制》:有公德于民者,加地进律。疏:律即上宫九命缫籍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游之等是也。又《尔雅·释言》:述也。《礼·中庸》:上律天时。又《尔雅·释言》:铨也,所以铨量轻重……。又《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筆。注:蜀人呼筆为不律也。”[⑤]

   清段玉裁(公元1735—1815年)《说文解字注》:“律,均布也,从彳,聿声。均律双声,均古音同匀也。《易》曰:师出以律。《尚书》:正日同律度量衡。《尔雅》:律,铨也。律者所以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⑥]

   清桂馥(公元1736—1805年)《说文解字义证》:“《春秋元命苞》:律之为言率也,所以率气令达也。注云:率犹导也。《周礼》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太族、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大戴礼·曾子天圆篇》:圣人慎守日月之数。……十二管以察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均布也者,案义,当是均也,布也。《乐记》:乐所以立均。《尹文字·大道篇》:以律均清浊。《褐冠子》:五声不同均。《周语》: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先郑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后汉·律历志》:冬夏至,陈八音,听五均。注云:均长七尺,系以絲,以节乐音。《思元赋》:考治乱于律均。旧注:律,十二律,均所均声也。李善曰:《乐汁图徵》曰:圣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六律调五声之均也。宋均曰:均长八尺,施弦以调六律五声。文六年《左传》:为之律度。杜云:钟律度量,所以治历明时。正义:《周语》云:先王之制钟也,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大小器用,于是乎出。又曰: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其义言度律之声,以为钟之均,于钟律取法为度量衡也。《释器》:律谓之分。郭云:律管可以分气。《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注云:五声:宫、商、角、徵、羽。其管阳曰律,阴曰吕,布在十二辰。《舜典》:律和声。传云:律谓六律六吕,述十二月之音气。正义:既以出音,又以候气,布十二律于十二月之位。气至则律应,是六律六吕,述十二月之音气也”。[⑦]

   通过以上注释,我们可以看到,“律”字的含义被概括为以下几种:

   第一个含义是音律、乐律、声律。古人按乐音的高低分为六律和六吕,合为十二律。《尚书·舜典》:“声依永、律和声”。孔传:“律谓六律六吕,……言当依声律以和乐。”《淮南子·主术》:“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唐柳宗元《非国语上·律》:“律者,乐之本也。”

   第二个含义是用来校正乐音的管状器具,即以管的长短来确定音阶。亦由六律、六吕组成,合为七十二律。《集韵·术韵》:“阳管谓之律。”《礼记·月令》:“律中大蔟。”蔡邕章句:“律,截竹为管谓之律。律者清浊之率法也,声之清浊以律长短为制。”《史记·律书》:“壹秉于六律。”司马贞索隐:“古律用竹,又用玉,汉末以铜为之。”古人用律管侯气,以十二律对应一年的十二个月,故又指节气。

   第三个含义是军令、纪律、法律。《尔雅·释沽》:“律,常也。”邢昺疏:“律者,常法也。”《广韵·术韵》:“律,律法也。”《正字通》:“律,刑律。”《易经·师》:“师出以律。”孔颖达疏:“律,法也。……使师出之时,当须以其法制整齐之。”与此义相近的有遵守、效法。《广雅·释言》:“律,率也。”王念孙疏证:“《太平御览》引《春秋元命包》云:律之为言率也,所以率气令达也。又引宋均注云:率,犹遵也。《正字通》:律,法效也。《荀子·非十二子》:“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杨倞注:“律,法。”还有治理、处治之义。《尚书·微子之命》:“弘乃烈祖,律乃有民。”孔传:“以法度齐汝所有之人。”约束。《韩非子·难四》:“五伯兼并,而以恒律人,则是皆无贞廉也。”与今言严于律已同义。

   第四是与“率”同义,可互代也。率的本意是捕鸟的大网。《尔雅·释器》:“律谓之分。”王引之述闻:“律读为率。《说文》曰:率,捕鸟毕也,毕,田网也。毕或作罼,《广雅》曰:罼,率也。是率亦罗网之属,作律者,借字耳。”清朱骏声(公元1788—1858年)《说文通训定声》:“率,假借为律。”《正字通》:“率,法也。”《孟子·尽心上》:“羿不为拙射变其骰率。”孙奭音义引陆善经注:“率,法也”。焦循正义:“《淮南子·览冥训》云:以治日月之行律。高诱注云:律,度也。率与律同。”《汉书·李广传》:“诸将多中首虏率为侯者,而广军无功。”颜师古注:“率,谓军功封赏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与此义相联系的还有遵循。《尔雅·释沽》:“率,循也。”郭璞注:“循行”。《诗·大雅·緜》:“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毛传:“率,循也。”《诗·大雅·假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郑玄笺:“率,循也。……循用旧典之文章,谓周公之礼法。”正因为“律”与“率”通用,所以,“率”字是观察“律”字沿革轨迹的一个标尺。

   众多文字学家为“律”字含义作出如此丰富的注解,为今天的学人免去太多的辛劳,不禁使人心生感激之情。这些成果,正是今人继续从事研究的起点。数十年来,甲骨文字资料的发掘和研究,正为这种继续研究提供新的营养。我们同样应该对甲骨学者们怀有深深的敬意。

   今人关于“律”字的研究仍取得一些成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吾师祝总斌先生的成果。如《律字新释》(《北京大学学报(哲)》1990年第二期)《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为律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1992年第二期)。是关于“律”字之研究的姐妹篇。先生就“律”字的本义及战国秦代“改法为律”等重大课题,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其次是吴建璠老师的《唐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外法律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和《商鞅改法为律考》(载韩延龙主编《法律史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三是武树臣等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四是同仁李力,他写了《“律”字的演变及其含义》(载张晋藩总主编、蒲坚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发掘本土的法律观:古文字资料中“礼”及“刑”“法”“律”字的法文化考察》(载韩延龙主编《法律史论集》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和《甲骨文金文所反映的法律思想》(载张国华总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一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此外,梁启超先生1904年所撰《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陈顾远先生《中国法制史概要》(台北三民书局1964年)、蔡枢衡先生《中国刑法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同窗何勤华先生《中国法学史》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以及挚友田涛先生的《国学在法学中的运用——“刑”“法”“律”的另类视角》(载曾宪义主编《法律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律”字之本义和沿革进行了论述。

   上述研究成果,无疑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帮助。综观上述成果,在深受启发之余,我仍然觉得有两个问题似乎并未说清楚:一是乐律之“律”究竟是怎样演变成法律之“律”的?二是秦国“改法为律”的社会原因究竟是什么?本人自知学力不够,但仍“知其不可而为之”。试图运用古老传说史料与甲骨文衍生途径相印证和法律样式的分析方法,对上述两个问题阐发一己之见。希望能够聊备一说,以期对千年之课题交出一份答卷。

二、甲骨文“律”字衍生的宏观路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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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1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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