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政改闯关考验香港民主品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15-06-25 09: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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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聚焦特首普选的此轮香港政改是回归以来香港民主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其成败与否不仅事关香港自身的民主化发展,也事关始于中英谈判期间的一国两制及其法律载体基本法的治理实验前景,更关乎中国整体化的国家建构与治理现代化进程。
  特区政府于4月22日公布了各方关注的政改方案,正式迈出“政改五步曲”之第三步,香港政改走向立法会“闯关时刻”,香港普选面临重大而微妙的历史机遇。纵观整体方案,在法律上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的同时,按照“提名放宽,普选从简”的设计原则展开,基本做到了在中央限制性框架下的“充分民主化”。政改问责团队随即落区开展宣传造势,香港社会民意亦呈现持续走强支持“袋住先”的趋势,而中央政府近期亦频频表态支持合法落实特首普选,走出港式民主关键一步。
  民意在香港政治中具有某种独特的存在方式与意义。一方面,民意是唯一的超体制因素和力量,是民主政治的始源和基础,因此博弈各方均不敢明确回避或否决民意。另一方面,博弈各方又巧妙利用现代民调技术和网络媒体调查优势频繁塑造有利于自身立场的动态性民意结果。在6·22电子公投及占中前期,民意曾较为强烈地支持反对派的政治诉求与行动,但在占中运动诉求无望而香港自身之法治与经济秩序日益受损的条件下又转趋对运动保持距离甚至反对。正是民意的微妙转向助推了最终清场的顺利完成。后占中时期的民意总体上反对“流动占中”和更激烈的对抗行动,对中央限制性框架下的“袋住先”渐趋好感,而没有紧随反对派中的激进力量共进退。
  因此,尽管博弈各方各取其有利的民意结果,但由于香港自身的媒体自由与民调市场的多元化,某一时期就焦点问题的民调结果出入并不显著,因而此番民意反映出的“袋住先”固然是符合中央“循序渐进”推进香港政改的总意图,但也首先是香港多数居民对政改闯关的一般性态度,反对派需严肃认真对待。香港居民和反对派精英有着价值与政治利益的交集,但并不完全认同后者的行动策略,对政改闯关与2017普选后再优化亦有着自身的理解与接受逻辑。中央和建制派正是注意到民意与反对派的立场间歇而逐步引导民意走向稳健理性的轨道。当然,香港主流民意的这一走向并非主要取决于中央与建制派的引导策略,而主要取决于香港居民牢固的法治观念和理性务实的精神品格。当然,香港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城市,而不是一个过度政治化的城市,是一个懂得妥协和自我保护而非一味坚持刚性原则不知变通的城市,这是近代香港形成的一个“大传统”,政改周期中短暂的激进社运经验不足以改变这一城市性格与传统。
  不过,精英间的政治冲突依然严重并可能对最终的政改闯关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央港双方精英在特首普选议题上的战略思维与取向有着很大出入。对于中央而言,自回归以来的迭次治理危机甚至挫折(典型如2003年23条立法事件和2012年国民教育事件)推高了中央对香港管治权易手的深刻焦虑,从而使中央沿着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五部曲程序”解释以来加强中央主导权的方向进行逐步严密的宪制性程序建构和实质性政治意志输入,预期扭转治港中的话语权和实质控制权的弱势形态。对于香港反对派而言,对中央及其根植的政治体制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是殖民史观、西方普适价值观及西方干预策略多重作用的结果,其政治抗争的主要目标在最强意义上一度包含了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方面,但在最弱意义上则至少保障自身的“高度自治权”,实行“井水不犯河水”式的光荣孤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港独,但一定意味着拒绝大陆化和大陆体制的渗透控制。
