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8 次 更新时间:2015-06-26 10: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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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1978年以来的中国国内转型与国际体系转型具有共时性与相关性意义。在提供一种国内—国际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国内转型的国际体系因素以及国内变迁对对外关系转型之影响的同时,作者还分析了中国国内转型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认为国际化带来的国内—国际利益联系维持了过去30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关系。随着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进展,这种合作关系在将来可能受到考验,存在潜在的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7)11—0006—08

  

   一 引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接近30年的路程。30年渐进偶尔激进的改革(特别体现在经济领域)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带来巨大的调整与变化,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政府的经济功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大,经济领域的自由得到充分而又相对有度的释放,社会阶层与利益团体呈现多元与多样的格局。与此同时,因为国内变迁与进步,对外关系的手段、渠道、方式以及范围也发生了独特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转型与进步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同学科的理论正在给予中国转型的万象以近似或者相异的解释,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在如何理解中国外交转型问题上也贡献了自己的理论与智慧。① 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变迁与转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象,对它的把握首先脱离不了中国30年政治经济变迁的国内小背景,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照顾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国际体系)发生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两种背景下的体系转型不是孤立而是相关的,彼此互动,既有相互适应、调整与契合,也有矛盾、抵制甚至冲突。本文结合国际体系与国内变迁理论,从政治经济学视野解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关系变化的根源,同时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走向给予一定的理论解答。

  

   二 研究的方法与国内—国际的分析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前,政治理论至少因为两个领域的自相隔离而难以产生大的突破与迈进。其一,政治科学理论一直自囿于国家范畴,满足于将公共事务治理放在固定边界下的国家体制内考察,对国际的介入变量则多为忽视,国际变量最多也就被视为参照因素而已。更为严重的是,政治理论一直缺少国内—国际的整体理论模型,无法解释国内社会中出现的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力量向内作用而产生的诸多新现象,从而出现理论退化的趋势。表现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政治理论一直只被看做是国家理论在全球范围的运用或者放大,而对外关系则在多数情况下被视为国内政治经济的简单延伸而已,至于利用完整的国内——国际结合理论阐释国内政治经济或者对外关系,这类研究则极为缺失。② 其二,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前,国家—市场或者权力—繁荣这组关系很少被纳入到政治经济学范畴来考虑,而且,国家与市场大多被置于相互取代的逻辑中,制度安排与国家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被割裂了,国际权力结构以及全球投资与贸易体制安排对国内结构的重组效应在政治学研究中受到极大的忽视。比较而言,随着80年代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国家—市场关系在研究中的自相隔离现象得到改善,因此也激发了理论研究的突破与进步。③ 不过,就提供一种完整的国内—国际分析模型来说,政治理论至今并未出现大的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建立一种较为完整的国内—国际分析模型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建立这样的模型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与趋势,也便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国内变迁与外交转型,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它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1978年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有关国内—国际分析模型的要点如下:

   第一,在特定历史时段中,国际政治权力分配与全球生产/贸易格局结合在一起所构造的政治经济结构,或者我们一般所说的国际体系,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调整的压力。有三种打通国内—国际界限的传导机制,它们分别代表着国家、市场与社会层面的作用机制,一是政治权力,二是价格运动,三是人口及与其相关的跨国社会运动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传播。在国际社会结构中,国家总是处于特定的关系性权力与因果性权力网络中,政治权力通过劝说、威胁、惩戒、制裁甚至战争等手段最终改变特定国家的政策选择与利益诉求。在自由竞争或者较少国家管制的前提下,借助于投资、贸易与商业网络以及原材料、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又会迅速传递到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中,内化强度和传递的速度与特定国家市场开放程度以及其国家—市场关系模式相关。同样,人口的跨国流动与跨国社会运动使观念和意识形态流动无所不在,并进而会在国内变迁与对外关系调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④ 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这三种传导机制的代理者分别是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在国内——国际之间扮演沟通行为者的角色。⑤

