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寻找最初的“律”

——对古“律”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09: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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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创制五种刑罚。并称之为法。对待敌对氏族,原先只有杀刑,恐诛及无辜,故增加四种肉刑,合为五刑,名为法。古法字写作“灋”。其中的廌即一角圣兽,亦即法官皋陶。“神兽的产生正是古代第一法官产生的时代,其巧合不是无因的。”[iii]

   法的产生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背叛古老的传统是不能不受到抵制的。黄帝趁着蚩尤部落内部分歧,大举进攻。《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命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黄帝战胜蚩尤,选少昊作蚩尤旧部的新首领。《逸周书·尝麦》:“(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命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新的更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出现了。黄帝在泰山召开部落联盟大会。《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蚩尤死了,但他的法仍活着。《龙鱼河图》:“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歿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伏。”蚩尤形象,与其说是独角兽,勿宁说就是五刑和法。然而涂画蚩尤或五刑形象的工具,盖即廌之尾。

   蚩尤虽然战败了,但因为他能征善战而被尊为战神。《周礼·春官·肆师》:“肆师之职,掌立国祀之礼。……凡四时之大甸猎,祭表貉,则为位”。郑注:“貉,师祭也,读为十百之百,于所立表之处,为师祭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因为蚩尤为战神,师祭祭蚩尤是很自然的事。肆师之肆,中有聿字,其与战鼓、军法或许暗中相联系。

   在远古社会,在岩壁上作画,在陶器上绘图的工具,盖即兽之尾或兽之毛,用它们醮颜料并涂抹之。这种生产活动或艺术创造可能与狩猎有关。普列汉诺夫曾指出:“原始狩猎者几乎总是具有独特风格的、聪明的、有时是热情的画家和雕刻家。……原始人只要一天还是猎人,他的摹仿的冲动顺便就使他成为画家和雕刻家”。[iv]《韩非子·十过》:“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上漆作画没有相应的工具是不可想象的。与此不同,以廌之尾涂抹五刑之象,是一种公布法律和秩序的政治行为,因其威力巨大,使人们经久不忘。当廌之尾成为笔的初形——聿的时候,用聿在村头街口的建筑物上涂抹五刑之象时,不正是在向人们展示律字问世的一幅最古老最原始最直观的图画吗?

   这种在固定建筑物上涂抹法令、刑罚之象的办法一直流传到后世。如《周礼·天官·大宰》:“县治象之法于象魏”。郑玄注:“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地官·大司徒》:“县教象之法于象魏”,《夏官·大司马》:“县政象之法于象魏”;《秋官·大司寇》:“县刑象之法于象魏”。象魏是诸侯国君宫前一对高的对称的建筑物。定期把形象之法令公布其上,又定期收而藏之。《左传·哀公三年》:鲁宫失火,“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可见这些有形象或文字内容的“旧章”,可以张贴悬挂或书写在象魏上面,又可以取下来收藏。

   以图画形式公布法律是古老民族常用的方法。日本著名法学家穗积陈重指出:“以图画形法规晓谕人民,是盖文字未兴或已兴而未通行于世之际,对于不识字人民,示法以紧,而警诫之之最有效方法也”;“以绘画发布,正与成文法之以文书发布者相同”。[v]

   在远古社会,除了公布重大法令之外,更为频繁的是战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到原始人战前舞蹈的习惯:“这些战士发起一个战争舞蹈,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出征队,队伍便立刻组织起来,即时出动。”47这情景有如《尚书·尧典》之“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即以石磬之音率百兽之舞。《牧誓》载:周武王右手“秉白旄以麾。”即用“白旄”指挥队伍。“在我国古代的习俗里,本来作为统帅指挥部队军事行动之用的黄钺和白旄,也就成为指挥舞蹈的用具,而战士们手中的干戈矛等,除作为武器外,也是战争舞蹈中所执的舞具。”48在这里,牦牛之尾与廌之尾的作用完全一致。

   远古战争之际,出征之前,常常誓师,公布赏罚之令。如杀敌一人,赏马一匹;逃亡者,刖其一足之类。誓师,又杀牲涂鼓,以乞神助。于是,鼓声便是军令,不可违犯。击鼓者具有至高无尚之权威。且赏罚之率,又可以用简单的图画来表现。如五刑之画象。至此,我们似乎看到了鼓槌“聿”与画筆“聿”之间神奇的暗通之处!

   试看《说文解字》对昼和画两字的解释:“晝,日之出入,与夜为界”;“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当以暮鼓晨钟之音响划分日夜之际——晝(昼)时,当以聿刻划标志以区分疆界----畫时,我们不禁为古人用鼓(聿)划分时间,又用筆(聿)划分空间的高超智慧而深深折服!

