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中国与国际体系:寻求包容性的合作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 次 更新时间:2015-06-25 20: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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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当前国际体系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转型时期,国际体系积蓄了较大的向积极方向变革的力量,但也存在转为内向的可能。维护国际体系的开放,避免国际体系转向封闭,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是当今国际社会少数致力于维护开放包容国际体系的国家之一。参与国际体系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以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利益观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观念基础,以协商谈判的和平合作方式把握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以及扩大有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共同利益形态,都有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维持包容性的合作关系。

  

   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启示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是1978年以来中国内政外交展开的一个重要轴心。对这一互动进程的方式和结果,国内外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概括起来,有这样六种。第一种观点是崩溃论,认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会对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产生侵蚀性效应,最终导致中国的崩溃;第二种观点是威胁论,认为中国一旦挟自身庞大的规模进入国际体系,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中既有的运行规则和规范(也即国际制度),对国际体系产生破坏性影响;第三种观点是以融促变论,主张通过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逐步促进中国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第四种观点是脱钩论,认为参与国际体系使中国越来越受制于外部力量而失去独立性,国内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会迫使中国选择退出国际体系,重新回到封闭状态;第五种观点是相互变进论,认为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有助于中国国内的改革和进步,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道路的模式本身,也会以自身进步的经验促进国际体系发生创造性变革;第六种观点与第五种观点相似,即和平发展论,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持与国际体系的合作性关系符合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利益。

   上述观点各有支持,其中前四种观点随着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而时有起伏,均产生一定范围的影响,但都不能完全、准确刻画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全貌。总体上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始终致力于并维持了与国际体系的包容性合作关系,这一进程尽管偶有波折,但合作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主流。

   为什么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中,没有出现前四种观点所预测的结果,而是维持了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关系?有四个因素很重要,这四个因素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制度的,也有观念的。第一,中国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国内在改革开放上存在高度的共识,在参与国际体系的认识和实践上,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贸易,接受合理国际制度的约束而不是在国内政治中予以抵制,承认国际社会广泛的共同利益而非仅仅强调国家利益,支持对市场必要的国际国内监管,反对市场凌驾在任何力量之上,重视协商谈判而不是武力至上,强调文明对话而不是夸大文明冲突。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扩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具有契合性,两者的配合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交往提供了利益和市场基础。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可能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带来不确定性,对此后文再做阐述。第三,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维持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各国对多边主义、互惠、开放贸易方面的国际制度的共识大于分歧;全球化为各国创造的共同收益机会,抑制了各国内部的保护主义力量,促进各国国内政治给予开放国际体系以支持。第四,全球性问题的紧迫性上升,人类共同利益感加强。需要各国集体行动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在各国政治议程中相对上升,使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撇开国内政治分歧,在国际层面协调行动。

   这四个因素虽不是全部,但却是维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合作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包容性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以上四个因素至关重要的共同点,是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保持合作而非对抗状态。不是所有大国的国内政治都能与国际体系保持合作状态,也不是在全球经济中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其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就一定是合作性关系,两者是否合作可以通过许多指标反映出来,包括:国内法与国际法产生冲突时,是否更倾向于接受国际法的约束;合理国际制度在国内的批准和执行程度;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赖高低;国内市场的进入难易和开放程度;对非同质文明和意识形态是否宽容和尊重;是否存在自我约束机制,评估国内公共政策的国际负效应;等等。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国际体系演变带来了历史性的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影响有:第一,中国的发展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利益相互包容,不可分离。尤其是中国海外利益的延伸和扩大,促使中国的内外政治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问题史无前例地需要放在内外政治统筹的背景下去思考,内外政治的高度协调,使“脱钩论”既无现实基础,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第二,在认识层面,与国际体系的良好互动,还带来中国的世界意识的复苏,也即从传统比较局促的地域意识,向宽广的世界意识转换。世界意识与传统的天下意识是有区别的。过去的世界意识是朴素的天下意识,在时间和地理上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导致“天下之大只有中国”的狭隘意识;今天的世界意识则是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和时间维度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前途,从过去朴素的天下意识,从当前的民族复兴意识,创造性地向更为开放和包容的世界意识转化。有了宽广的世界意识制高点,中国的内政外交才具备在更大格局下展开的可能。第三,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没有采取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方式进行,这在500年人类现代化史上是个奇迹,没有文化的和平属性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约束的优点,是解释不了这一和平进程的。第四,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进程中,并不谋求主导国际体系,也不试图打破国际体系,中国本身是以和平方式,从体系外国家转变为体系内国家,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转变为国际体系改革的贡献者。中国通过更为主动、也更为进取的态度,发挥自己在国际体系建制、改制、转制过程中的作用。第五,中国模式构成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其中所蕴含的发展经验和制度文明,为国际体系中新兴国家和后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参考。