   第二,国内—国际分析模型假设全球层次的权力—生产—意识形态的分配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的选择与走向,而不是相反。所以这么说,有两个原因,世界性的权力—生产—意识形态的分配结构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的重组或者再组效应,从比较政治经济学角度讲,既可能由于模仿效应而导致各国公共政策选择的趋同,也可能由于国内抵抗因素而出现公共政策选择的趋异。⑥ 笔者的模型从利益与理性角度假设,最终的趋同或者趋异效应取决于世界性权力—生产—意识形态在国内所能获得的利益集团的支持或者反对的程度,国内结构当然也是重要的,它提供了外源力量在国内活动的制度框架,但是国内结构并不是静态的,而且国内结构本身会由于利益集团的组合与分化而改变。另外,在世界性权力—生产—意识形态背景下各种力量在国内博弈的结果又决定国内变迁的方式与方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的“各种力量”并不局限指传统的国内利益集团、政党、社会团体等集体行动组织,在国内—国际分析模型中,在国内活动的各种力量还包括越来越多的跨越国界的集体行动组织,例如跨国企业联盟、商会、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而且这些力量对国内政治经济议程的决定作用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第三,国际体系因素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会从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围墙被拆开,国际体系力量就会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⑦ 以回溯的观点看,1978年以前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在与国际经济力量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但是1978年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在中国国内变迁中开始占据显要地位。⑧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对中国而言,国际体系具有很强的刚性,这种刚性通过定义国际体系的核心概念国际制度体现出来:(1)当代国际制度大部分是按照自由主义理念设计的;(2)国际制度本质上是在多边主义原则上运转的;(3)一些国际制度具有重要的分配性含义,它们承担着国际体系中重要的价值分配功能。⑨ 因此,至少在初始阶段,在中国不大可能改变体系特性的前提下,体系力量对中国国内的塑造作用要更大。

   在国内—国际分析模型中,本文并不认为全球性的权力—生产—意识形态在与国内的较量中已经完全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从而使传统的建立在国内基础上的政治经济理论过时了。然而,本文显然不接受司空见惯的说法,认为外交与国际关系只不过是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的对外延续。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呈现一体化的趋势,尽管速度很缓慢,有时甚至还会出现退步,但是这种趋势值得我们跳出传统的政治经济理论,从全球层次审视国家内部的变迁。

  

   三 国际体系与中国国内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在生产关系层面上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二是近年来发生在体系层面的制度性变革进程。苏联解体对全球性的权力—生产—意识形态的分配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球权力分配由过去的两极阵营对抗结构转向美国为主导的单极结构。从生产意义上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东欧国家集团遭遇失败,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俄罗斯东欧国家的震荡式实验与大范围的推广,市场导向的经济模式在地理范围上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在意识形态或者观念上,自由民主以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其强势和支配地位。如果从资本主义以及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来定义当前国际体系的话,8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变化并不涉及制度性内容,更多的只是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在范围上的扩大与延伸。⑩ 新近的国际体系变化则发生在制度变革领域,更多涉及实质性的体系安排层面。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悄悄撼动着既有的单极权力结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实践加剧着全球不平等与社会风险,既有制度安排越来越暴露出治理功能的不足,与此同时,全球公共意识的觉醒以及社团革命不乏对主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怀疑。显然,这次转型的核心从调整与改革既有国际制度安排入手,范围几乎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建立的所有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围绕制度改革的谈判、争执甚至冲突正在成为体系转型期世界政治的重要议程之一。

   中国转型需要放在国际体系变迁与转型的大背景下去考察。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时机选择上契合20世纪80年代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与经验使中国经受了1989年苏东剧变的考验,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与实践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对接,其进一步的结果就是中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大家庭中。王正毅在考察中国转型时,将1978年以来的中国转型分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非WTO国家向WTO国家转型三个阶段,这在时间序列上是准确的。(11) 如果从外延上看,中国转型经历了从自我孤立到渐进、局部开放,从全方位开放到融入国际社会以及最终“走出去”的过程。(12) 而从内涵上讲,转型在国内表现为从计划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行政集权体制到多元制衡体制,从国家主导到国家—社会关系的平衡,在对外关系上则表现为从革命、浪漫主义外交到务实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外交转变。(13)

   因此,在时间维度上,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的共时性意义。除此之外,两种转型在空间意义上还存在相关性,因而具有分析的价值。相关性之一是,中国在国家战略上选择与国际体系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国内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是适应有时甚至是顺应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规范与原则,因此,国内转型的结果与趋势并不形成对既有国际体系的冲击与挑战,两种体系具有对话的可能性。相关性之二是,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模式不再是改革开放前的独立自主型,而逐步演变为相互依赖型,(14) 权力、生产以及观念得以借助更多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在国内—国际之间得到流通,国内政策选择对国际体系因素变得更为敏感。当然,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也会注意到中国因素在国际体系转型中慢慢突出起来。因此,相互转型中任何一方承受的敏感性都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与双向的。

   那么我们如何为国际体系与中国国内转型的相关性影响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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