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从“阶级本位、政策法”时代到“国、民本位、混合法”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09: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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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法律虚无主义”。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害,使每个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都无法忘记。

   2.“阶级本位?政策法”时代的良性遗产:重视判例的指导作用

   在“政策法”背景之下,判例曾经受到极大重视。1956年11月3日政务院在《政务院若干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中要求:“人民司法建设工作须在实践中一面澄清那些旧的反动法律的观点及其影响,一面不断总结经验,研究判例,以便中央人民政府能够逐渐制订完备的新的法律。”[3]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审判工作经验初步总结》中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整理典型案例,编成案例汇编,及时指导工作,“正确地论罪科刑”。[4]1962年3月22日,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的法制建设的情理指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5]1962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强调:“总结审判工作经验,选择案例,指导工作”;高级人民法院选定典型案例,“发给下级人民法院参考”。最高人民法院选定典型案例,“发给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比照援用”;“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政策精神,选择新的案例来代替旧的案例”。[6]在司法审判中,在没有现成法律的时候,充分发挥判例的作用,待判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把它们上升为法律。这种工作程序或方法,就是我理解的“混合法”。在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应当注意,不要把孩子同洗澡水一齐倒掉。

三、后三十年:“国、民本位混合法”时代的法律文化

   以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新的长征。中华民族经过了深刻的历史反思之后,又迈出勇敢实践的步伐,在共和国历史上又写下辉煌的三十年。就法律实践活动而言,此间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样式都还处在一种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之中。尽管它们还未最终确立并清晰无误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但是,它们作为一种未来发展的目标或趋势,可以说已经毋庸置疑了。这就是“国、民本位”和“混合法”。此间,在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理论被彻底纠正,代之以“国、民本位”的法律观;“政策法”先是被大量的成文立法所取代,进而开启了成文法与判例制度相结合的“混合法”的新的历史性尝试。

   (一)“国、民本位”法律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法律实践活动的总结精神既不是中国以往的单向的“集体本位”(家族、国家、社会),也不是西方的“个人本位”。它是双向的:既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又维护公民个人利益。这一特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塑造这一双向本位的重心,是深刻认识并切实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

   1.“国、民本位”法律观与执政党新思想携手同来

   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实现这一变革的先导,是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勇敢创新和与时俱进。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蓝图。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7]中国共产党人,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打破旧世界,挣脱铁锁链的造反精神,号召工农大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到二十一世纪初,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之际,又一次重温《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原理,并将之概括为“以人为本”,真是一个巨大的理论飞跃!

   在“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提倡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统一理论下,公民作为个体自然人的一系列权利和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且在国家政府活动中得到更为广泛的确认,在政府执行活动中逐步得以实现。比如,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不仅得到宪法的确认,还被《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所贯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当代法律观当中,“国、民本位”是最宏观、最高位的法观念。在这个观念当中,重视公民个人权利的意识则是最为重要的一翼。只有这个方面被巩固加强了,才能构成坚实的双向的“国、民本位”法律观。“国、民本位”双向法律观的巩固和发展,是三十年来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最重大的收获。可以相信,在“国、民本位”法律观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将会沿着科学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

   2.“国、民本位”法律观得到现行法律的拱卫

   在经济领域,在农村,1986年的《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乃至2007年的《物权法》,对广大农民在经营活动中的地位、权利与自由,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使农民最终从对集体组织的变相人身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自然人。在城市,1994年的《劳动法》,1999年的《合同法》,2007年的《劳动合同法》,对城市劳动者的权利作了具体的规定。在国家行政领域,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首次赋予人民“民告官”的权利。在司法领域,1997年新《刑法》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家庭生活领域,夫妻协议离婚可直接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不必经过双方所在单位的调解或证明。这不仅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权,也使个人远离了对单位的身份依附。

