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亚投行是一场复杂的博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 次 更新时间:2015-06-25 12: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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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  

  
  伴随着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出炉,亚投行的筹建也迈入了更为关键的阶段,有关章程制定,亚投行决策机制,股份分配等问题都将讨论产生,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每天在博弈,而这种情况,恐怕要持续到章程签署。
  尽管未来亚投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起码目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亚投行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亚投行博弈对中国有哪些启示?曾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十年的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汤敏近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解答以上问题,并以《亚投行的博弈》为题发表演讲。观察者网整编如下与读者分享。文字未经作者审核。

  
  是亚洲的胜利 也是中国的胜利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开创了由中国发起,由中国主导推动的第一个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从这一点来说,应该是亚洲的一个胜利,也是中国的一个胜利。当然,围绕亚投行的创建过程,也是有着很多的博弈。
  根据今年早期的报道,当时好像认为所有的发达国家,几乎都不会申请进入亚投行,而从今年3月开始,由英国率先开始申请加入亚投行,而后像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国都纷纷申请加入亚投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从国家的数目来看,远远超过了我们当时的预期。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了17年,1989年,当中国加入亚行两年以后,我就成为了亚洲开发银行的职员,那时候,从我们自己,到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对这些国际金融组织还是一个学习、掌握、消化的过程。
  20年过去了,没想到,中国今天能够主导成立这样一个国际金融组织,作为我来说非常感慨,一方面这说明整个的世界金融、经济的变化,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绩。
  那么亚投行为什么能成功?亚投行成功创建之后,未来它的运作过程中,还有哪些挑战?而又怎么去应对?最后,亚投行带给我们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今天我想就这三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探索,来探讨。
  第一个问题,亚投行为什么能成功?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一件事情能够成功,一般要有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天时,第二个因素是地利,第三个是人和,从天时来看,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世界金融的结构,正需要一次大的手术,一次大的变革。

  
  天时
  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70年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当时全世界的政府都派官员到美国去参加讨论未来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的结构应该是什么。
  当时英国派了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拿出了他的一整套方案,中国的孔祥熙也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中国政府也拿出了一套方案,但结果在这个会议上,还是美国财大气粗,最后采取了美国的方案:一是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跟黄金挂钩,然后其他各国的货币利率跟美元挂钩;第二是成立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世界银行,第三个是国际贸易组织。这三大组织在而后的70年里对稳定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应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到今天看来,这70年间造就的世界经济的结构,所产生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些安排,已经暴露出很多的弊病。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发现,美元“一币独大”,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又是以它本国的利益为主要出发点来推动的,这与它在世界经济中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第二,像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国际组织是主要由美国引导、美国主持,美国甚至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都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安排也暴露出很多弊病,因此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都需要一些革新,需要一些改革,那么我们的亚投行应运而生。

  
  地利
  从地利的角度来看,亚洲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而在快速发展阶段的最大瓶颈就是基础设施。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过一个预测,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需要太高要求,只是要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需要8万亿美元的投资。每年就是8千亿美元。
  这一资金需求非常大,而各国拿不出这么多钱。有趣的是,亚洲其实不缺钱,到去年年底,亚洲国家外汇储备有7.3万亿美元,占了全世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一方面我们基础设施非常缺欠,一方面有很多钱没用上,那么这里头就缺一个机制:怎么样把外汇储备变成投资基金,怎么样能安全地有效地把它投出去,从而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说亚洲的钱用在亚洲,那么这也需要一个机制。
  人和
  从人和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增长了30年,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中国的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去。去年,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就有1200亿美元。12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亚投行法定资金的1.2倍,而这笔钱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就投在亚洲。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一个安定的繁荣的快速增长的环境,那么也就是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表现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或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效率。
  因此,怎么样让亚洲国家能发展得更好,政治更安定,经济发展得更快,这也是跟我们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更加上基础设施投资本来就是中国的强项,那么把这个结合起来,把亚洲的需要、世界对金融机制改革的需要,和我们中国本身自己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应运而生,就是一个最好的抓手。

