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从“阶级本位、政策法”时代到“国、民本位、混合法”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09: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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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树臣 (进入专栏)  
以法律为次要的行为准则;当法律与政策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则完全依政策办事;在执法的过程中还要参照一系列政策。由于政策是党的领导机关所创制的,又是靠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来施行的,因此,在实践中形成了“人”的作用高于“法”的普遍见解。

   1.“政策法”的理论支柱:“政策优于法律”

   “政策法”的理论支柱包括以下几个论点:

   第一,“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策的表现”。一般认为,政策是党制定的,它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法律是无产阶级意志的体现,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事实上总是先有政策,才可能有法律。因为法律不过是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法律的价值在于实现政策。法律的实现、法律的变更、法律的修改等等,也都是为着体现党的政策;

   第二,“政策的社会职能高于法律”。党的政策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首先,政策的原则性强,适用范围广。在社会生活中,总有不少领域是法律未曾调节的,但是,几乎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都有相应的政策来加以调节;其次,政策是机动灵活的,随时可以制定、修改,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活,法律则不能自行变化以适应新的形势;

   第三,“法律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社会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的事业,要靠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高涨饱满的热情和首创精神。特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一切都在摸索,都在实践与总结。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此间,不可能制定相应的法律,因为法律的制定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需要长期的试点、总结、讨论。如果急于制定法律,这种法律就免不了会束缚人民群众的手脚,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2.“政策法”的表现形式:法律政策?法律文件

   “政策法”在表现形式上是法律政策以及与法律政策相配套的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决定、通知、批复、解释、判例等法律文件。

   (1)法律政策

   所谓法律政策是指导国家立法、司法活动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尺度。它既不同于国家的其他政策,又比法律具体条文抽象而富有弹性。法律政策分为一般性法律政策和具体法律政策。前者指国家立法、司法活动都要遵循的原则,后者指司法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又分刑事法律政策和民事法律政策。

   一般性法律政策,如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所宣布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具有比一般法律、法令更高的法律地位。这是一条最重要的法律政策。又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重证据、不轻信口供,重调查研究,不偏听偏信”;“既要合法,又要提高效率”,等等。

   刑事法律政策,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历史问题从宽,现行问题从严”;“罪刑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少捕、少杀、少管”,“可杀不可杀的,一律不杀”,“惩罚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等等。

   民事法律政策,如:“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首先保护国家与集体的利益。同时也要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自留地纠纷,应当根据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的精神处理”;处理房屋纠纷,“首先注意保护国家、集体所有的房屋不受侵犯;保护依法属于公民个人所有的房屋不受侵犯”;“对于房屋租赁纠纷,应本着既保证房主所有权,又保障房客有房可住的原则处理”;处理婚姻家庭纠纷,“必须坚持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保持妇女和儿童的合法利益、尊老爱幼的基本原则,强调巩固和改善婚姻家庭关系,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本着有利团结、生产和进步的精神,处理具体案件”,等等。

   (2)与法律政策配套的法律文件

   为了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曾制订了大量的法律文件,包括法律、法令、条例、解释、决议、通知等等。

   ①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制定了数量有限的法律,如宪法、工会法、土地改革法、选举法、婚姻法、兵役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等。

   ②条例。条例的比重很大,如:惩治反革命条例,劳动改造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逮捕拘留条例、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等等。

   ③通知、批复。国家司法机关在审判过程中对一些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做了大量的法律解释工作,产生了相应的法律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对少年儿童一般犯罪不予逮捕判刑的联合通知》(1960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满16周岁的强奸犯应否负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关于处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中几个问题的批复》,等等。

   ④判例。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曾经注意用判例的形式来指导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曾经选编了一些典型的案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批准后,下发各级人民法院比照援用。

   3.“政策法”的运行状态:最佳状态?次佳状态?不佳状态

   “政策法”在实际运行中,在不同的法律实践领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区分这些状态的标准是:法律政策与其他法律文件(法律、法规、条例、司法解释文件、判例等)是否成龙配套,是否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环。

   (1)最佳运行状态:全配套系统

   “政策法”的最佳运行状态,即法律政策与其他法律文件整体配套。即,当法律政策确定之后,在一定的时期内较快地变成了法律、法规、条例等比较详细而稳定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很可能还有种种漏洞和不足之处,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种种问题。当这些问题一经出现,最高司法机关便立即作出反应,用司法解释的渠道弥补遗缺,纠正偏向;有了法律政策、法律规范、法律解释文件,可以大幅度地统一全国的司法,避免出现大的失误。但是,由于上述一般来说总是抽象性的原则性的文字,不可能十分详尽、明确、包罗无遗。而且由于各地区具体情况有差别,司法人员主观见解和思想方法也不尽一致,这就给司法的质量带来问题,当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最高司法机关便立即着手审查和选编判例,发给各级人民法院,以保证司法质量和司法统一。经过一定时期的司法实践,又会发现新问题,促使产生新的法律政策。这样,法律政策、法律规范、判例三者互为始终、相辅相成、运行畅通,是“政策法”的最佳运行状态。

