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秋轶:周晓虹:变迁时代的社会学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7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00:45

进入专题: 周晓虹   社会学家  

郑秋轶  

2015年5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十周年庆典期间,举办了一个“学术伉俪”系列讲座,周晓虹和夫人朱虹是其中一对嘉宾——周晓虹是社会学教授,朱虹是商学教授,两人都是南大名师。

主持人要他们评价彼此的微信。朱虹说,周老师的微信千万不要加,他一两个月才发一条,还是讲工作,又不给人点赞。朱虹的微信则打理得很好,内容丰富,粉丝众多。周晓虹承认,朱虹的微信写得好,但他认为,不印出来的文字都是白写。

周晓虹和朱虹的学术领域有一些交集,比如,消费主义。周晓虹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就谈到了在消费社会,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这本书,从萌发灵感到完成,用了25年。

周晓虹调侃道,如果让讲究效率的商学院教授来写的话,可能只要2.5个月。但他认为很值,“从1988年到今天,这么长的时间,才使议题的讨论有了更宽广的论域。用25年邂逅一个宏大的事件,非常有意义。”

文化反哺,是周晓虹1988年提出的概念,指在急速变迁时代,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现象。这个词近年逐渐从学术界走向大众。2010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题目就和文化反哺有关。

计算机是父母人生的“滑铁卢”

1985年,周晓虹的父亲领了一笔离休金,给了他200元,让拿去买衣服,但不能买西装。在父亲脑子里,西装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周晓虹当时还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愉快地接受了“投资人”的意见。

3年后,1988年大年初一,父亲拿出一套西装,让周晓虹教他打领带。“当时我就震惊了。父亲也穿西装?作为权威的父亲,也有向我请教的时候?”

他立即嗅到一些变化,这成为文化反哺概念的初起。这一年,周晓虹写了《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个问题。

1998年,周晓虹在专心研究长三角农村,以及“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嬗变”。一天,他听到一位美学教授跟人谈电脑,落至下风,使出撒手锏:不对,我儿子说……周晓虹像触电一样,立即问旁人,听到没,他在说什么?

这句话给了周晓虹“社会学的想象力”。他意识到,文化和知识的来源、判断对错的标准,开始从老一代转到年轻一代手上。“《文化反哺》这本书的副标题,‘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为什么是革命?因为两代人的关系颠倒过来了。”

他开始作一些案例研究,在南京选择了7户家庭,在北京的“浙江村”选择了2户家庭,作田野调查。此时,人们对“文化反哺”的概念还持“谨慎肯定”的态度。但调查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父母向孩子学习是十分普遍的现象,“高知”父母也不例外。

周晓虹相信:“文化反哺”这个概念是成立的。

此后十多年,他继续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重庆5个城市作了100多个家庭的调查访谈,从食品、器物、行为方式、价值观等各方面,对文化反哺现象作了解读与分析。

在他看来,计算机是父母人生的“滑铁卢”,原来“无所不能”的父母在计算机面前败下阵来。手机,也体现了代际沟通的主导权从上一代转移到下一代。

文化反哺是当今中国独有的吗?周晓虹认为,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经历了30年的封闭、停滞后,突然剧烈转型,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年长一代从“至尊”到 “落伍”的过程几乎是瞬时性的,因变迁导致的中国社会两代人的差异之大,绝无仅有。

《文化反哺》写到三分之二,周晓虹被查出患了“肾癌”。他做好了一切准备,手术前一天检查,却被通知没有问题了。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他在书里写了一段煽情的话:“爸爸,对得起你了,因为当年父子互动溅起的一朵浪花,现在已汇成为一条大河。”

为一个群体画像

上世纪90年代初,周晓虹注意到,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本以一个特定群体趣味为定位的《时尚》杂志,倡导他们“消费、消费、再消费”。而当时,在大多数人头脑中,过度或超前消费仍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2001年,周晓虹开始关注这个在国外被称作“中产阶级”的群体。

2005年,他在京沪穗宁汉5个城市作调查,试图为中国的这个对应群体画像:月收入5000元,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他认为,在这5个城市,有12%的人达到这个标准。

调查结果发布后,引起一片质疑。上海的一名白领把每一笔收支晒到网上:月入7000元,除掉开销,每月只剩下200元。他质问周晓虹:我也算“中产”吗?

曾有媒体报道称,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一份抽样调查显示,6万元至50万元是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标准。而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随即明确表示,国家统计局未公布过这一数据,在正规的统计口径中也没有“中产阶层收入”这一项目。

周晓虹不解:无论称“中产阶级”还是“中产阶层”,“改革开放30年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中国存在这个群体持怀疑态度?”

有一年他去印度开会,在德里的一家三星级饭店跟大堂经理闲聊,问他是不是中产阶级。月收入相当于人民币1000多元的大堂经理自信地说,of course。下一句话差点让周晓虹惊掉下巴:我们印度是中产国家。

2005年,印度就号称有7亿中产阶级。为什么两国的认识有那么大偏差?周晓虹想了很久,发现可能源于对“middle class”这一词的误读。

一方面,中文中的“阶级”“阶层”都可以对应class一词,但似乎因易引发某些特殊联想而被刻意回避;另一方面,“中国人一向很注意‘产’,重视财产多寡,而忽视了现代中产阶级或者说新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

“我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中产社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但目前还只是一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

周晓虹注意到,在官方文件中,已多次出现了这样的表述——“中等收入者”。而自中共十六大以来,高层已经多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学者解读,这表明高层将着力打造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让中等收入者成为占社会人口最大的群体。