  

   转型期国际体系面临的问题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际体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受过一些事件的考验,包括苏联解体,中国在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美国在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欧盟内部一体化和反一体化力量的此消彼长,南北问题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不足导致频繁的国家失败现象,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生态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我们思考未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时,值得注意。

   第一,保护主义以及带有内向倾向的观念力量在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中有所上升,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一体化与反一体化、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力量之间的对立有所强化,短期来看,没有任何一方力量可以占据绝对优势,但后面一类力量的活跃增加了国际体系走向内向和封闭的可能。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支持开放国际体系的国内力量在许多国家受到削弱。趋于内向的政治力量在一些国家表现为活跃的政治保守主义、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自我中心的问题解决思维、对来自新兴国家竞争能力的担心和警惕、对多边合作和国际组织的抵触以及信任的降低。受制于国内议题的压力,尤其是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的政府财政危机,各国在国际层面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下降,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动力有所削弱。从世界政治经验来看,走向封闭的国内政治无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不利于国际合作的开展。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重要稳定作用的大国,更需要将内外政治统筹起来考虑政策制定,而不能完全从自我立场出发寻找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以避免国际体系走向封闭。

   第二,建立在物欲扩张和利润最大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尤其是英美市场经济模式)受到批判和质疑。国际监管和国内监管的呼声上升,脱离国际和国内监管的市场再次被证明会危害国际和国内秩序。另外,在危机状态下,监管型政府成为比较普遍的国内选择。国际社会长期忽视对跨国公司、国际垄断企业、跨国金融资本的监管,过快的全球化与必要的监管力量之间出现不平衡。国际体系在形成配套的国际制度对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方面,存在明显缺陷。金融危机以来,更为强调社会责任的社会型企业(social enterprise)模式开始受到鼓励。人们对监管达成共识,对社会型企业的发展前景寄予期望,但是这种诉求遭到那些建立在财团力量基础上的国内政治制度的强有力抵抗。

   财团—军事—政治权力相结合的国内制度,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威胁。国家权力控制在财团手中的政治制度,其扩张性要远远甚于财团力量驯服在国家权力下的政治制度。对一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家来说,其政府的国际责任与国内责任严重失衡,而在国际体系内,则缺少必要的国际制度对政府公共政策域外负效应进行评估、干预和监管。三权分立制度暴露出在国际交往中责任的推诿现象,政府的国际政策变得难以捉摸、不清晰、不确定,是全球集体行动低效的国内根源之一。许多国家内部改革由于坚固的利益集团阻碍,几乎寸步难行,创新和进步力量受制于社会僵局,这种局面既削弱了国际协调和集体行动的国内支持基础,也降低了国际集体决策在国内执行的效率。

   华盛顿共识暴露出贪婪的、不受节制的资本力量对国内秩序和国际体系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建立在私有财产竞争观念基础上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人类秩序模式。随着市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减弱,世界思潮出现更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模式上出现更多的选择,识字率的提高和信息的扩散,带来发展中国家文化自觉、自主意识的增强,“去西方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影响力在扩大。中国模式在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方面的制度文明,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西方对中国未来成长担心的不只是物质力量的积累,更深层的是中国成功背后的制度和文化,可能对过去几百年来西方组织国际秩序的价值信条以及由此衍生的软实力所产生的挑战。

   第三,在国际体系内,中国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些国家内部保护主义力量之间的摩擦,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海外经营,与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但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跨国企业之间的磨合,变得敏感。

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原则。按照市场原理来组织经济生活,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不同的文明区域内,都曾盛行。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一直将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权紧紧拴在一起,认为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没有市场经济,甚至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没有经济增长,其实,两者的结合只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事,例如,在东方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市场经济与公有财产观念长期并存。资产阶级革命在内外政治领域产生了两大结果,一是内部确立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二是确立暴力垄断机构民族国家,用以在内外政治中保护私有财产权。在主张私有财产权至上原则的民族国家内部或者它们之间形成的“国际体系”中,法律——广义的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重要功能之一是保护私有财产权。所以,私有财产权与市场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只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流行起来的。此制度安排对近代国际体系产生了一个重大影响,也就是财产私有造成的彼我对立、竞争和冲突,广泛出现在人与人之间、人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政府之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会自然产生国际和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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