  中央面对的是回归以来的迭次治理挫折、香港内部强大自足的法治与公民社会体系以及对西方高度开放的政治生态,深感国家大一统与安全的隐忧,而香港反对派面对的是中国国势上升及其强烈的国家主义整合与控制趋势,包括自身在政改议题上主导权与竞争机会的日益丧失。双方是在一种高度缺乏最基本政治信任与合作经验的条件下展开的、补偿各自政治挫折感并提升各自政治安全感的对抗与博弈。历时79条的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尽管没有根本撼动作为特首普选限制性框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但却取得了间接而积极的运动成果,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后占中博弈阶段反对派的原则立场,尤其是使得反对派传统精英的任何立场转换与妥协日益受制于经过广场洗礼的内部少壮派精英及外部的激进组织与青年学生力量。这是香港政改在后占中时期日益陷入僵局,“捆绑否决”之立场日益僵化却难以改变的基本原因。
  立场僵化包含了反对派对中央政治立场甚至操守的某种“不信任推定”,比如反对派议员、饭盒会召集人梁家杰就反复声称“袋住先就是袋一世”,体现出对2017之后普选再优化前景的深切忧虑。但是,以此种忧虑而加固“捆绑否决”的政治心理基础并无助于香港政改僵局的打破,也无助于香港民主的实际进步。港大陈弘毅教授就认为这一提法不符常识。
  深层的“不信任推定”一方面导致反对派不敢做出任何实质性妥协,不敢从“公民提名”的终极立场后退以便留出政治妥协的必要空间,另一方面也日益明显地反映出诉求无望的无力感与抗争路线转型上的深刻迷茫。后占中时期港大学生会退联事件以及港独组织化现象可视为香港社运转型的某种试探性动作,但并不为主流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甚至在内部亦存在严重争议。当然,转型路径有争议,对中央的“不信任推定”却是共享的,而这种不信任不仅是香港社运激进化的根本精神动因,也成为中央治港心理中挫折感和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
  伴随中央8·31决定及占中运动失败而来的是香港反对派的一种深切的政治挫折感及由此而来的广泛不合作、港独组织化、反水货客以及日益固化乃至于僵化的“否决政改”立场。反对派之不合作与抗争的焦点并不在于刚刚公布的政改方案,甚至不在于第二轮政改咨询,而始终对准中央的8·31决定,认定该决定“连落三闸”,在该框架下设计的任何政改方案均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满足其民主普选理想,因而便笼而统之地被归入“假普选”之列。同时,反对派的推理逻辑还表现为:占中运动失败已失一局,如果再勉强“袋住先”,则回归以来香港政治生态中反对派日益走强的政治话语权与主导性将被逆转,建制派与中央将获得更大的政治自信与力量来改造香港政局,“高度自治”将严重矮化。
  沿袭这一思路,反对派拒绝了后占中时期中央释放出的和解信号,多次捆绑投票否决的立场。不过,这一集体捆绑行为在占中运动前后尚可“同仇敌忾”,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政改方案且民意日益支持“袋住先”的强大压力下却逐渐难以保持攻守同盟。根据近期的政治观察,反对派议员中颇有温和理性力量反转立场的可能性。这一反转固然有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策略性措施影响,但就内在政治理性而言亦可理解。在穷尽社会运动与议会内拉布之反对性资源而仍然无法改变政改框架时,捆绑否决可以作为短期内巩固自身政治团结与接力施压的政治武器,但却不可能成为贯彻到底的一致立场,因为从反对派自身政治利益及香港民主化整体前途而言,一味否决并非上策。
  我们看到,就在特区政府公布政改方案的同时,《苹果日报》等反对派媒体加紧了对民主党的“批判性团结”,试图巩固捆绑否决的攻守同盟。这一颇为僵化的立场事实上并不符合反对派及香港民主的长远利益。不过,反对派内的温和理性力量亦需要足够的理由、智慧和勇气才能够部分说服党内成员并不惜政治代价做出立场反转。香港政改第三步,最精彩之处不在于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既定工作,不在于反对派中激进派与少壮派的一意孤行,而在于决定政改方案“生死”的少数反对派议员。民主是多数决,但关键时刻的民主却取决于少数人对民意和公共利益的超党派认知与追求。
  当然,这里存在两个层次的理性计算与说服。第一层次是中央和特区政府说服反对派整体或部分议员回归基本法与人大决定框架,在“合法”轨道内赞成政改方案并“循序渐进”地继续致力于香港民主的后续优化。这一层次的说服工作一直在进行且得到了香港主流民意和少数反对派议员的认同,从而构成香港政改闯关的一线生机。然而,仅仅具有第一层次的说服还不充分,还需要第二层次的说服,即反对派阵营内部的理性审议与反转。
  这需要温和反对派借助持续走强的主流民意、占中运动的间接成果以及香港民主利益的长期公式来进行智慧而艰难的说服。关于“袋住先”的香港主流民意,近期的政改民调可为凭据。在主流民意与党派利益发生冲突时,温和反对派有着较大的理由空间展开工作。当然,仅仅根据民意尚不足以充分说服激进派和少壮派。因为反对派整体的不合作来自于一种深切的政治挫折感,必须对这一挫折感加以可接受的解释与安抚才能够在政治情感意义上取得进展。同时,否决与否到底哪一种选择更符合反对派及香港民主长远利益,也是一个可以进行严格的内部理性计算与辩论的主题。
