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国际政治学要突破国家和学科两个边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 次 更新时间:2015-06-25 20: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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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 (进入专栏)  

  

   最近几年,人们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其他学科的学者作出的国际关系思考,丝毫不输国际政治科班学者,这使人们开始怀疑国际政治的学科训练质量,乃至直接发问:国际政治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当代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一个变动时代,社会科学家碰到的一大痛苦,就是越来越觉得常规知识不足以解释日新月异的现实。

   其他学科频频“入侵”国际政治学

   学者们受到制度化学科体系的训练或者束缚,其掌握的知识大多与恒定状态下的事件有关,要让其放弃或告别常规知识,重新接收新的知识和现实,以适应变动时代,极为困难;而且学科体系一旦专业化和制度化后,就会形成一个学术产业,进而产生强大的既得学术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也会设法阻碍学术议程,不愿直面社会变革。同时,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旧知识无力对新现象提出解释,这意味着一批学者可能失业,而新的知识体系又没有建立,从而在学者阶层中产生一个知识真空,一个社会一旦失去核心知识的支撑,学者也会因此而产生挫折、痛苦甚至恐惧。

   这种状态在不同学科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值得我们格外注意。国际政治学是为中国走向世界性大国提供知识储备的一门重要学科,其学科独立性不容置疑。我这样说,不是因为自己是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所以强调这门学科的重要性,这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参与世界事务进程的需求所致。当然,国际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自身也存在危机,最近几年,人们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其他学科的学者作出的国际关系思考丝毫不输国际政治科班学者,这使人们开始怀疑国际政治的学科训练质量,乃至直接发问:国际政治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社会科学的解释力受主权边界的限制

   我个人觉得,这门学科的危机与人们固有的两种边界观不无关系。所谓两种边界,一是主权国家的边界,二是近代以来专业分工产生的学科边界。这两种边界观限定了国际政治学科的训练范畴,某种意义上也制约着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

   现在流行的社会科学门类是随着近代国家兴起而产生的。近代国家的核心内容是排他性主权,有了近代国家,才有了边界的观念,而近代以来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律等学科体系,正是围绕国家理论构造起来的,它包括意识形态、宪政体系和国家治理结构等。这几大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由概念、原理、规律所构成的各自知识系统,甚至所运用的方法,往往只有放在主权管辖的边界范围内才有效,其解释能力一旦超越管辖边界,效应会大打折扣。

   以经典的民主理论为例,民主理论认为民众的约束和上层制衡机制,会使民主国家对内节制、对外爱好和平。这就是一度流行的“民主和平论”思潮。实际上,统治者在国内遵循民主原则与其在国际上采取专制行为并不矛盾,它在国内受制选民,但在国际上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而且,选民面对统治者的国际专制行为,常常漠不关心,有时为了自身利益甚至纵容统治者对外发动战争。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被视为民主样板的很多国家,其国内福利依赖内外利益输送机制,如果缺少外围世界的利益回补,其国内民主制度也会出现问题。但问题是,国际上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来遏制这种利益回补,既有的制度甚至强化这种回补。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关系迫切需要民主化道理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多政治学理论至今仍然只是国内政治的理论。

   经济学也一样,在国家边界范围内,那些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关系被认为会导致相对不被扭曲的价格的出现,但是这种最简单的价格机制一越过边界,到达国际市场,就会走样。强国和国际垄断公司都会扭曲市场和价格,而其他力量对此无能为力。微观经济理论(产权、价格等)的有效性只有在国家管辖的边界范围内才有意义,宏观层次的财政和货币理论也一样,在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处于管辖外的国际约束力量时,其效应也会得到抵消。法律科学更是如此,它严重受约于管辖权界限,尽管国际法出现明显的趋势,开始对国家内部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但是两级(国内和国际)法域的存在以及之间的冲突,仍然是迈向法治的极大障碍。

   以上事实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存在一个亟须整合的学科,来对由于国家管辖权的存在而被分离出来的国际领域的广泛问题(例如公平、正义、冲突、制度、跨文化沟通、法治、问责、跨国社会运动、国际移民等)给予解答。就我个人的理解,这类问题而非仅国家间关系才是国际政治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当然,这类问题可以放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互动的三种形态下考察,一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分离,二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合作,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一体化。

   开放的学科最有活力

   我们知道,每个学科都有独特的概念将自己保护和封闭起来。我们越强调自己学科的独立性,实际上是越想有一套东西将自己保护起来,将自己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这是学科不安全感的表现。一门学科一旦独立出来,就会形成一个学术产业,有了学术产业,背后就会有利益,就会制度化,就会封闭化,就要用固定的概念去训练学生。学科制度化以后,会将非科班训练的学生排除在门槛之外,它对陌生人的闯入总是保持警惕。

   开放的学科最有活力。一门学科需要与其他学科交流,而不是自我封闭,这样才能保持常新常青。现在各门社会科学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单个学科不能垄断和穷尽特定的专题研究,对专题研究如果不置于一个更高的知识系统或者借助更开阔的学科视野,总有言犹难尽的感觉。国际政治学者之所以感叹其他学科学者也能很好介入和闯入国际研究主题,原因正在于此。这是传统学科的危机,同时也是学科新生的机会。

   王希先前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介绍了美国公共史学研究,个中关于公共建筑的历史记忆研究,就涉及建筑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等学科。涉及多学科的专题研究很多很多,如自杀、中国政治中的县、国际散居社会、国家建构、深度区域研究等等。这些专题研究打破了学科边界,对传统以学科边界为基础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形成了挑战,进一步言之,它也是当下中国科研体制实施创新的方向之一。国家各种研究基金的立项在保留学科分类立项之外,完全可以单列跨学科的专题研究类,鼓励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对同一主题展开研究。

   多学科专题研究对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新问题。现在的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课程大多局限在国别和国际关系理论上,受学科边界的限制较大,能够促使学生创造性思考的个性化课程很少,诸如国际经济史、国际公法、国际沟通、跨国社会运动、比较区域研究、全球伦理、群体行为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等课程,一般也被排除在国际政治专业训练之外。而且据我观察,大部分学校国际政治研究生专业连中国政治或中国政治思想史这种课都没有,实在是个缺憾。所以,国际政治专业训练在核心课程、交叉学科课程、专题研究课程上,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

   国家的边界和学科的边界都是我们人为制造的,我们习惯于在边界范围内思考,而不愿意越过边界。打破国家边界,不是说否定主权国家的意义,而是说要从内外政治结合的角度,从全球的视野研究国际政治;打破学科边界,是要以开放社会科学的态度,吸收多学科知识,开拓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多地为其他学科引用和重视,并能引领其他学科共同探讨特定专题,其学科话语权自然就上升,否则,它就只能是其他学科的延伸,处于其他学科的从属地位。

  

   原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京)2010年第71期 第C③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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