   在国家行政机关的日常管理中,大多数行政官员能够自觉依法办事,尊重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是,也发生了极少数违法事件。2002年8月陕西延安市发生了“夫妻在家看黄碟事件”。当事人被错误地羁押4个月后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有关责任人受到处分。2003年3月,广东发生的“孙志刚在看守所被殴致死事件”,导致实行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这些事例,对行政官员群体是一个教训,对公民现代法律意识诚然也是一个促进。在现实生活中,公民通过诉讼手段来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事情,不胜枚举。

   3.“国、民本位”法律观通过法学研究、教育和普法日渐深入人心

   法学家们和法学教育工作者通过研究和教学活动,批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倡导科学民主的法律思想,为下一代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法律观付出辛勤劳动。80年代中期,法学界经过“人治与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法治国家”等讨论,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价值有了更为清晰的共识。历时多年的全国普法工作,使亿万民众获得法律常识,知法,用法,勇敢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那种不懂法律,不懂人权,公然侵害公民正当权利的官僚习气,早已成了过街老鼠,不得人心。

   (二)“混合法”法律样式

   笔者把后三十年的法律样式概括为“混合法”,并非认为此间“混合法”已经确立。因为法律样式的转变和确立无疑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有许多思想认识上和制度安排上的大量工作需要落实。而这些工作,在今天也许尚处于“自为”的而非自觉的萌芽状态。笔者之所以用“混合法”一语,确切地讲,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既不能用“国、民本位?政策法”命名,也不能用“国、民本位?成文法”命名。而是相信“混合法”最终能够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也许十分漫长。未来的经历或许可以称之为“在勇敢创新中返回古代”。

   1.成文立法空前繁荣

   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并获得重大成果。仅1979年一年就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1979年2月)、《法院组织法》(1979年7月)、《检察院组织法》(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刑事诉讼法》(1979年7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7月)等法律。这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至1985年底,共制定法律47部,行政法规400多件,地方性法规707件。到2008年底,我国共制定颁布法律337部,行政法规750件,地方性法规13090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了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去调整,可谓“诸产得宣,皆有法式”。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2.案例指导:最高人民法院的创举

   在取得立法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冷静地看到,法制建设还不完备,许多法律仍付阙如。改革开放加快了社会生活的步伐,社会生活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使现行法律常常不适应新的形势。特别是,由于成文法自身难于克服的缺欠——既不能包揽无余,又不能随机应变,法律条文失之笼统——常常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难题。为解决这个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开创了运用案例来指导审判的新办法。

   最高人民法院采取第一个措施是定期公布典型案例。198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发布典型案例。比如,1985年第3号公报上公布了以制造贩卖有毒酒致人伤亡的案例,克服了刑法无明文规定的局限性,用判例的形式创制了“以制造贩卖有毒酒的危险方法致人伤亡罪”这个新罪名和量刑标准。从1985年始至2008年底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共发布典型案例718件。第二个措施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审判庭选编出版《案例评析》、《案例解析》之类的出版物,发给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学习参考。最高人民法院的举措开辟了用判例指导司法审判的新途径,受到整个法律界(司法界和法学界)的普遍欢迎。典型案例的实际指导作用是巨大的。它克服了法无明文规定之缺欠,完成了法定局部再生;它使法的笼统术语变得具体而明晰,可以操作;它还为将来的成文立法奠定了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有毒酒致人伤亡案”、“劫持飞机案”等案例,都被1997年修订刑法时所吸收,就是证明。站在中国法律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是继我国数千年之正宗,承上世纪六十年代之余绪的光荣伟业。

   3.判例研究与教学蔚为风气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定期公布典型案例一事,给法律界带来新鲜空气。一方面,我们的法官们在讨论案件之际,在思考相关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参考以往的判例。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判例制度的复兴与完善投入了持久的热情。据不完全统计,自1986年开始,至2003年2月,法学界共发表关于借鉴判例制度的论文(不含著作)共134篇。[8]在教学和学术研究生活中,法学家和教师普遍注意用具体的案例来注释法条之所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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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0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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