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自由主义儒家何以可能

——浙江大学2015年5月20日讲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7 次 更新时间:2015-06-27 23:05:55

进入专题: 自由主义   儒家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我们今天依然面临这样一个应该思考清楚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现代新儒家,像徐复观、张君劢,还有很多人,甚至包括牟宗三,他们讲“内圣开出新外王”,“外王”就是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这个表达其实还是不准确的,“民主”是一种工具性的制度安排而已;其实是人权的问题,自由的问题。陈独秀当年发表《新青年》的发刊词,讲的就是“人权”问题。[12] 自由主义儒家或者自由主义儒学,其实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它已经是一种现实了,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事实了,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自由主义儒家“何以”可能呢?一般人脑子里想到“儒家”或者“儒学”的时候,就会想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按这种想法,那现代新儒家还算不算儒家呢?然而大家公认,他们确实就是儒家。所以,一般人脑子里的那个“儒学”,其实不是儒学的全部。
  所以,下面我想着重讲两个方面,以回答我的题目“自由主义儒家何以可能”的问题:一个方面,我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讲,这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再讲儒家是怎样看待这种历史发展问题的。我想说的是:我所讲的“儒学”,不是一般人脑子里的那种“儒学”。这也是我这些年在做的工作。
  四
  我先讲第一个大问题,我们反思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当然,我们今天不会再这样看待中国的历史了,也就是你们从教科书里面学到的看法:曾经是原始社会,后来发展到奴隶社会,之后是封建社会,再后来应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提前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下一步就是共产主义了。这么一套历史框架,现在学界一般不这样谈问题了,因为它完全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举个例子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就是很荒诞的说法,只不过是把西方那套东西硬搬过来。我们的封建社会是在秦始皇之前,那才叫做“封建”;秦始皇之后就不是“封建”社会了。西方确实是这样的:他们在建构现代性国家之前的中世纪,那确实是封建状态,例如德国,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前就是封建状态。但这不是中国的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中国社会?需要重新建立一套历史哲学。我有我自己的一套对于中国历史的解读,那不是瞎说的,是讲道理的,旁征博引,注重历史事实。简单来讲,中国的历史,除了有文献记载之前的那个更早的时期我们不清楚以外,我们能弄明白的历史,其实是三个历史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其实还没到来,我们正在努力;或者说我们是否在往这个方向走也还不知道,这就是所谓“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夏、商、周的时代,我把它叫做“王权时代”。那是真正的“封建”时代。封建时代的标志是很多的,比如说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13],那就是土地公有制。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转型,就是土地私有化,出现了所谓的“地主”。从两千年前秦始皇建立秦朝,一直到共和国建立之前,土地是私有的,才有所谓的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我们现在到底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曾经搞过大而全的公有制,结果事实证明是失败的。于是我们修修补补地引进了部分的私有制、部分的市场化,现在叫做“混合经济”。混合经济走到今天,我们的GDP不断下降,从14%降到7%,还不一定保得住,于是我们走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办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另论。
  从秦始皇一直到明清时期,我把它叫做“皇权时代”。这是专制主义的时代,就是中华帝国。我们作为中国人,其实最值得骄傲的,反倒是我们作为帝国的臣民的时候,那才是最强大、最文明、最繁荣的国度。至于中华帝国的历史内部怎么划分,今天可能没机会谈这个问题了,我有一篇文章谈过这个问题。[14]
  接下来是“民权时代”。民权时代在哪里?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本人相信,这是我们的“走向未来”。
  这三大时代中间,有两个转型时期。第一个转型时期,我们知道,是中国第一次社会大转型,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这次转型的,就是中国第一次观念大转型,才出现了“诸子百家”、“百家争鸣”,这就是中国的“轴心期”。现在你我身处其中的,是第二次社会大转型,有人把它叫做“新轴心期”。我们现在是新一轮的百家争鸣,这已经有一两百年了,还是没有一个结果,但总归会有一个结果的。
  那么,社会转型是如何发生的?我简单讲一下我的基本的历史哲学的观念: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导致了社会形态的转型;社会形态的转型,导致了社会主体的转型;社会主体的转型,导致了整个制度安排的转型。
  我们的第一个时代——王权时代,它的制度安排是宗法制度。你们读过“四书”之一的《大学》吧?《大学》的逻辑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逻辑就是说:要把天下搞定,首先得把国家治理好;要把国家治理好,首先得把家治好;家搞得好不好,取决于你这个人的修养怎么样。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你把人做好了,就能把家搞好;家搞好了,国家就能搞好;国家搞好了,天下就搞定了。我最近作了一个报告,专门讲这个问题:《大学》这个逻辑在今天还成立吗?在什么意义上不能成立,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成立?比如我,黄玉顺这个人,我把修身搞好,这我可以经过努力做到;然后我的家就能治好了吗?好像还可以。我把家治好了,就能把中国搞好了吗?我就是总理恐怕也搞不好。我把中国治理好了,世界就搞定了吗?我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恐怕也搞不好。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大学》这个逻辑是如何能够成立的?