  对占中与反占中运动,尽管中央高调认定是一场”反占中”的胜利,但实际上作为一场严格的公民抗命,该运动尽管没有取得直接而重大的预期成果,却为香港民主化及香港价值争取到了一定的间接成果。这些成果包括但不限于:第一,超常规政治动员完成系统公民教育,为后续社会运动储备人才与经验;第二,运动中与政府首轮对话获取“继续民主”(2017之后继续优化)承诺;第三,法治价值的再确认与对内地的输出,即占中违法抗命在司法干预下退场,显示香港法治的第一核心价值地位,客观上向内地传递了“法治是个好东西”的经验性事实,有助国家的整体法治转型,从而为内地有序民主化奠定理性基础;第四,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成为新课题,这一再教育过程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互动,预期生成更坚实社会共识;第五,暴露“非忠诚反对派"、港独取向与国际干预依赖症的病理特征,有助于香港社会反思重建;第六,长远影响香港政治生态与未来立法会选举走向。占中是殖民史观与回归史观、国家主义基本法法理学与普通法自由主义基本法法理学、香港内部管治失衡与阶层矛盾激化、央港经济实力对比逆转与大陆化整合压力等多重矛盾冲突的产物,其爆发既不是可避免的,又不是不可调理应对的。这是香港回归以来央港关系的一次”最大高烧”,目前处于退烧阶段,温和理性力量在快速觉醒并趋于主导,而对占中运动间接成果的辩证认知与肯定亦可部分说服反对派转换思路。
  再退一步,算一算政改否决与不否决的民主利益。如果按照既定捆绑立场否决,其长期危害是根本性的:第一,2017年无法实现特首普选,2012年方案自动且无限期适用,政改遭遇彻底失败,没有赢家;第二,与特首普选实行程序捆绑的2020立法会普选无限期搁置,香港民主化进程整体停滞;第三,否决不能有效补偿反对派政治挫折感,反而激化其采取更加过激的对抗行动甚至港独实际行动,倒逼中央进一步收紧香港民主化空间;第四,主流民意可能产生激烈政治反弹,将政改失败归责于反对派整体,从而造成反对派政治利益和选民基本盘严重流失;第五,整个香港社会被裹挟进“过度政治化陷阱”,其国际商业大都市的法治精神与温和理性气质遭受压抑,很可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中落伍而沦为二线城市。相反,如温和反对派议员智慧而勇敢地展开积极说服与立场反转工作,则必为香港民主救星而载入史册,不仅有效回避了上述否决条件下的种种根本危害,亦可为香港争取到2017之后的民主优化前景。在反对派逐渐远离广场、回归理性与香港民主本位时,捆绑否决的根本缺陷就很明显了。
  这就凸显了此次政改闯关对香港整体民主化的枢纽性意义。如果反对派因僵化理解“不信任推定”而坚持“捆绑否决”,则特首普选和后续的立法会普选均告停滞,这一率性行为固然有力狙击了中央和建制派主导香港政治的总意图,但也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甚至冒着站到民意对立面的巨大政治风险,得不偿失。即便是为了政治基本利益的自保和实际支持香港民主进步,反对派亦应当理智而勇敢地超越“不信任推定”,先行收获有限的民主成果,在香港民主政治中先行引入直接而生动的500万选票力量,以此作为2017之后再优化的更优越基础。而且,如果反对派理智反转,2017之后再优化的政治责任便重新被推给中央,若中央迟迟不能兑现承诺,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亦给香港反对派以更大的政治资本和发展空间。反对派内部一定会日益清晰地分化出是否接受现方案的两种意见,由此也会导致闯关投票后两种不同的民主抗争一路:其一,袋住先,2017参选并接力监督中央兑现再优化承诺,为香港青年世代而不仅仅是自己争取更宽普选框架;其二,刚性“捆绑否决”,完全摊牌,彻底决裂,接着带领社运激进力量甚至港独势力展开无限制的升级抗争甚至暴力对抗。两种投票选择,两种民主化命运,实实在在考验着香港反对派的政治智慧,也考验着香港民主的理性品质。
  未来两三个月一定是各方势力聚焦角逐政改方案的最紧张时刻。过,还是不过,对香港民主乃至于香港长期愿景而言,兹事体大。政改闯关严格考验着香港反对派的政治智慧与勇气。希望固然在于官方和主流民意的联合期许与压力,但温和反对派议员的理性反转工作似乎更为关键。我们拭目以待并预祝香港民主成功迈出这一艰难而重大的一步,开启中国民主化的“普选之窗”。
  (本文原载《中国评论》2015年6月号,作者系北航高研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著有《香港政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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