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秦“改法为律”原因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09: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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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树臣 (进入专栏)  

   【摘要】文章在对秦国商鞅“改法为律”的真实性提出肯定性意见的同时,从社会文化特别是法律样式的角度,对秦“改法为律”的原因进行新的探讨。作者认为,从三代的“以刑统例”到战国的“以法统令”,再到秦国的“以律统刑”,反映了先秦法律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秦律为中国古代成文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后世的法律样式均可以从秦律那里找到最初的模型。

   【关键词】法律样式;改法为律;以刑统例;以法统令;以律统刑

   秦国“改法为律”是秦国也是我国法律史上的重大事件。三代(夏商周)法律多以“刑”为名。战国以后,各诸侯国又多以“法”为名。秦国则“改法为律”,独以“律”名。后世历朝大体相沿而未改。关于秦国“改法为律”的原因,学界曾多有评议。本文试从多角度特别是“法律样式”的角度探讨之。

一、关于秦“改法为律”及其与商鞅的关系

   在讨论秦国“改法为律”的原因之前,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秦国的“改法为律”及其与商鞅的关系问题。因此,我想在进入主题之前,先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两千年来,历史文献当中关于战国时秦国商鞅据《法经》“改法为律”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四处:一是北齐魏收撰《魏书·刑罚志》:“逮于战国,竟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诛,连相坐之法”。二是唐司空房玄龄、褚遂良等奉诏集体编辑的《晋书·刑法志》:“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1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三是唐太尉长孙无忌、刑部尚书唐临等奉诏集体编辑的《唐律疏议》:“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第四是唐首辅大臣奉诏集体编辑的《唐六典》:“魏文侯师李悝,集诸国刑书,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之,改法为律,以相秦。”

   可见,商鞅“改法为律”之说最早即源于《唐律疏议》。《唐律疏议》代表了我国古代立法、司法解释和法律编纂艺术的最高水准。它能够在短短两年之内顺利完成,除了具有朝廷重要职官奉诏编修的政治权威和具有专业人士集体合作的智能优势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就是当时存在着大量可资借鉴的官方文献和民间私家著述,其中包括历代相传的私人律学著述和私人收藏的法律史资料。应当注意,我国历来就有官方和民间收藏整理研究各类文献的传统。比如《左传·定公四年》载,春秋时卫国大夫子鱼在追述周初封建时的情况,罗列描述鲁、晋等诸侯国所分得的田土疆域、殷民六族七族姓氏、礼器、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等等,如数家珍。能够如此详细叙述一千余年前的事件,没有可靠文献是很难想象的。又如《墨子·明鬼》叙述齐地用神羊裁判的故事,并说此事“著在齐之《春秋》”。这种传统远非秦火所能灭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官修正史不过是在某种思想原则指导下,在对大量史料进行筛选编排基础上加工润色而已。正如长孙无忌在给皇帝所上《进律疏表》所谓:“摭金匮之故事,采石室之逸书,捐披凝脂,敦兹简要,网罗训诰,研核丘坟,撰律疏三十卷,笔削已了。实三典之隐括,信百代之准绳。铭之景钟,将二仪而并久;布之象魏,与七曜而长悬。”[1]于是,我们可以相信,官修正史并不是编修者个人的即兴创造,其所撰文字必合于官方见解、主流通论,其所引典故遗训必有翔实之本,而绝非街谈巷议、村野小说者也。如果草率从事,必为时人所诟病,其后果自然是很严重的。

   根据上述记载,老一辈中国法史学者们认为,以律名法典者始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其创始者即商鞅之变法和“改法为律”。[2]这就是肯定商鞅“改法为律”的所谓通说。当代的中国法史学者也大都持此通说。[3]但是,也有一种否定的观点认为,以律名法典者始于西汉。[4]还有一种近似“消极”“保守”的观点认为,商鞅“改法为律”说“并无确证”,“信否难征”,当存而不论。[5]在新的资料出土之前,争论商鞅是否“改法为律”的问题没有实质意义,一切否定史料记载的论断都言之过早。[6]20世纪30年代以降,陆续出现质疑商鞅“改法为律”说的意见。理由是对商鞅“改法为律”的记载只出现在商鞅变法后千年的唐代,而更权威的历史文献对此事件均无记载。虽然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证实了秦法经和秦律的存在,从逻辑上为商鞅“改法为律”提供了间接证据。但是,质疑的意见并没有停止。比如,江必新先生认为,商鞅“改法为律”不符合历史事实,秦“改法为律”当在商鞅死后、秦统一六国之际。理由是:据《晋书·刑法志》,在商鞅相秦之前已有律之名;《商君书》及秦汉史籍未见“改法为律”痕迹;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虽以律名法,但不能成为商鞅“改法为律”的佐证。[7]祝总斌先生提出,与商鞅同时代及保存商鞅变法的可靠史料中均找不到法律意义的律字,在这之前的文献中,律只作音律、效法、约束、纪律解,法律之律应始于公元前260年左右,即比魏《户律》、《奔明律》(约于公元前252年制定)的年代略早,不但商鞅“改法为律”为不可能,同时代的各诸侯国也未曾发生“改法为律”之事。[8]对此,吴建璠先生撰文予以回应。他认为,《唐律疏议》是唐王朝官修专著,其所言法律渊源必有所本,不能轻易否定,有关文献未曾记载,不能断言该事实不存在。在商鞅之前,律即有军法、纪律之义,商鞅借律来表述成文法,顺理成章,云梦秦简中有的律文可把法律之律推溯到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9]