   (2)次佳运行状态:准配套系统

   “政策法”的次佳运行状态,即法律政策与其他法律文件局部配套而非全部配套。这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法律政策与法律规范(包括司法解释文件)配套;二是法律政策与判例配套。两种情况分别存在于不同的法律实践领域。比如前者表现于刑事法律部门,后者表现于民事法律部门。两种基本上并行不悖,但在微观上又有某些交叉。上述两种状态虽然可以较长时间地维持下去,但各自包含着一些弊病。比如,前者往往由于法律政策和法律规范过于抽象和富于弹性,而造成司法不平衡;后者常常因为判例繁多而莫衷一是。因此,这种运行状态是次佳的。

   (3)不佳运行状态:不配套系统

   “政策法”的不佳运行状态,即法律政策与其他法律文件不配套。这表现在,当法律政策确定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既没有通过立法渠道及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条例,也没有通过司法渠道形成判例法体系。这就使国家的司法活动仅仅以十分抽象、笼统的法律政策、法律原则、法律精神作依据,从而给法官的个人主观因素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加之司法人员政治、业务素质差别较大,不可避免地造成司法混乱。这种法律实践状态实际上使法律实践完全处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政治中心工作的绝对支配之下,而政策和政治中心工作又是经常变动的,又常常受到领导人个人言论、讲话以及舆论的影响。这就使按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办事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在这种状态下,国家法制是难于健全起来的。

   4.“政策法”的两个发展趋势:人治趋势?法治趋势

   “政策法”包含着两个内在的发展趋势:一个是“法治”趋势,另一个是“人治”趋势。这两个趋势是相互对立的。当前者占主导地位,国家的法制就会迅速发展、成熟;相反,当后者占统治地位,国家的法制就会一蹶不振、长期徘徊,甚至走向绝境。

   (1)“政策法”的“法冶”趋势

   “政策法”是一种不稳定的欠完善的法律实践状态。但它具有一种“法治”的内在趋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政策的法律化,即在法律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和颁行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条例等稳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从而完成国家法律政策的标准化、成文化、规范化和具体化,使法律政策从具体的法律实践活动中超脱出来,居于宏观指导者的位置。

   另一种“法治”趋势就是“判例法”的形成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策法”为“判例法”预备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在法律政策未能经过国家立法渠道及时变成法律、法规、条例时,真正指导法官进行审判活动的,莫过于判例了。判例成为法律的重要渊源,“判例法”以一种法律样式促进“法治”的发展。

   在“政策法”时代,“判例法”曾获得过长足发展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判例法”体系终究未能确立起来,这恐怕同人们偏爱“成文法”的传统心理有关。

   (2)“政策法”的“人治”趋势

   “政策法”作为一种不稳定的法律实践状态,又含有一种“非法治”的内在倾向,姑且称其为“人治”倾向。这种“人治”倾向主要表现在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

   在立法方面,由于片面强调政策的优势地位和实际价值,把法律、法规、条例视为政策的助手。这样,一方面忽视了立法的意义,使一系列重要的基本的法律、法规、条例等法律文件迟迟没有制定出来;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用新的政策去废止、搁置、修正、改变现行法律规范,大大降低人们对法律的信赖程度。

   在司法方面,由于成文法律、法规、条例等法律规范的欠缺,使司法审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案例的审理不得不经过逐级请示、讨论的渠道,以期避免偏差。在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差别较大,各地司法人员业务素质不尽一致的复杂情况下,只靠政策和“人”的作用来达到司法统一和审判高质量,是很难想象的。

   “政策法”的“法治”与“人治”趋势是互相对立的因素。“法治”因素以法律的最高权威性、相对稳定性、广泛适用性和严肃性、准确性、公开性等,有力地制约着“人治”因素;同样,“人治”因素也以政策的最高权威性、广泛适用性、机动灵活性,无情地抑制着“法治”因素的成长和发展。中国法律实践活动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法”内部“法治”与“人治”因素的力量对比。于是,“政策法”始终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结局。但是,很不幸,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人治”因素逐渐发展并且支配一切,中华民族便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中。而这场劫难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并迎来了法律文化建设的崭新时代。

   (三)“阶级本位?政策法”时代的历史遗产

   1.“阶级本位?政策法”时代的劣性遗产:“法律虚无主义”

“阶级本位?政策法”时代以突出政治、集中管理、轻视法制、忽视公民个人权利为主要特征。“阶级本位”的法律观和“政策法”样式共同酿造了一杯苦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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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0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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