“爱谁的钱”

周晓虹曾下乡插队两年,在农村时,他写过小说、诗歌。1977年,恢复高考,周晓虹考取了南京医学院医学系。“那时候傻乎乎的,觉得文学家都从医生出来的,郭沫若、鲁迅,所以就想干脆学医吧。”

年纪稍大,理性渐长,发现当年写的小说就像调查报告,不能卒读。于是放下小说,研究起社会学。“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举,再说我一看那时领头的又是费孝通先生,我就考过去,改变了自己的道路。”

90年代,高校教师纷纷下海。周晓虹受“先富起来”的同事邀请,到海南旅游。十几辆豪华轿车一字排开,朋友让周晓虹随便挑。半路上,有人端着冲锋枪跳出来,朋友说别怕,是例行检查。当天,海口一家银行被抢走50万元,打死两人,下了车,朋友拿出大哥大,大摇大摆地走到饭店门口,两排女服务员齐刷刷地鞠躬,说“请”。朋友说,看到了吗?这就是金钱的力量。

那时,周晓虹的月薪是150元,朋友月薪是5000元。朋友说干脆别回去了。周晓虹还是回去了。

1992年,周晓虹给仪征化纤写了一句广告语:“仪征化纤,与世界共经纬。”得到一万元报酬。后来那句广告语出现在各地的机场码头。

当老师既能维持兴趣,还能挣点外快,过得比较宽裕。朋友的飞黄腾达,没有给他太多刺激。

有一次,在央视录节目,崔永元问周晓虹,你爱不爱钱?“说爱钱,像商学院教授;说不爱,像伦理学教授。”周晓虹反问崔永元,“爱谁的钱?”

“其实商人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跟他们一样,只是角色不同,我在课堂上的满足感也很强。”他说。

《文化反哺》出版后,得稿费4万元。朱虹说,世上最美的事情和金钱没有关系。她对这个研究一直很支持。“我们的价值观很契合,要不然就会一天到晚抱怨,唉呀,25年才挣4万块!”

文化反哺与孝道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代际成为一个问题,是工业社会的结果,为什么?

周晓虹:工业革命以前,整个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年轻一代的社会化是在老一代的控制下进行的,换言之,代际间的关系是连续的。

20 世纪上半叶开始,欧美和亚洲许多国家都陆续遭遇代际问题。比如美国,大都市破坏了部落文化,市民自由取代了地方忠诚,理性组织取代了神圣秩序。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出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对峙。社会学家把处于冲突中的新一代人叫做“边际人”。

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生长始于1840 年。在中国社会深入转型时,文化认同危机产生了,这开始影响到代际关系。在现代文学中,有很多描写两代人“揖别”的作品,比如巴金的《家》,展示了19 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绵延不断的代际间矛盾和冲突。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反哺对传统的孝悌观念有什么影响?

周晓虹:“五四”以来,文化冲突的火花,第一朵里就有“非孝”。这不是偶然的。文化的绵延靠世代的传递,因此亲子关系被加上了种种牵连。但文化不只是绵延,还有变化,于是牵连又得用血泪来丝丝切断。

全球化过程中,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年轻一代能更好地了解全球化的规则和未来。在中国社会彻底迈向工业社会之前,亲子之间就会不断上演“丝丝切断”的情感正剧。

文化反哺,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使得双亲常常会遇到来自子女的反叛和挑战,冲击了“孝道”;但另一方面,也具有逾越代沟、维系亲情的价值。

《瞭望东方周刊》:父辈接受麦当劳、微信相对容易,但对于一些深层的价值观念,能否“反哺”到他们?

周晓虹:从我们的研究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在访谈中,子女大都认为在价值观方面影响父母很难,父母也认为孩子一般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孩子的影响会触及父母的“灵魂深处”,尤其在审美和生活情趣上。

关注中国体验

《瞭望东方周刊》:你倡导研究“中国体验”,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当下中国最大的体验是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心态有什么影响?

周晓虹:“中国体验”是中国社会这30 年急速变迁、转型的结果。它与宏观的“中国经验”相对,即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心态的微观嬗变。中国体验与中国经验作为这场大变迁的一体两面,赋予这个时代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200年前,欧洲经历的社会转型跟中国不同。首先,他们的现代化是原生的,在物质丰裕的过程中,没有赶的心态。第二,变迁规模不同。欧洲、美国、日本涉及的人口分别是3亿、3亿、1亿,中国是13亿。因此,中国社会失衡大一点。

2009年,我访问哈佛大学,离上一次来访正好10年。10年,一点变化都没有,无比宁静。对中国来说,一天没有变化,就没有奔头,就会慌张、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和美国的差异,是一个后现代国家和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又无比渴慕现代化的国家之间的差异。

《瞭望东方周刊》:当前网络语言成为热词,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周晓虹:新词是社会变动的产物,但有一些词是从很下流的话转译过来的,应该净化。这些词的流行,是“社会痞化”的表现,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跟今天的中国一模一样。

过去,模仿都是下层阶级模仿上层阶级。在美国,到了上世纪60年代,社会公平诉求增强,黑人运动、青年运动高涨,原先处于劣势的阶层地位上升,他们的价值观、语言行为受到关注。比如牛仔裤,从街头烂仔腿上一步步套到大学教授腿上,最后套到总统腿上。这种底层文化上升的现象未必是坏事,也可能是社会平等化、民主化的一个趋势。


    进入专题: 周晓虹   社会学家  

本文责编:chenhaoch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爱思想综合 > 学人风范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983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瞭望东方周刊,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