  
  亚投行运营存三大挑战
  当然,我们常说,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而亚投行到目前为止,也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因为我们刚刚筹建出来,筹建的情况比较好,但未来的路还非常的长,在这里我认为至少有三大挑战:
  运营挑战。亚投行筹建成功了,它怎么运营?它的机制是什么?怎么样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能把钱很好地贷出去?怎么把57个国家以及可能更多参与者的利益诉求摆平?怎么样让国际社会现有的忧虑(或者说美国、日本一直在诟病和担心的)——比如说亚投行的环保标准不高,反腐标准不高——变成一种多余,这都需要我们拿出一个很好的运行机制来。
  关于这套运行机制,我们可以首先采取“拿来主义”。因为世界银行已经运营70年了,亚洲开发银行也存在五十多年了,它们在过去的长期发展中已经积累了很多有效经验,有很多好的规章制度,咱们先把它拿来,把它稍微改革一下,我们就可以先用着。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拿来主义”。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创新的挑战。我们现在把它这套机制拿来还不够,我们还要进行改革,要改善。我们并不是想颠覆目前的这套机制,但是我们要改善它。
  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等国家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很多诟病,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庞大的国际官僚机构。为了反腐,为了平衡各国利益,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细节,很多很多规章,这些规章就造成了运作效率非常缓慢。
  我曾有一段时间在亚洲开发银行负责规划工作,比如说一个国家向我们提出说,我们需要某个政策,需要一些好的建议,你们能不能找一些专家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建议?亚州开发银行有一个专门的技术援助项目,是赠款的,但是从立项到把项目设计好,再到把国际专家找来,国际专家再研究,最后出报告,往往都要三到四年时间。
  三到四年前提出的问题,三到四年后才能给答案,很多国家连政府都换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都是新的问题了,这样效率就很差。所以能不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里头进行一些改革?
  还有,在亚洲开发银行里有执董会,各国都要派代表,有的是几个国家派一个代表,长期待在亚行。事无巨细,都要通过执董会的批准,这也造成很多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一点能不能进行改革,我觉得对亚投行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此外,在这些创新里面,我们亚投行提出来,是要做一个准商业银行,它要介于原来的纯政策银行,跟商业银行之间的一个机构。特别是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极大,一年就八千亿美元,而亚投行现在只有一千亿美元,还得分好多年才能投下去,所以这点钱是不够的。怎么样用亚投行的一些小钱去四两拨千斤,从而把民营企业的民间资本引进来,这就需要智慧,需要机制。
  现在大家都在谈的PPP就是公私合伙制,把政府的钱跟民间的钱结合在一起。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一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资来说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一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期需要20年到30年,20年、30年已经换了好几届政府了,以前政府承诺的比如回报率等等,过了好几届政府它就不承认了,所以对于民间投资来说风险非常大,所以怎么样建立一种机制能减少这些风险也需要智慧。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世界,现在我们谈到互联网+,那亚投银行能不能用“互联网+”的思维来重新设计?能不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现在都谈众筹,把大量的小规模投资最后聚集成一大笔钱来进行投资。
  还有,怎么样把电商这些新的东西带进去?这些都需要创新,而这种创新就需要我们亚投行,要以跟过去其他金融机构不一样的方式运作。
  还有一点我们称之为打“组合拳”的问题。中国有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但是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修好路,就一定能致富”。因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们的市场已经建起了,群众已经调动起来了,所以把路修通人们就能致富了。但是这个用到别的国家是不是一定成功呢?很难说。
  比如说70年代咱们去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建了坦赞铁路,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像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用不好的话,甚至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基础设施投资做到有效呢?这就得把企业结合起来,把产业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经验就是如果路修好了,产业发展起来了,那么路又能起到作用,产业可以发展的更好,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么在亚投行的未来,在亚洲的基础设备建设过程中,能不能顺便把产业带进去,能把亚投行的投资跟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结合起来,这样既在当地把路修好了,产业也发展起来,就业也好了,这样双方都会得利。
  怎样把这个当成一个组合拳推出去,我觉得这些都需要有我们亚投行的机制创新。


  防风险是第一要务
  最后一点,亚投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防风险是它的第一要务,这里头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包括运营的风险:项目设计好不好,路修得好不好,质量高不高,这个国家还得起钱还不起钱;还有国家的风险:国家突然发生政变了,突然发生经济危机了,还不起钱了。
  比如90年代初的缅甸,当时缅甸找亚洲开发银行借了很多钱,后来缅甸军政府上台,西方国家对他进行制裁,缅甸政府就说我不还钱了,所以缅甸政府在很长时间内不还亚洲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的钱,这就产生很大一笔坏帐。
  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再发生?像最近的希腊经济发生很大困难,所以它也很难还国际组织的钱。怎么来防范这些风险,怎么设计一些好的机制来防范这些风险,对于一个金融组织来说,你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亚投行注册资本说是一千亿美金,但实际上这些成员国只有20%的实缴资本,也就是说亚投行真正的资本金大概只有两百亿美金左右,剩下的八百亿(美金)是通过到资本市场发债和筹资获得的。
  机构的信用就变得非常重要,像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都被评为三A评级。你有那么好的信誉,你的利率自然就低,你再把钱借给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就比较低。但如果你的运作有问题了,国际评估机构认为你有风险,把你降级,那你的发债成本就会高,你贷出去的钱的利率就会高,你的信誉就不高。
  所以怎么样来创造和保护一个好的信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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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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