  其实很简单,你看看西周嘛,就是所谓的“家国天下同构”。天下就是他们姓姬的大宗族的血缘系统,就是一个宗法大家庭。所谓“治国”是“平天下”的前提,这个“国”首先是周国,天下之大宗,然后是其他诸侯国,但都是姬姓王族,其实就是他们姬姓的宗族大家庭。所以《大学》这个逻辑在当时是成立的。[15]
  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个宗族制的系统被打破了,因为生活方式变了,所以整个礼法制度也要变;变的方向,就是通过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而走向政治大一统。你不去争,就只能被别人灭掉。为什么从儒家内部发展出了荀子,又从荀子发展出了“专制制度的总设计师”韩非子?这是有历史逻辑在其中的:我们走向中华帝国的时代。原来的王权时代,社会主体是宗族;到了秦汉以后,帝国时代的社会主体是家族。秦汉以来的两千年,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各大家族斗争的历史。
  不论宗族还是家族,前现代社会的主体是没有个体性的。西方其实也是这样的。家族的荣誉高于一切;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是没有独立价值的;每一个人都随时准备为家族的荣誉而牺牲自己,例如家族复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就是前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冲突,家族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冲突;两个时代的不同主体性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伦理上的严重冲突。
  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社会主体也在发生转变。这个逻辑也是非常简单的: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市民生活方式,市民生活方式必然伴随着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市民观念的出现。所谓“走向现代性”,最简单的现象,比如说,你们大家毕业以后,是不是能够买得起房子?这就是现代化伴随的城市化问题,也就是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这个过程,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发生得很早。在西方,文艺复兴是在商业最发达的城市社会佛罗伦萨。在中国,这个过程也早就发生了,我把它叫做“内生现代性”。很多人以为现代化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不能解释:为什么西方列强还没有侵入中国之前,中国儒家内部就发生了像黄宗羲那样的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就发生了像戴震那样的对“以理杀人”的批判?这是儒家内部的事情,与西方的侵入毫无关系。那是因为当时中国城市的发达、市民生活方式的出现。比如晚明社会的城市,要比佛罗伦萨发达多了。现在有统计研究,当时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都在中国。所以,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现代化伴随着城市化,城市化伴随着市民生活方式,伴随着市民的观念。
  这就是自由主义儒家的生活渊源和社会基础。所以,我去年办了一个会议,主题就是“重写儒学史”。[16] 现在写的儒学史,完全遮蔽了这些东西,完全遮蔽了生活,完全是在进行概念游戏,所书写的是假的历史,是哲学家在那儿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所谓“宋明理学”以来,真正的儒学史是中国的内生现代性导致的儒学史。儒学的自我转换早就开始了,只是后来不断地被外族的入侵所打断。三次大的外族入侵——元代、清代和近现代的,不断地打断这个过程。这就是李泽厚所讲的“救亡压倒启蒙”,结果是内生现代性的观念转型不能自我完成。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是个体性的观念,就是individualism——个体主义。这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比如冯梦龙的“三言”“二拍”[17],就相当于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现代性观念的建构。举例来说,那里面有很多爱情故事,那么,什么是“爱情?”爱情是两个独立自主的、单子性的个体之间的事情。前现代的家族社会、宗族社会是没有“爱情”观念的,不可能有,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个体性。冯梦龙还有一本《情史》,里面专门有一编《情外类》是讲同性恋的,但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和同性恋,而有前现代的情况。[18] 我这是举例来说明,现代性的个体主体性,最突出的一种表现,是在爱情、婚姻、家庭这些问题上。
  总之,前现代社会,在王权时代,宗族家庭是社会主体;在帝国时代,社会主体是家族家庭;而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体并不是现代的核心家庭,而是个体。
  以上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自由主义儒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
  五
  我现在讲第二个大问题:以上这些历史和现实情况,怎么可以和儒学联系起来呢?
  我首先讲一下最近余英时讲的“死亡之吻”的问题。关于余英时这个人,以前我在川大教书的时候,我跟我的学生讲:我从来不读余英时的书。结果他们也就不读。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不完全对的。余英时的书,是汉学(sinology)的思维方式,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不读他的书还是对的。但是余英时还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今天的儒家成了一个“游魂”[19]。意思是说:儒学是一种精神状态——“魂”,它原来在前现代社会,从汉武帝开始,是依附于帝国的制度的,就像干春松讲的“儒家的制度化”、“制度的儒家化”[20];但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以后,那一套制度性的东西,包括家族制度、皇权制度,全被推翻了,儒学就成了“游魂”,就是“魂不附体”了。“游魂”毕竟灵魂还没有死,可以重新投胎啊。最近余英时批评大陆新儒家,说他们把自己搞得“魂”都没了:与政治权力结合,是“死亡之吻”。余英时这个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并不真正理解儒家。
  儒学关心的是“礼”的问题。什么叫“礼”?你们读“十三经”的《周礼》,它是对整个中国这个群体、这个社会共同体(community)的一整套制度建构、制度伦理,我把它叫作“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人类群体生活是需要秩序的,于是就要制定一套规范,这些规范有的可以是制度化的。《周礼》就是做这件事的。[21] 中国传统话语里的“礼”,最广义、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这个意思:举凡人类群体生活的一套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就叫做“礼”。我们平常讲的“礼”只是指的“礼仪”,这也没错,但礼仪其实是表面的,礼仪是“礼制”即制度的形式化体现。礼仪体现的是一种人际关系,例如谁应该站哪儿、谁应该坐哪儿、谁应该先发言等等,体现的是一套社会关系。礼制又是“礼义”的体现,这个问题,我待会儿再说。我这里再强调一下第一层意思:所谓“礼”就是整个一套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即群体生存秩序。这是儒家真正关注的东西。
  但是,“礼”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只要是群体性的生活,就一定有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否则就是乌合之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由主义   儒家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980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8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