   钟鼓之声是可以记录的。《韩非子·十过》载:卫灵公“夜分,而闻鼓新声而说之,……子为我听而写之。”《淮南子·本经》:“雷震之声,可以钟鼓写也。”战鼓的鼓点儿也是可以“写”的,以此传布全军上下。写字古作寫。其中的字,上部为臼,是捣制和配制颜料的器皿,下部即廌之尾。该字表示以廌尾醮颜料书写之义。听而录之是写,读而录之也是写。古人就是靠着这种摹写的方法,把最古老的法律,从鼓音之律乃至成文法典,从中央传布至全国。

   综上所述,我们从官职、制度、器物三个方向勾画出古律字形成的轮廓。主要论点有二:一是以战鼓之音为军令,配以军功赏罚之率,最终演变成法律之律。这一过程留给我们许多遐想之处:古云“皋陶造律”。而皋陶又是战鼓之名。故皋陶之“律”即战鼓之音律,亦即军律、军令。但是,因皋陶又是法官,自然是军令的执行者和监督者。故而古人又云:“皋陶作刑”。于是,我们似乎感觉到,“皋陶造律”和“蚩尤作法”一样异曲同工,而皋陶战鼓之音与蚩尤所作“五兵”则殊途同归;二是以廌尾为筆绘画五刑之形象,此亦远古“象刑”之初义,其工具就是聿。这一过程同样留给我们许多遐思:甲骨文的舞字,写作[vi]有如一人两手各执一廌尾而舞。这也许是原始部落颁布古老“法令”的仪式。而远古社会最重大的立法活动就是蚩尤创制法(五刑)。更为奇异的是,蚩尤与皋陶都是廌的代表。于是,在口耳相传的纷繁的史影中,一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碎片神奇地嵌合在一起,而且天衣无缝。此刻,我们终于有机会透过数千年的尘雾,去直面我们的先民——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于是我们发现了战鼓之聿与画筆之聿的重迭,便是法律之律。

   [i]《古今注》,晋崔豹撰,焦杰点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ii]《苏氏演义》,唐苏鹗撰,张秉戍点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iii]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第253页。

   [iv]参见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611页。

   [v][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尊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册,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48臧克和《尚书文字校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vi]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630页,一期,粹七四四。

余论:秦国“改法为律”的本质原因

   秦国“改法为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开其先河者就是商鞅。商鞅(约公元前390—338年),少好刑名之学,又长于兵法。曾在魏作官,熟悉李悝、吴起在魏国变法的实践。秦孝公时携带《法经》入秦。公元前359年任大良造,主持秦国变法二十余载。以《法经》为依据,增连坐、垦草、分户、军爵等新令,形成秦国独特的法律。故《晋书·刑法志》谓“商君受之以相秦”,《唐律疏议》说:“商鞅传授,改法为律”。《商君书·战法》:“兵大律在谨”;《徕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秦四境之内,……不起十年征,著于律也”;[①]《算地》:“此先王之正律也”,“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商君书》多言“律”,其所谓“律”已非乐律,乃兵律、法律也。《商君书》“律”字六见,与土地相关者居其五,非偶然也。《商君书·境内》:“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以战故,暴首三日,乃校三日,将军以不疑至士大夫劳爵”,“能攻城围邑,所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皆有受赏。大奖、御、参皆赐爵三级。”这些内容,正是对《史记·商君列传》“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之“军功率”的具体描述。而“军功率”一旦涉及田宅,便自然会产生“为田律”。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前320年,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时,邹忌答淳于髡曰:“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是“法律”一词的最早记录。

   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修为田律”。“为田律”当在此前颁布,行之既久,故修订之。

   《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抄录《魏户律》律文(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魏奔命律》律文(假门逆旅,赘婿后父……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两律颁行于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52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涉及秦律律名如《田律》、《仓律》、《金布律》、《效律》等三十余种,展现了战国晚期至秦始皇时期秦律之概观。

   以上是秦“改法为律”的粗略轨迹。

关于秦国“改法为律”的原因,古代学者曾有论述。明代邱濬(1420——1495)在《大学衍义补·慎刑宪·定律令之制》中说到“改法为律”的原因:“李悝所著者,谓之法经,未以律名也。律之言昉(始)于虞书,盖度量衡受法于律,积黍以盈,无锱铢爽。凡度之长短,衡之轻重,量之多寡,莫不以此取正。律以著法,所以裁判群情,断定诸罪,亦犹六律正度量衡也。故制刑之书以律名焉。”近代思想大家梁启超指出:“盖吾国科学发达最古者莫如乐律。……书言同律度量衡,而度量衡又皆出于律。……夫度量衡自为一切形质量之标准,而律又为度量衡之标准。然则律也者,可谓一切事物之总标准也。……然则律也者,平均正确,固定不动,而可以为一切事物之标准者也。……其后展转假借,凡平均正确可为食物标准者,皆得锡以律名。《易》曰:师出以律,孔疏云,律法也。是法律通名之始也。自汉以还,而法遂以律名。”[②]老一辈法律史学者陈顾远先生在《中国法制史概要》中指出商鞅“改法为律”的三个原因:(1)借用音律之律,以示罪之轻重;(2)借用竹器之名,以竹书于简上之刑法;(3)移军法之律作刑典之称。又说:“商鞅为避免法刑用语之混杂,遂以军法之律,移刑典之称。”[③]祝总斌老师在《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为律问题》一文中总结出“改法为律”的三个原因:一是战国时期音乐的社会地位逐渐被强调,突出了“律”的地位;二是战果时期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律”的规范意义;三是“律”与“率”同义,从而促成“律”字逐渐具有法律的含义。这种着眼于社会文化的宏观视野和研究方法,读罢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指出:“律本钟鼎之声调,军队以金鼓之声及节奏指挥战斗。击鼓进军,鸣金收兵。故《易·师》曰:师出以律。律成了军令、军法的代名词。违律者必遭严惩。晋、秦居戎狄之邦,习游牧,善征讨,尚军法。故秦、赵、魏以律名其法,其所由来者上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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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1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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