   当年在秦国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变法和“改法为律”,竟然不见于其他记载,此诚可疑者。当年,我们读过某些描写秦律的词句,如“繁如秋荼,密如凝脂”,“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之类,也许并不以为然。但是,直到1975年《睡虎地秦墓竹简》问世以后,方知此言不谬。因此,换一个方式来想一想,也许是因为“改法为律”活动发生在偏远落后的被“夷狄遇之”的秦国,很容易被当时先进的东方六国的主流社会所鄙夷忽视;也许是因为秦王朝以严刑酷罚之暴政而招致短祚,后世学人对秦的历史故事刻意回避或不屑于议论;也许是因为“改法为律”是一项“专业”活动,故除了极少数对法律刑政有偏爱者,比如像历代刑官法曹,还有像撰写《晋书·刑法志》和《唐律疏议》的特殊作者们偶尔提及之外,一般文人墨客终身潜心儒家经典以学干禄犹恐不逮,何暇他顾尔;而民间世传的刑政法狱诉讼之私人著述等,连正常传播都有诸多不便,更鲜有机遇挤人圣贤著述之林。凡此等等,皆不足怪也。

   秦国“改法为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法为律”的“法”,盖指李悝在整理诸国法律实践成果基础上编纂的《法经》;“改法为律”的“律”即指秦律。尽管学界对《法经》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改法为律”是否始自商鞅,尚存争议,但否定的意见至今仍提不出可靠的证据。秦国“改法为律”,是将异国之《法经》与秦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长期立法司法实践的产物。秦国“改法为律”的开先河者即商鞅。“在商鞅改法为律之前,律字已经具有军纪、军令的含义,在军队里广泛使用。”律作为法律、法令的意义出现,至晚不迟于商代,它肇始于战争中的军律,而军律来源于音律。[10]秦国“改法为律”则是将军纪、军令之律的法律形式拓展到国家法律的各个领域。即所谓“以军法之律,移刑典之称。”[11]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在战争年月,军纪、军令之律具有极大权威,容易统一全体臣民的言论行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律具有其他法律样式所不具备的“诸项合一”的优点。

   商鞅(约公元前390-338年)少好刑名之学,又长于兵法,曾在魏为官,熟悉李悝、吴起在魏国变法的实践,秦孝公时携带《法经》人秦,公元前359年任大良造,主持秦国变法二十余载。他以《法经》为依据,增连坐、垦草、分户、军爵等新令,形成秦国独特的法律样式。今版《商君书》中“律”字凡五见:《战法》:“兵大律在谨”;《徕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秦四境之内,……不起十年征,著于律也”;[12]《算地》:“此先王之正律也”,“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仅从《商君书》之…律来看,其已非乐律,乃兼指兵律、法律。这与其它同时代著述之律盖指乐律者不同。此五处之“律”,其一为兵律,其余均为与土地相关之法律,既反映了商鞅变法以《垦草令》为起点,以与土地相关之法律为终点的历史痕迹,更反映了兵律之律与乐律之律并行,最终向法律之律过渡的轨迹。《商君书·境内》:“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以战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将军以不疑至士大夫劳爵”;“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这些内容也许正是对《史记·商君列传》“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之“军功率”的具体描述。在连绵不绝的战争年月,军律具有极大权威,它多以战前誓命为形式,鼓舞约束将官战士,它规定着庆赏诛罚的条件,有时还通过审判以定功过。军律施行的必然结果,是不断进行普遍的身份、财产、权利的再分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在特殊的时期和特殊的国度,军律差不多就等于国家法律了。古人也许远远不会像今天的学者这样在到底是军律之律还是法律之律的概念上纠缠不休。戏剧排练早已就绪,只等开场锣鼓了。这个开场锣鼓就是商鞅主持的变法。商鞅在变法成功之际死去,他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就是秦律。

   既然《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大量律名律文是秦律存在的铁证,那么,完全可以通过秦墓竹简的内容对商鞅“改法为律”的大概时间作出推测。《睡虎地秦墓竹简》律文涉及地方行政机构及官吏,绝大部分称“县”、“令”、“丞”,未见“丞相”之名。据《史记·商君列传》与《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公元前381-338年)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始“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县三十一;”《史记·秦本纪》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初置丞相”。“这些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土秦律在颇大程度上保留了商鞅秦律的内容。”[13]而且,据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出土的战国秦墓木牍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王命丞相“修《为田律》”。《为田律》当在此前制定颁布,行之既久,故修订之。[14]这是秦律存在的最早的可靠记载。那么,秦律出现的年份是否与商鞅主持变法的时间(公元前359-338年)大体一致呢?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答问》引律文“公祠未阕,盗其具,当赀以下耐为隶臣。……以律论;”“可谓盗埱圭?王室祠,貍其具,是谓圭”。下面的解释则把“公祠”改为“王室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在《法律答问》的“说明”中指出:“《法律答问》所引用的某些律文的形成年代是很早的。例如律文说公祠,解释的部分则说王室祠。看来律文应形成于秦称王以前,很可能是商鞅时期制定的原文。”[15]据此,吴建璠先生指出:“研究秦简的学者认为,律本文是在秦称王前制定的,故称公祠,解释则作于种王之后,故改称王室祠。我们知道,秦孝公之子惠文王(公元前356-311年)于公元前324年称王,这条律文的制定时间不应晚于此年,也可能是秦孝公在位时制定的。”[16]秦惠文王称王的年代与商鞅任大良造的公元前359年之间相隔了35年,与商鞅被车裂的公元前338年只相隔14年。由此是否可以推断,秦“改法为律”活动即施行于商鞅变法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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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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